【秋风】全面改革须扎根于文明复兴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08-22 16: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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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全面改革须扎根于文明复兴

作者:秋风

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8月下

时间:甲午年七月廿三

           西历2014年8月18日

 

 

核心提示: 中国需建立起有效运转的种种现代制度,以回应种种现代问题。但这些制度要在中国大地上有效运转、在中国人中间有效发挥作用,就须顺乎中国之民情,扎根于中国文明。

 


中国即将到来的大时代之基本主题,可用两句话概括:“全面改革,文明复兴。” 这两个事业绝非两不相干,相反,两者有密切关系。全面改革,目的是为了实现文明复兴。而这个目标反过来又框定全面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须有助于中国文明之伟大复兴。为此,新制度当具有中国文明属性。中国需建立起有效运转的种种现代制度,以回应种种现代问题。但这些制度要在中国大地上有效运转、在中国人中间有效发挥作用,就须顺乎中国之民情,扎根于中国文明。

 

为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应保持开放心态,积极理解、学习他国创制立法之经验;但同等重要的是,对我们的祖先过去五千年来艰苦卓绝的社会治理探索,当保持温情与敬意,探究、思考其中恒久有效的制度经验;更为重要的,要始终立足于中国之道,以构想中国式现代治理模式。

 

论社会治理经验之丰富,全世界各大文明,无过于中国。今日我们享有如此庞大的政治与文明共同体,也证明了中国人治理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技巧和智慧。这些有待于我们认真发掘,并予以创造性转用。这里谨举出几点:

 

第一点,风俗至关重要。制度很重要,但制度有正规制度、非正规制度之别。对于塑造优良社会秩序而言,国家可通过颁布法令等方式予以建立和调整的正规制度固然重要,社会自发形成的非正规制度同样重要。儒家向来重视的“风俗”就属于后者,风俗承载着社会主流价值,能于不知不觉中普遍地教化人、约束人。风俗的形成和维系有赖于精英的表率、社会教化体系之完善。应当说,打击腐败,初步改变淫靡之风,有助于塑造良好风俗。接下来,则应建立和完善社会教化体系,其中的关键是教育之更化:教育体系当教化青少年仁义礼智信等中国核心价值。

 

第二点,士大夫是达成优良治理之根本。儒家十分重视制度,但“为政在人”:改革期的创制立法有赖于改革者之智仁勇,制度之健全运转同样有赖于官员之公明廉耻。传统中国社会之治理主体是接受过儒学教育之“士大夫”群体,今日一些官员有知识而乏德行,当通过改革重建士大夫群体。重点还是立足教育,改革官员养成机制。

 

第三点,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单靠国家权力是无法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故儒家反对法家短视的国家主义,主张多中心治理的观念。关于“改革六十条”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总体改革构想,中国悠久的社会自治传统可为我们提供诸多经验。

 

上面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归根到底,制度变革需要价值支撑,全面改革须依托仁义礼智信等中国核心价值,新建制度须有助于恢复和维系普通中国人想象的美好生活。五千年来,中国圣贤思考、揭示了社会治理之大道,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社会治理经验。对这些应以温情与敬意予以发掘、创造性地转用。如此,全面改革才能嵌入文明复兴框架中,才有坚实的价值支撑,才有明确的方向,也才有可能成其事、见其功。脱离中国文明的所谓制度创新,不可能带来良好秩序。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