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林】量的个人主义与party式的集体狂欢 ——从上海踩踏事件看当代社会的精神状况及其救治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5-01-12 10: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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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晚林

作者简介:张晚林,号抱经堂,男,西元一九六八年生,湖北大冶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出版有《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研究》《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于2009年以自家之力量创办弘毅知行会,宣扬儒学圣教,践行“知行合一”之精神。

 

量的个人主义与party式的集体狂欢

——从上海踩踏事件看当代社会的精神状况及其救治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

           西历2015年1月10日

 

 

 

耶历新年伊始,上海外滩发生了踩踏事件,致使36朵年轻的生命之花凋谢,举国震惊与悲痛。笔者是第二天大早才知晓这件事的,于是,立刻发信息给正在同济大学读研究生的学生(曾经在湖南科技大学随笔者游学),询问他的情况。他回答曰:“这种没有主体性的活动我是不会去的。”笔者回复曰:“这正反映了现代人赶场子的心态,以后还会发生。”之所以这样的事件还会发生,并不意味着笔者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是说:如果现代人的精神状况没有基本的改变,这种事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医生对患者说:如果不节制饮食,那么,你将会生病。但这决不意味着医生希望患者生病。

 

无有独偶,最近看到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官网上的文章《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其中有一段说:

 

从各种情况分析,上海的节日踩踏惨剧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那样的靠近。试问哪一座城市里没有那样的广场?哪一个广场里没有高低落差的台阶或者花栏这样的障碍物?哪一个生活着数十万大学生的城市没有临到洋节时青年人的无厘头痴迷与狂欢?可以说死神已经在许多城市徘徊了许多年,终于在2015的上海元旦夜找到了显身的机会。

 

这也是说,这样的事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总会不预期而至。该文强调,这样的悲剧,“不发生在上海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城市,不发生在元旦夜,也可能发生在平安夜,遇难的不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就是那所大学的学生,因为发生惨剧的外部条件是一样的”,并进一步剖析其原因时说:

 

几十年来在全盘西化大潮的席卷下,青年人已对西方洋节形成了毫无理性的迷恋,过节的方式也是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

 

应该说,该文的许多论说颇有见地,说出了问题的表象所在。但问题表象之后的深层精神问题,该文并没有深究。当然,这本不是该文应当完成的任务,笔者在此不妨就其背后之精神问题作一番深究。一旦作此深究,则可知这样的事件不会只是在中国发生,世界范围之内莫不有之。何也?

 

现代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根基就是: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张扬,当然,二者有紧密的联系,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这样的精神根基使得现代社会呈现出一种近乎诡谲的现象,即一方是个人主义,似乎一切端赖个人的自主、独立、自由或选择;另一方又是party式的集体狂欢,每日都在上演,而且必须上演。于是,上海踩踏事件出焉。

 

问题是,何以会出现这种诡谲现象呢?我们须了解这种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实质。杜维明先生曾区分了自我——personal与私我——private. [①]前者显主体性,有内在自足的自主性,以自我为基础即形成了主体主义;后者无主体性,是无内在自足的主观性,以私我为基础只能形成主观主义。以私我为基础建立的个人主义或主观主义,一方面,在私我的领域之内,人是极度的自由的,但又是盲目的,因为它虽内在然不自足,因无主体故也;另一方面,依靠权利与义务形成个人的边界,或者说,权利与义务把每个人割裂开来,形成孤立的个人。两方面相互作用,我们便可以看出这种个人主义的特色:内在方面的盲目而自由,外在方面的孤立与隔绝。这个自由的盲目流当然要冲破那个孤立而隔绝的壁障,以安抚或消耗掉这个盲目力的躁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总是需要party式的集体狂欢的原因。party式的集体狂欢不一定是上海外滩的那种方式,超级市场的拥挤人流,KTV中的夜半歌声,旅游区里的观光大军等莫不是其表现形式。这里的人们是极度的个人的,也是极度的自由的。其自由表现为——以海德格尔的看法——闲谈、好奇与两可。

 

闲谈乃对主体的封锁。之所以如此——依海氏的看法——乃因为语言一般总包含一种平均的可领悟性。这种平均的可领悟性可达乎远方而为人领会,但听者却不见得进入了源始领会着言谈之所及的此在。人们于此在不甚了了,听闻的只是言谈之所云本身。这种言谈本身之所云从不断定,也不要求断定源始创造。所以,闲谈乃是一种无根基状态,这种无根基性并不妨碍对它的喜爱,并且人们为它大开方便之门。谁都可以振振闲谈,因为闲谈已经保护人们不致遭受在据事情为己有的活动中失败的危险。“作为在世的存在,滞留于闲谈中的此在被切除下来——从对世界、对共同此在、对‘在之中’本身的首要而源始真实的存在联系处切除下来。它滞留在漂浮中,但在这种方式中它却始终依乎‘世界’、同乎他人、向乎自身而存在着。……除根不构成此在的不存在,它倒构成了此在的最日常最顽固的‘实在’。”[②]一句话,闲谈彻底阻绝了人们通向主体的路,且在闲谈中忘乎所以。

 

好奇是一种自由的寻视,希望由此而摆脱自身,摆脱在世,摆脱对日常切近来到手头的东西的依存。所以,好奇并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而仅止于“看”。这种“看”贪新鹜奇,从这一新奇跳到那一新奇,不是为了把握存在,而是为了能放纵自己于世界。“好奇因不肯逗留而烦忙于不断涣散的可能性。……不逗留在烦忙所及的周围世界之中和涣散在新的可能性之中,这是对好奇具有组建作用的两个环节;……好奇到处都在而无一处在。这种在世模式暴露出日常此在的一种新的存在样式。此在在这种样式中不断地被连根拔起。”[③]一句话,好奇盲视整一沉静的主体性,既而以行动把它给打散了。

 

所谓两可,就是最响亮的闲谈与最机敏的好奇“推动”着事情的发展,日常的万事俱在,其实本无一事;自以为过着真实而“生动的生活”,其实是一种好奇的寻求,仿佛在闲谈中万事俱已决断好了。所以,“捕踪捉迹是两可借以佯充此在之可能性的最迷惑人的方式。”[④]

 

由此三者,揭示了当代人十足的沉沦。人的所谓自由通过闲谈、好奇与两可得到了全尽的规定。这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在世状态。海氏的理论揭示了人们在个人主义的观念下对于party式的集体狂欢乐此不疲的原因。

 

那么,我们如何来救治当下个人主义的不足,从而克服那种party式的集体狂欢呢?不妨回到杜维明所说的建基于自我(personal)之上的主体主义。杜先生之所以要作这种区分,是要说明儒学在二十一世纪的意义。从根本上讲,建基于自我(personal)之上的主体主义也是个人主义,但与建基于私我(private)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相比,是质的个人主义,而以私我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则是量的个人主义。前者因为是质的,故可以独自站立起来,不需要party式的集体狂欢;而后者因为是量的,不能独自站立起来,故需要party式的集体狂欢。为什么建基于自我(personal)之上的主体主义也是个人主义,且是质的个人主义呢?

 

孔子曰:“仁者,人也。”(《中庸》)“仁”是一个主体性的人格或精神,这构成了人的基本规定。故“仁者,人也”是从存在论而不是从伦理学来看待人性的。到孟子进一步讲人人有四端之心,这构成了人的根本人性或自我,故称之为“大体”,且这个“大体”的亲证或灵现完全是个人的事,别人是无能为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也是个人主义,但因为是有主体性的个人主义,故称之为质的个人主义。孟子与其弟子公都子有一段对话,说明了质的个人主义与量的个人主义之区别。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

 

质的个人主义之所以是质的,因为其从的是“大体”,故能独自站立起来;而量的个人主义之所以是量的,因为其从的是“小体”,是以亦不能独自站立起来。为什么呢?孟子进一步解释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耳目之官等小体,自身并无主体性,不能独自站立,自身只能随外物交引而走。量的个人主义都是从耳目之官等小体的个人主义,随外物交引而走,当然不能独自站立起来,故party式的集体狂欢对于他们来说是少不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把当代社会大众看成是数量上或视觉上的聚合体[⑤],个人不能站立起来,依靠外在的机械捆绑暂时相互支撑着,但一旦局部出了问题,这个支撑物可能就是坍塌。上海踩踏事件即是一例子。然而,天所与我的“大体”——四端之心却有绝对的主体性,因而亦有绝对的贞定性,不但可独自站立起来,且不会随外物交引而走。从这里讲,是质的个人主义,且不需要party式的集体狂欢。因为孟子说得很清楚,“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那么,这种质的个人主义既然不需要party式的集体狂欢,是不是个人主义走到底了呢?非也。建基于“大体”——四端之心基础上的质的个人主义虽然彰显了个人的绝对主体性,但又必然显示其涵容性,不会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它会融摄世界与万物,但又不是party式的集体狂欢。这是因为四端之心自身即有此性德。阳明子曰: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愿自小耳。(《大学问》)

 

这意味着,人性本有涵容万有之德,不必依靠有意的外在捆绑,扩充涵养此性即可自然而至。故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综而论之,建基于四端之心基础上的主体主义,它不但是质的个人主义,而且亦是涵容的社群主义或共同体主义。《中庸》云:“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岂虚言也哉?!美国汉学家郝大维认为儒学既非个人主义,亦非集体主义,且进一步认为:

 

然而,在讨论中国时,正如我们已经论证的那样,谈及一个焦点与这个焦点所集中的场域更为合适。因此,个人与家庭之间的构建连续性说明,具体个人是一个焦点,而家庭就是场域。[⑥]

 

郝大维所说的既非个人主义,亦非集体主义,其实比较含糊,实际上就是笔者所说的质的个人主义与涵容的社群主义或共同体主义。但他说“一个焦点与这个焦点所集中的场域”则很切恰。儒家所说的“修齐治平”正是这种观点的体现。

 

人性之涵容之德而至于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这不但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最大的自在与欢乐。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

 

又,程子曰: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

 

可见,一个人如果真的灵现四端之心,不但自己作为内在自足的个人能够站立起来,且可涵容世界与万物,不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亦有莫大之“乐”,自然不需要party式的集体狂欢。由此,类似于上海外滩之踩踏事件自然也不会有了。

 

以此可知,不让踩踏之悲剧重演,其根本不是一个管理问题、制度问题。昔人云:“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矫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宋·李泌:《路史·封建后论》)如果不作精神的转化与救治,再好的管理与制度都不能疏导现代人那盲目力的躁动。这样,就只有一种解决方法——复兴人文古道。本文由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而得出复兴人文古道的意义,然而,复兴人文古道的意义决不仅限于此。笔者及诸位儒学同道亦多有论述,在此不必赘言也。

 

参考文献:

 

[①] 杜维明:《二十一世纪的儒学》,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5页。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6页。

[③]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10页。

[④] 同上,第211页。

[⑤]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⑥] 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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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