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一场与战争并行的生日庆典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09-18 13: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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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一场与战争并行的生日庆典

作者:吴钩

来源:新浪微博

时间:甲午年八月廿五

           西历2014年9月18日

 

光绪给太后的献礼

 

1894年,为甲午年,在大清是光绪二十年,在日本是明治二十七年。

 

从开春到盛夏6月份,大清国还算海晏河清、风平浪静。自鸦片战争以来连遭外辱的清王朝,在甲午战前的二十年里终于享受到一段难得的平静。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太平天国横扫东南的危机,已经是三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帝国如今正迎来令人振奋的“同光中兴”。

 

这年6月,一名来自岭南的年轻医生,辗转跑到天津拜见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陈告“盛世危言”,劝说李大人推动大清改革。但李鸿章对这年轻人的意见,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年轻人大失所望,奔赴海外。6月20日,日本发生了一场6.6级的地震,不过这跟大清并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星期前,天皇派了800名士兵进驻朝鲜汉城,半岛局势稍微紧张,但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

 


大清国眼下最关切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办好农历十月份慈禧太后的六十岁寿诞。早在两年前的1892年,光绪皇帝便下了一道谕旨,要求王公大臣积极筹办太后大寿庆典:“甲午年,欣逢(太后)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

 

太后的大寿,将在颐和园接受王公大臣与外国使者的隆重庆贺。随着十月寿辰临近,英国人濮兰德看到:从紫禁城通往颐和园的大道上,花环彩纸扎成的“贺寿牌坊”迤逦五英里长,沿途还设满龙棚、经坛、戏台、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受命特造彩绸十万匹;江西的景德镇被要求烧造大批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各种吉庆图案的餐饮具;粤海关领到一个特殊的任务:采办足金一万两,以供庆典之需。

 

光绪帝为什么要如此隆重操办慈禧的寿辰庆典?他可能是想向太后表现他的异乎寻常的仁孝之心。1894年太后尽管已经撤帘归政,但她依然是帝国最重要的人物,皇帝对她充满无与伦比的崇敬,——准确地说,那更是一种深切的畏惧。据后来的戊戌变法核心人物梁启超说,“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

 

六年前的1888年,十八岁的光绪帝大婚。慈禧给皇帝挑选了五位妙龄女子,让他从中择出一位立为皇后。光绪六神无主,说道:“此等大事当由皇爸爸做主,儿臣不敢自作主张。”太后告诉他:“皇上看中哪一个,就选哪个。”光绪相中了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但太后在旁边一声断喝:“皇帝!”让小皇帝吓了一跳,顿时明白了太后的心意,连忙选了太后的姪女叶赫那拉氏,立为皇后。

 

虽然皇帝在太后面前还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但毕竟已经成婚,大婚是皇帝的成年礼,意味着皇帝已经成人,可以亲政了。因此,在光绪大婚之后,太后结束了垂帘听政,归政于皇帝,退养于宁寿宫,间或小住于颐和园。宁寿宫为乾隆帝内禅后所建,是太上皇的居所。慈禧占了宁寿宫,显然是在暗示自己的太上皇地位。

 

事实上,归政后的慈禧,依然是帝国的核心,权力不亚于太上皇。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者请懿旨。”懿旨者,便是慈禧的一锤定音。英国人濮兰德说得更直截了当:“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光绪大婚的第二年,1889年,在大清国的东邻那里,三十七岁的日本明治天皇颁下《大日本帝国宪法》。立宪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天皇总揽权力的独裁获得了宪法地位。过去的天皇,类似于虚君、共主,实际权力掌握在藩主与幕府手里。明治年少时,恰好碰上日本“倒幕运动”的高潮,倒幕的长州藩武士与幕府军激战时,炮轰宫廷,吓得后妃们碰倒了一个染黑牙齿(日本皇室传统)的铁桶,流出的黑色铁浆的淬火与枪声混成一片,十二岁的明治竟被吓昏,瘫在地上。

 

这件事让日本的大臣们相信:“虚弱的君主必定马上被吓死”。武士出身的西乡隆盛当上了明治的老师,将军事化训练带入内廷,教给剑术、马术、角斗术。到二十岁时,明治已经长成一名好勇斗狠的武士。这位年轻气盛的新天皇又带头断发,改着西式服装,食用牛羊肉等为主料的西餐(日本皇室历来只以鱼肉为食);明治也一改不出宫帷的旧习,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出巡141次。又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制宪。

 

伊藤博文在政坛崭露头角,正是从劝说天皇将太政官衙移到宫里,以符合内阁之名开始。由此,伊藤博文等一班年富力强、思想新派近臣得以行走宫内,明治天皇动辄与其聊到深夜,“一说要睡,就急忙从后宫搬来寝具,(天皇)就在走廊里过一夜。”帝王的教学也多由这批有过出洋留学经验的开明人士担任。

 

当年的大清驻日公使何如璋,也注意到了日本社会从朝堂开始的民风易变:“日本前代政权,卑尊悬决;其王深具高拱,足不下堂,上下否隔”到了明治年,“参议上表,有曰:‘请自今不饰边幅,从事于简易’。”

 

几乎与明治天皇完成了权力的加冕同时,慈禧太后凭借着同治小皇帝生母的尊贵身份,也获得了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在慈禧的支持下,帝国开始“师夷之长”,启动洋务运动,开明官绅开译局、兴实业、勤兵政以“自强”,使得同治朝有了一番“中兴”气象。

 

不过敏感的人已觉察出帝国的危机。就在光绪帝大婚的1888年,康有为北上京师,参加顺天府乡试,却名落孙山,因感于“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的形势,落第的康有为不愿意铩羽而归,便生出了在京城联络朝贵、上书朝廷、请求变法的念头。

 

但康有为的活动却遭到京城士大夫的嘲讽。吏部尚书徐桐视他为“狂生”,拒绝接见,并将康有为请其代呈的万言策掷回;翁同龢也没有跟康有为会面;另一位要员潘祖荫虽然见了康氏一面,却给他送了一笔路费,打发他回家的意思很明显。

 

康有为只能怏怏而归。

 


裱糊匠李鸿章

 

甲午年,太后六十大寿的庆典正在紧张筹备中。

 

由于太后决定在颐和园受贺,这个皇家林苑的建设进程便显得无比重要。负责统筹“万寿庆典”的亲王要求,主管修建颐和园的官员每五天向太后报告一次工程进度,节假日也不得停工。

 

大清国修这个园子,很不容易,因为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后人估算,颐和园工程的修建经费大约为五六百万两白银,这一大笔钱,主要从海军军费拨给,及利用了海军巨款的息银与“新海防捐”的垫款。

 

眼看金秋十月就要到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甲午上半年的平静被日本人打破了——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大清国的运兵船“济远”号与“广乙”号,“丰岛海战”爆发,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中国人相信,日本选择在慈禧寿辰前夕发动战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但如何对付日本人的挑衅,朝廷分成了两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和”;慈禧、光绪与翁同龢却“主战”。光绪私下告诉翁师傅:“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于是8月1日,大清与日本正式宣战。

 

慈禧太后之所以不甘示弱,信心来自她对北洋水师的想象。坐拥两艘七千吨级铁甲舰的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刚一建成入列便巡弋四海,“以振国威”。1886年8月,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号从威海卫起锚,远航俄国海参威,返航途中停泊长崎,在日本国民面前尽逞大炮巨舰之威,慕名来前参观的长崎市民挤满了码头,眼中满是惊叹、羡慕的复杂神色。

 

同一年,北洋水师在黄海之上“大操”,检阅台上,坐在两位海军大臣醇亲王和李鸿章之间的上首位,便是慈禧身边的太监总管李莲英。倾泻向海面的炮弹,激起冲天水柱,看得这位上无胡须的刑余宦官心下波澜,回去直向太后禀报,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如何了得。这次“大操”,算是李鸿章预先送给太后的贺寿大礼包。在检阅了海军操演之后,李大人给朝廷的报告称“操演成熟,技术精密,炮台坚固,布置严整”。太后看后,如何不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如今小日本寻衅,正是需要北洋水师大展雄威的时候。

 

只是这位身居深宫的妇人,未必知道李鸿章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当不得真。作为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李鸿章比任何人都了解这支海军的底细。当时在北洋舰队中服役的舰只,最陈旧的“威远”、“广甲”号,均是福州船政局1870年代的自制产品,木壳铁骨防御力差,又兼排水量小航速慢,是整个舰队中的明显短板。即便是北洋水师引以为豪的“定远”、“镇远”两舰,其装备的“斜置炮塔”也存在着射击稳定性差、射击角度偏小的问题。

 

更要命的是,自1888年以来,六年间清廷再未购进一舰。李鸿章曾上书朝廷,请求添换各舰新式快炮、添购新式快船,却得不到应允。就在甲午战前的1892年,户部宣布,因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清政府给予修建颐和园的预算是541万两银,而甲午战争期间,户部拨给前线的筹款只有250万两。

 

反观日本,自1883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已先后四次提出海军扩张案,又发行海军公债筹集资金,购买、建造了“筑紫”、“浪速”、“高千穗”、“松岛”、“严岛”、“桥立”等40余艘舰船,并装备新式的大口径速射炮。北洋水师曾经号称“亚洲第一”,但到甲午年,大清国的海军力量已不如日本。

 

李鸿章还清楚地记得一件事:1886年“定远”、“镇远”号停泊长崎,李鸿章授意全舰放假一天,允许水兵上岸观光。为避免生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禁止上岸的水兵携带军械,然而水兵还是执械上岸,并与日本市民发生械斗,双方死伤多人。一次亲善的访问,竟然惹出了一个“长崎事件”。

 

“长崎事件”发生后,清廷表现出相当强硬的态度,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甚至主张对日断交、武力解决。李鸿章却不希望与日本闹翻,他跟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互通书信,双方都表达了愿意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处理“长崎事件”。李鸿章告诉伊藤:他在朝廷中“力排众论,弹压流俗”,坚持和平洽商。他还向伊藤提议:“我两国正如叠瓯,无一败欠,诘尔戎兵,明其政刑,真其时也。”伊藤也表示同意。

 

这个时候的伊藤,自然明白现在还不是与大清国摊牌的时刻。早在1862年,二十一岁的伊藤博文即受长洲藩派遣,成为第一批赴西洋亲历现代文明的日本人。在他的晚年回忆中,那次改变他命运远航,却险些变成笑柄,“费了两天的功夫才将锅炉烧起来,好不容易把船开动了,可是只向后退。慢慢地船向前进了,可锚又起不上来。不得已,只好让锚吊在水中,将船慢慢地开到品川,往返了一次。”

 

这次磕磕绊绊中的启航,却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破冰之旅。而漫长的航程中,首先让伊藤博文惊叹的还不是大洋彼岸美利坚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景观,而是中国新兴的通商口岸上海。这座几乎是转瞬之间从一片滩涂中矗立起来的远东大城,其幅制规模,尤其让日本来客啧啧称奇。

 

从美国归来的伊藤,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最大推手,明治天皇也给了他高度的信任。后人评价说,“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伊藤决心运用欧美经验,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他在等待一个与大清一争短长的时机。1894年甲午,这个时机终于来了,“当日方不宣而战于丰岛发起对中国清军的袭击时,伊藤博文在后方协调军政、议会,保证了战争更为顺利地展开”。

 

作为“老朋友”,李鸿章自然了解伊藤博文的野心,也知道日本的军事实力。也正因为此,李鸿章主张对日防备,而不是轻启战端。他的幕僚周馥建议说:“日本蓄意已久,北洋力不能抗,必筹足三军军饷,不挑战而与之久持,得和且和,增练新军三万。”为维持和局,李鸿章甚至运用私人关系,致信伊藤博文,提出愿意向日方赔款三百万两银,换取双方休战,但“内意不许”。

 

尽管李鸿章身居高位,但是战是和,权柄却非操自于他。皇帝、太后和朝中清流,都坚决“主战”,李鸿章孤掌难鸣。对于帝国许多事情,李鸿章其实都无可奈何,只好以“裱糊匠”自嘲。日后梁启超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比,掷下盖棺之定论:“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

 


一边是喜宴,一边是苦战

 

虽然甲午战端已开,而且清军在黄海节节败退,但对帝国来说,老佛爷六十寿诞的喜庆,不可受到破坏。农历八月,光绪诏令在太后的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后面,再加“崇熙”二字。老佛爷的徽号每加两个字,国库便要每年增拨二十万两白银,作为太后的个人津贴。

 

只不过迫于形势与舆论压力,慈禧不得不发了一条简办寿诞的上谕:“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放弃了在工程浩大的颐和园受贺,选择在宁寿宫过生日。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诞辰,也是万寿庆典的高潮。这一天,慈禧从西苑乘八抬大轿至皇极殿,光绪诣慈禧跟前跪进表文,又率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随后,光绪的嫔妃、皇室公主、满清贵族的福晋、命妇诣慈禧前行三跪三拜礼。极尽繁文缛节。

 

初九、初十、十一这三天,太后与君臣“听戏三日、诸事延搁”,从前线发来的战报也晢时搁置一旁。

 

十二日,“慈禧升皇极殿宝座,光绪率领近支王、贝勒、贝子、公等诣皇极殿筵宴,光绪向慈禧进酒爵,进舞”。

 

十三日,“慈禧升皇极殿宝座,皇后率领妃殡等位、公主、福晋、命妇等诣皇极殿筵宴,皇后向慈禧进酒爵、进舞”。

 

十五日,“光绪御文华殿,美、俄、英、德、法、瑞典、比利时、日斯巴尼亚等国驻京使臣觑见,祝贺慈禧六旬万寿”。

 

十七日,又是君臣看戏,“戏毕,光绪率皇后、瑾妃、珍妃跪送”慈禧回宫。万寿庆典至此结束。

 

几乎与慈禧大寿同一时间段,在距离北京不太遥远的黄海上,1894年9月,北洋水师与日军展开了激战。这一役,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官兵死伤千余人;日本虽有损失,却一举夺得了黄海的制海权。

 

之后,经鸭绿江大战、威海卫大战,李鸿章一手缔造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曾经耀兵于东洋的“定远”号以自杀式爆炸的惨烈方式沉没于海底,“镇远”号触礁受损,投降敌军,被编入日本海军。1895年2月11日晚上,陷身于包围圈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刘公岛上饮下一杯浓浓的鸦片水,挣扎至次日凌晨,才咽了气。

 

北洋水师覆灭的消息传回国内,深宫之中的慈禧、光绪母子相对痛哭。一次当着朝臣的面,她说着说着抹起眼泪来,难得地袒护起光绪:“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深宫母女对哭之时,明治天皇已移驾前往日本西南部重镇广岛,面朝朝鲜海域坐待前线捷报。

 

李鸿章被当成了造成甲午惨败的罪人。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般飞来,光绪皇帝拔去他的三眼花翎,夺去黄马褂,革职留任。然而,甲午战争留下来的烂摊子还得需要“裱糊匠”去收拾。在慈禧的授意下,朝廷又发布上谕:李鸿章着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这次和议,日本狮子大开口,要求清廷割让台湾。张皇失措中急欲求和慈禧,居于深宫只听任身边太监的拨弄,街谈巷议传言与日订合议,全靠李莲英在地图上随便一指,太后见不过是个“墨点”,便认为“割让台湾,可也”。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方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次赴日,是李鸿章人生中第一次出访外国。在老对手伊藤博文那里,他却受到了超乎意外的礼遇。故人相逢,伊藤一语就戳到了“裱糊匠”的伤心之处:“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顾左右而言他,徒有羡慕的份。

 

不过,在中国,历经甲午奇耻大辱之后,伊藤博文所指的“变更”风暴正在悄然酝酿。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带领一千多名举人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并强烈要求朝廷变法维新。三年后的1898年,中国历法上叫戊戌年,在京城宣扬维新的康有为终于迎来他人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日子,一雪十年前在京师拜谒显宦备受冷落之耻——大年初三,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恒等朝廷要员召见了刚过不惑之年的康有为,咨询变法事宜。

 

廖寿恒问如何变法,康有为说道:“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已经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对于变法的前景将信将疑,问了一句:“然六部尽撤乎?”康有为的回答不留余地:“诚宜尽撤。”这位维新派全盘托出的激进变法主张,几乎完全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他甚至建议光绪效仿明治天皇在御门誓众变法,由此“举国便可风从”。

 

康有为在他的《日本变政考》中,描绘出一幅完全可以一蹴而就的变法蓝图:“欧美三百年造成治体,日本以三十年而摹成。以中国之广土众民,三年可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十年而霸图定!”

 

 

 

又到慈禧的大寿

 

时光一晃十年,转眼到了二十世纪的1904年,又逢慈禧太后大寿。

 

老佛爷爱听戏,是个出了名的戏迷,七十大寿庆典少不得要请京城最出色的名班名伶入宫唱戏,为此,内廷动用了52万两银添置演戏的行头、砌末。慈禧还计划好请当时的英国公使托雷进宫放映电影——可惜在万寿庆典上,放映机出了故障,电影放不出来,让慈禧有些恼火。

 

十年前,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慈禧的六十大寿过得极不愉快。这一次的万寿庆典,太后希望能过得舒心一些。不过,这年刚一开春,又发生了一件让太后不得安心的事件——还是跟日本有关。

 

1904年2月6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按照天皇的决定,命令全舰队开赴黄海,分别攻击停泊在旅顺和仁川(济物浦)的俄舰。日俄战争爆发,主战场却在中国的领土上。

 

日俄两国的交恶,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结束后的《马关条约》。条约上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威胁到俄国在辽东的利益,因此俄国联合列强,迫使日本修改《马关条约》,从此埋下日俄在远东的利害冲突。

 

此后,日本加紧了对俄战争准备。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但刺激了日本的雄心壮气,也让日本获得了2.3亿两的巨额赔款,这笔钱使得日本政府有了充足的军费拨款。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一项陆海军军备计划和铁路建设计划,所需款项总额达5.16亿日元,清廷的战争赔款正好可以用到刀刃上,到1901年,计划已基本完成。这时候,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尽快发动,夺取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争,是日本的如意算盘。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又战胜了。作为战利品,朝鲜成了日本的属国。1906年3月,伊藤博文来到朝鲜,任第一任统监,统管朝鲜外交,成了朝鲜的“太上皇”,踌躇满志之时,伊藤大概不会想到,三年之后,有一个叫做安重根的朝鲜人,将他刺杀于中国哈尔滨。

 

从1894年到1904年,日本连续击败两个庞然大物(中国与俄国),一时间得意忘形,军事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起来。伊藤博文之死,预示着日本帝国的势力扩张已经让邻居深为愤怒。

 

从1894年到1904年,大清国也过得极不平静,在甲午之败中惊醒过来的光绪皇帝决心效仿日本明治天皇,按照康有为描绘的蓝图启动远比洋务运动更激进的变革,史称“戊戌变法”。可惜这位权力与魄力均不及明治天皇的皇帝,缺乏操作这场大变革的力量,“戊戌变法”最终成了“百日维新”。

 

但维新事业就此中断了吗?不。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泰斗级学者全汉升先生提出:晚清五十年,甲午战争是一道分界线,战前(1862至1894年),清王朝的发展重点是军事工业,特点是官办、政府资本;战后(1895至1911年),发展重点转向民用工业,商办或官督商办,民间资本和外资后来居上。

 

从1895到1911年,尽管期间出现过戊戌政变与义和拳乱的徘徊期,但从1901年起,清政府义无反顾地重启变革,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的上谕,新政的内容包括“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法制改革,修订新律”。其中诸多举措,其实就是戊戌变法的翻版。1906年9月,更颁下《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已经可以期待。

 

新政次第展开之际,慈禧太后迎来了她的七十大寿。这本是大清朝“普天同庆”的日子,但对帝国而言,最大的危险已悄然启动——就在这一年,一名革命党领导人在夏威夷发表演说,批驳保皇党的主张,号召华人支持民主革命。这名革命党人曾经是一个医生,十年前北上天津向李鸿章进“盛世危言”,却不受待见,愤而远走海外。

 

他叫做孙文,号逸仙。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