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俏波】儒家学说与中国文化生命力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4-09-27 22: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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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与中国文化生命力

作者:肖俏波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甲午年九月初四

           西历2014年9月27日


 

摘  要: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学说与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强弱始终步调同一。儒家学说兴,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强;儒家学说废,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弱。要想有效利用儒家学说来增强中国文化生命力,既要尊重中国现实生活的实际境况,把握儒家学说的本质特征,也要尊重中国文化的实际境域,发挥儒家学说的内在特长。

 

关键词:儒家学说;中国文化;生命力;本质特征;内在特长

 

一  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春秋战国之际,王道衰微,诸侯力政,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应时而生,各推所长。秦始皇灭六国,一统中国,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法家独尊,二世而亡。刘项逐鹿,运筹帷幄,权谋兵法,马上得之,礼义治之,终定大汉。休养生息,崇道无为。汉武雄才,董生献策,儒术独尊,百家罢黜;公孙弘白衣封相,天下学士靡然向风。于是利禄之途开,儒学之业兴;青紫拾芥,车服稽古。汉兴四百年,然后三国鼎立,魏晋代兴。清谈风流,玄风为最。及至十六国纷争,终成南北对峙之势;始自汉明梦求《四十二章经》,终至萧梁四百八十寺。于其时也,佛光普照。然“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国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①]李渊代隋,国号为唐。玄武门兵变,人伦有亏而中心有愧;识君舟民水,载覆在民而以容为大,故儒释道三教并兴而后开贞观之治。汉以经术造士,隋唐以科举取士,政途之门路乃由儒学而入。永徽四年(653年),《五经正义》颁布,“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②]五代时期,王朝更迭,战乱频仍,经籍散逸,三教受挫。会昌法难,佛道遭殃。及至有宋,儒释道复兴。周程张朱,出入佛老,援禅道以入儒,归本儒宗。朱子道,陆子禅,鹅湖之会起纷争,支离易简系于晚年定论,儒释道三家相得益彰。汉到郑康成而郑学行数百年,宋至朱元晦而朱学亦行数百年。元代诸帝,崇尚佛教,禅宗最盛。佛道争端,而后道教有焚经退寺之厄运。元仁宗延祐定科举法,犹用五经。明太祖原为皇觉寺僧,振扬佛法,在所难免,故“有明一代,喇嘛教、禅宗盛行”[③]。“明代僧道皆置官以管其众。”[④]阳明先生,居夷处困,出入佛老而后得之于六经,知天命之年而始揭致良知之教,于是孔孟正传粲然于天下。清朝入关,喇嘛教受朝廷保护。康熙和雍正因袭元明以来之政策,但自清世祖以下诸帝,“咸对于佛道二教,严加禁约。”[⑤]乾隆四年(1739年),“禁止正一真人传度,道教从此衰矣。”[⑥]“嘉庆以后,佛教凌夷不振。”[⑦]返观儒学,两汉而至清朝复盛,这是皇帝“尊崇经学、稽古右文”[⑧]的缘故,御纂钦定,洪篇巨制;颁行学官,推崇实学,“发周、孔之蕴,持汉、宋之平。”[⑨]雍正、乾隆之后,经义大明。诸儒传家法而守颛门,学有本原而无淆杂;辑佚书、精校勘、通小学,甚有功于后学。及至晚清,遭遇西夷强盗,坚船利炮,不独打开中国的大门,也打掉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于是放眼世界,师夷长技,由利器,而制度,而文化,西学东渐,开始批判,进而打倒,最后拿来。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两年过后,进行了新文化运动。自此儒学和佛学被当作一门学问,只有研究价值。有杨文会者出,刊印《藏经》,弘布佛教,佛学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阶段;又有新儒家出,援西学入儒学,儒学也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无有身心之学。独有熊十力,孤冷傲世,独抱遗经,难挽狂澜。改革开放三十年,转变斗争,倡导和谐,中国由贫弱走向富强,由关心脚下开始关注仰望星空。张横渠有言:“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⑩]这是由斗争走向和谐的箴言。《周易·乾象》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由贫弱走向富强的箴言。《周易·贲彖》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关注仰望星空和关心脚下的箴言。由鸦片战争而至改革开放三十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隐没,儒学又开始慢慢受到关注。正是在中国学术史的意义上,大家把儒释道三家学说作为中国文化的三大主体文化。

 

儒家学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自春秋以降,历秦汉至唐宋,继明清而绵延至今,其间有衰微,也有兴盛;有分化,也有融合;有停滞,也有发展。因此,从时间上来说,儒家学说毋庸置疑地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学说由邹鲁洙泗而流经大河上下,由齐卫楚不能用而独尊中国,由濂洛关闽进而远播海外。因此,从空间上来看,儒家学说也毋庸置疑地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学说不单明天人之际,也申天人合一之旨;不单辨人禽夷夏义利,也讲民胞物与、以义为利;不单讲婚丧嫁娶,也讲君臣父子;不单讲洒扫应对,也讲下学上达;不单讲独善其身,也讲兼济天下;不单讲文事,也讲武备;不单讲陋室、箪食瓢饮,也讲庶富、利用厚生;不单讲尧舜禅让,也讲汤武革命;不单讲敬鬼神而远之,也讲祭神如神在、气之归伸良能;……等等。总之,儒家学说是根基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服务于中国人民,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方方面面,因此,从效力上来看,儒家学说更是毋庸置疑地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观以上中国学术史特别是中国儒学发展史的大致脉络,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影响的时间长短来看,或者从影响的空间广狭来看,甚至是从影响的效力大小来看,儒家学说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二  儒家学说与中国文化生命力息息相关

 

 中国文化,在本文仅指“在中国”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根基于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抽象概括和具体表现,既来源于中国人民的生活,又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既作用于中国人民的生活,又受到中国人民的生活的反作用。中国文化,具体细化则表现为在中国本土上出现的各种学派学说。孔子以前,文献有缺,难以将中国文化具体分为哪几种学说,故存而不论;孔子以后,虽经战乱焚烧,典籍散佚,大体于残存典籍中,可以窥见一斑。孔子删定六经,整理国故,而后儒家经传大兴,典籍有据。于《孟子》而知有杨朱墨翟之学;于《荀子》而知有十二子之说;于《史记》而知有六家要旨;于《汉书》而知有六略五百九十六家之说;于濂洛关闽诸家之书而知有儒释道交融之学说;于新儒家之书而知有中西交融之学说。虽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过不同的学说,并且各家学说各有兴衰荣辱。但是,无论如何,儒家学说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

 

为什么儒家学说能有这样的魅力?这是由儒家学说本身的内在本质特征决定的。综观二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学说中的佛道两家学说归根到底是一个出世的学说,佛家讲出离生死,道家讲长生久视。惟独儒家,纯粹是一个入世的学说。佛家需要剃度出家修行,道家需要找个清净场所修炼,而儒家只在现实人伦中修行。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寺院和清净场所容纳全部中国人修行,但全部中国人却可以在人伦日用中修行。所以,儒家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在人的现实生活中解决人所遇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儒家学说的现实性和容纳性,也就决定了儒家学说终究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的学说,从而决定儒家学说的内在本质特征不得不是“内圣外王”之道或“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

 

儒家始终把关注点放在人身上,在现实世界中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因此有利用厚生和庶富教育之说;在文化传承中关注个体以身任道的自觉主体性,故而《论语》之〈卫灵公〉、〈颜渊〉、〈子罕〉和〈泰伯〉诸篇分别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仁由己”、“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说。

 

儒家学说由人的现实性出发,强调人的主体性,进而强调身心之学和为己之学,因此,《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反求诸己而修“格致诚正”之学,以期达到“修齐治平”之效。正是因为如此,儒家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认为儒家学说是切己的,是活泼泼的,是自己生活方式的抽象概括和具体表现,因为人类实际生活在文化当中,文化实际在人类的生活当中,两者一而二,二而一,不可析为两片。也正是因为如此,凡是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学说或理论方法,诸如墨家的论辩思维、道家、佛家乃至西学的方法论,儒家莫不容纳吸收、兼收并蓄,从而有容乃大,生机盎然。儒家学说既有现实生活的理论来源,也有过去历史的理论渊源,孔子整理旧籍,集三代学说理论之大成,如果不兼收并蓄,儒家学说也不会悠远久大。后世陋儒不识道统真义——以身任道,直视道统为门户,偏离孔子本意,不可共学,更遑论适道、与立、与权了。未来的新儒学,也将与过去的儒学不完全一样,但无论如何,其之所以还是儒学,因为它始终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始终牢牢把握“内圣外王”的本质特征。

 

因此,儒家学说是有生命的学说,其生命力的强弱取决于它是否始终扎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是否始终保持它的开放性和容纳性,是否始终保持它的自觉主体性。

 

在中国学术史上,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文化曾经有三个灿烂的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宋明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国文化由此滥觞;汉唐时期,奠定中国汉文化地位和儒释道三家鼎立格局;宋明时期,儒释道三家学说相互交融,中国文化臻至顶峰。同样地,在中国学术史上,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文化也有三个隐没的阶段:秦始皇时期、五代时期、晚清时期。秦始皇时期,禁私学,烧诗书,以吏为师,别黑白而定一尊,开文化专制主义之先河;五代时期,王朝更迭,战乱频仍,经籍散佚,儒释道三教受挫,使中国文化元气大伤;晚清时期,西夷强盗利用坚船利炮,武力打垮中国人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西学东渐,中国文化更是被认为一无是处。通观中国文化的灿烂和隐没阶段,儒家学说的命运始终与中国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连,儒家学说与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强弱始终步调同一。儒家学说兴,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强;儒家学说废,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弱。

 

三  如何有效利用儒家学说来增强中国文化生命力

 

 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居世界前列,中国文化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国人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认同,于是国学升温,儒家学说的现代价值也被提上议程,然而,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与其议论纷纷,不如用实际行动来得实际。

 

儒家学说与其他各种学说有机地构成了中国文化,同属于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有的人担心这种或那种学说壮大或者独大了,就会妨碍另外的学说发展甚至导致它们的灭绝,这些都是私心作祟的缘故,不过是子张干禄谋食之徒罢了,不足与议。因为,我相信,大凡一种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根基于现实生活,都是不可替代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变,这种学说就不变,而一旦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学说就不得不变。因此,不需杞人忧天,也不能固守成训。

 

要想有效利用儒家学说来增强中国文化生命力,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尊重中国现实生活的实际境况,把握儒家学说的本质特征。儒家学说是有生命的学说,它是否始终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是否始终保持它的开放性和容纳性,是否始终保持它的自觉主体性,便最终决定儒家学说在中国大地的生死存亡,因此,它只有首先使自己做到生机盎然,方才有可能增强中国文化生命力,否则,谈不上有效利用儒家学说。因此,我们首先要切实从人的现实性出发,把握儒家学说的本质特征——内圣外王,努力做到反求诸己,修为己之学,始终把目光投放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关注人的生活境况,强调人的主体性,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格致诚正而修齐治平,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大家都能健康成长,这样便是增强了中国文化生命力。因为,文化不是虚无,它的载体便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如果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或者绝大多数人都生命力强盛,中国文化生命力又怎能不强盛呢?

 

第二,尊重中国文化的实际境域,发挥儒家学说的内在特长。中国文化历时长久、影响深远、构成复杂,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显现不同的姿态,不容易全面把握,因此,对中国文化,不可轻易下定论,而应该始终保持探索的心态,开放的心态,尊重的心态。众所周知,过去有些西方国家曾经借助他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实力,向其他国家兜售甚至灌输他们的文化学说,给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自己也不见得有便宜占,因此有过惨痛的教训。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上去了,世界的目光也开始慢慢关注中国的经济,同样也关注中国的文化,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做法呢?值得深思和探讨。但无论采取怎样的态度和做法,我们首先都应该尊重中国文化的实际境域,不应该冒冒失失地、有意地去扶植这种或那种文化和学说,更加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去反对某种文化和学说,要坚信,真正的文化和学说,毕竟是根基于现实生活的,是人们自己生活方式的抽象概括和具体表现,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助长的。儒家学说的内在特长,在于始终关注现实生活,努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优化人类的生活境况,故而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因此儒家学说能尊重其他学说,而其他学说也会尊重儒家学说,虽有文化论争,只是切磋琢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样,各种文化和学说便能各自相安无事,共存共荣,中国文化也因此能健康发展,中国文化生命力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增强。

 

综上,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学说与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强弱始终步调同一。儒家学说兴,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强;儒家学说废,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弱。要想有效利用儒家学说来增强中国文化生命力,既要尊重中国现实生活的实际境况,把握儒家学说的本质特征;也要尊重中国文化的实际境域,发挥儒家学说的内在特长。

 

注释:

 

[①]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0页。

 

[②]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9页。

 

[③]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

 

[④]  傅勤家:《中国道教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⑤]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⑥]  傅勤家:《中国道教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⑦]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⑧]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4页。

 

[⑨]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4页。

 

[⑩]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0页。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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