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财贵】新儒家的志业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5-04-02 13: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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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财贵

作者简介:王财贵,男,民国三十八年(西历一九四九年)生,台湾省台南县山上乡人。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曾师事掌牧民先生、王恺和先生、牟宗三先生。历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师,鹅湖月刊社主编、社长,台中师范学院语教系教授、华山书院院长、台湾汉学教育协会理事长。著有《读经二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版)。



新儒家的志业

——己丑年八月王财贵教授讲于庐山东林寺

作者:王财贵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原载于 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十四日戊申

             耶稣2015年4月2日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鼓掌)今天是我讲第六堂课,也是这期我课程的最后一次。那么我们的研习会也即将结束,一方面很恭喜各位学员这么好学,这么辛苦的在这里学习了这么久。大家的精神都很可敬佩。

那我的课程排了六堂,首先两堂是讲读经的教育,后来就有三堂是讲儒释道三家的基本观念,尤其偏重在儒家,因为我的课程本来安排的就是儒家的学问,尤其是以论语为主,所以偏重在儒家。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讲儒家的议题,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新儒家的志业,新儒家的志跟业。

那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新儒家。那么要了解新儒家,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儒家。什么叫儒家,本来是不必再说明了,但是一提到有所谓的新儒家,为什么还有所谓新儒家?我们很少听说新道家,或是也比较少听说新佛家。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新儒家,也好像儒家可以讲一个新,这叫新儒家,加一个新字。那么为什么儒家可以加上新这一个字?这个跟儒家的性格有关,也是跟儒家的基本学问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学问不必也不能加上新这一个字,有些学问是可以的,尤其是必须的,必须加新这个字。那么儒家就属于可以加上新这个字的一种学说或学派。那么什么叫做儒家呢?上一次我们是以一个儒家的这个最基本的观念,就对这人生最基本的认识说起。儒家是从人的道德意识而建立的,所以以后如果要分判这个谁是儒家,谁不是儒家,就可以用他是不是以道德意识为基础而来讲学而来做人。如果是那就是儒家,如果不是那就不是儒家。乃至于要分判儒家的传统里面有许多的学者,比如说宋明儒学,那就有许多的学者,这些学者里面,也可以分成好几个派别,那么要分判这些派别,他们的远近亲疏,乃至于高下,最好的分判标准就是他对于道德意识的把握如何。把握的精到不精到,把握的精到,就可以说是正宗,把握的不精到的,就可以说是别宗。所以牟宗三先生在分析宋明两个时代这个理学分派的时候,他认为陆王一派是正宗,程伊川朱熹这一派是别子,叫做“别子为宗”。那么有些人认为牟先生对朱子判的太严格,竟然把朱子判在这个正宗之外。有人就问牟先生是不是对朱子有仇,牟先生就哈哈大笑,说我对朱子有什么仇恨呢。只不过是因为在历史上,这个儒者之间,有一些争辩,那么就要把这些争辩分别清楚。为什么会起争辩呢?因为是见地的不同而起争辩。见地不同而起争辩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评判,凭什么给他一个评判呢?就是要回归追溯到这一门学问的最基本的观念,来看哪一个派别对基本观念把握的最紧、最切,把握的最紧、最切的,就是正宗,把握的没有那么地道的,那就是别宗了。虽然别宗也是宗,他或许另外开其他的学问,另外有其他学问的价值,但毕竟不是本宗。

牟先生分判陆王跟程朱,这一种判法其实我后来发现并不是牟先生他独自的见解,王阳明就曾经有这种判法了。这个王阳明说我这个良知就是千圣相传的一点滴骨血,什么叫做滴骨血?就是在古时候,科学还没有很发达,没有用DNA来做血统的鉴定,古人发现一个方法,可以鉴定这个祖先跟子孙的关系,他是不是这个嫡传,就说他是不是本族,是不是本宗。比如说有人对于一座坟墓起争论,有人说这是我的祖先,有人说这是他的祖先,两家起争论了,要来判定这一座坟墓里面的祖先是哪一家的,也就是说哪一家才是这座祖坟的子孙。那么就把这个坟墓里面的白骨拿出来,然后要这些子孙刺破他的皮肤,把血滴到白骨上。如果这个血能够渗透到白骨里面,就是说滴到白骨上,被白骨吸收了,那么就代表他们是同宗,如果这个血不被白骨吸收,血流到旁边去了,那个就不是同宗。王阳明说我这一点良知,就是千圣相传的滴骨血。意思就是说,阳明很有自信,他讲良知之教,就是古圣先贤相传的正宗。那么阳明讲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夸张呢。当然每一个后代的儒者,他都可以认为自己就是孔孟的真传。那阳明这样讲,我们认为或许是人之常情,大家都这样讲,我们现在要来判定阳明这句话讲的是合理呢,还是自我的认定而已。那我们也要回归到儒家他所谓的基本的原理,就是是不是从道德意识来立教。如果是,他就是儒家,他就是正宗。当然,我们如果研究王阳明的良知之教、陆象山说的心即理之教,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至孔孟至少是孟子是很明白的,是属于心即理的系统,所以阳明这句话是可信的。如果程伊川跟朱熹他对于儒家的体会,不同于陆王,这样子不同,不是直接从道德意识立教,或者说对于道德意识的把握,没有那么样的真、切,这就不可以算做正宗了。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次真、切两个字,那么要谈真、切是一种比较精细的分判。当然笼统说都是儒家,都是讲道德,都是德行之教,只是把握的真切不真切。当然如果说程朱把握的不真切,程朱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他们在教化上,在教育上,也有很高的价值存在,所以也不能一笔抹杀。

话再说回来,说儒家是从道德意识立教,那么我们就说从道德意识这一点立教,它能够立出什么教呢?道德意识是一种超越的意识,这一种超越的意识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人性的光明一面。从人性的光明一面立教,而人性的光明一面,昨天讲过了,他又来自于这个所谓的超越界。他不是现实人生所有的东西,他来自于超越界,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的生命能够遵从天德天理而行,这就是儒家之教,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明这个明德,这个明德就是所谓的道德意识了。就是道德意识切实的在自己的生命中,念兹在兹,那随时不仅是体会,而且力行实践,这叫在明明德。而这个在明明德,我们可以说是自我的修养,这叫内圣,但是天命之明德,是不是只限于自我修养呢?不然,所以大学下面一句就说在亲民,为什么能够在亲民呢?因为这个道德意识他既然意识到了,这个意识又是超越的意识,超越的意识是一个无限的意识,这个无限的意识不限于自己本身,所以他必定扩充为爱国爱民。这个爱民处就是亲民,这个爱民的范围是无限的,所以从齐家要到治国,这个再往外开拓又是无限,所以亲亲而仁民,到最后仁民而爱物。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完成那一点所谓的道德意识。

道德意识有这么大的范围,其实就是所谓的无穷无尽的内涵。这个无穷无尽的内涵都是我的意识,都在我的意识中,都在我的意识中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中。从我们的道德心一直涌现,就像泉水一样不停地涌现。所谓的泉源滚滚,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有本者如是。一个真正从道德而行的人,他就好像泉水一样。这是孟子的文章,像泉水一样,泉源滚滚,就是一直涌现一直涌现,不舍昼夜,白天晚上,不停地涌出。盈科而后进,科就是洼洞,科就是坎陷,有低洼的地方,这个泉水遇到低洼的地方,前进不了了。但是这个泉水一直涌现,他必定把低洼的地方完全填满,叫做盈科。盈了这个科他还是一直往前进,放乎四海,一直流到海里。这个就是道德心的无限。如果像这样子,就从内圣又可以讲到外王,内圣而不包含外王,这个内圣就不满足,所以假如了解了人,讲一个内圣也就够了。那如果要完全的讲就是两面通讲。如果了解了人,讲内圣必定包含外王,讲外王并不是没有根,而只是一种革命,一种功业,不只是立大功,建大业而已。这个立大功建大业的基础是来自于内圣,就是来自于道德。从道德而建立的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他才真的叫做外王。要不然世界上有许多建国的事业,这建国的事业,并不一定就是儒家所理想中的外王事业。因为有些英雄打天下,并不一定是道德的,不是道德的或是违反道德的事业,纵使做的再轰轰烈烈,对于人间对于世界,可能并没有良好的贡献,反而是在残害人生。所以儒家一定要从道德意识说起,而道德意识说起他也可以到最后盖天盖地。所有小的说为人处事大的说治国平天下,他的基础都来自于道德意识,而道德意识这个道德是通过意识而有的,或说道德必须通过意识的自觉而自己决定。所以两个自觉,一个自觉是自己觉醒这个自觉。第二个自觉是他既然自我觉醒,他会自我决定,所以自觉而自觉,两个都念做觉,自我觉醒就是自我决定。所以不管是修身还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的德业都来自于自觉。这个自觉用康德的哲学来说,就是理性,这叫做实践理性的发皇光大。那么都是理性的,这个理性是正面的说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儒家的学问是完全理性化的学问,因为他是从理性的正面建立的学问。

如果一个人的为人处事我们表面上看他纵使也有做善事。不过呢,这个善事并不是来自于他的自我决定,那么这个善的价值就减弱了,甚至也不可以称作善。所以道德是来自于自我的觉醒,自我的决定。这个自我觉醒自我决定,就是理性的自我决定。因此儒家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理性化的学问,遵崇理性而行,这个跟其他的学问有很大的差别。我们有些时候也很敬佩那些西方的基督教徒等等。他们的一神教教徒也非常有爱心,他们也常常做这个社会的服务工作,他们也做了许多的教育工作,确实做了许多的善事。但是这许多的善事的根源,他何以为善,这跟儒家是不一样的。因为西方人的为善,如果问他为何为善,这个宗教徒会说我们是为了荣耀上帝,或说我们是受了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要为善。在康德来看,这是有条件的为善,这个条件是来自于外在的外来的条件,有条件的为善,会是来自于现实的外在条件,或许来自于超越的条件。这个超越的条件也可能是外在的条件,总之如果不是由于自我的道德意识而行的善,都是有条件的善。不管他是来自于现实的条件还是超越的条件。当然这样说是很严格的说。我们有些时候,并不一定要这么严格,这么严格的话,天下的善事就很少了,但是我们讨论学问不能不讨论到这么精细。不过我们一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讲到这么精细。所以谈学问要谈到这么精细,一般为人处事你不要说因为这样子就说那些基督教徒的善都不是善,那这样谁还肯为善呢!所以各位听话的时候,要能够分辨一下他的场合。那我们现在讲是很精细的,这是康德对于善的规定,对于道德的规定。所以善的行为是一定出自于自由的意志。这个自由的意志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所决定的意志,如果有任何条件参杂进来,他的善就不是真的善。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宗教徒的善,如果他是由于宗教的启示而为善,这就不是真的善。我们马上也可以想到,佛教当中也有许多的教导,许多的布施,也都说明了这一点。所谓布施,布施不是善吗?但是真正的布施不是为了功德而布施,这个大家了解的很清楚了,不用我们再细讲。所以为善,善的本质在于无条件的意志,无条件的意识是来自于自我的自律,自己规定自己。只有儒家讲善,他正好符合康德所说的对于善的规定,就是来自于自觉,自己觉悟,自决,自己决定,自律,自己规范,这个叫做完全理性化。

在这个完全理性化的生命当中,他除了以道德为人生的目的以外,他会引申出另外一种人生的态度,就是好学。理性化的生命,一定是好学。所以孔子一生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教人好学。为什么理性化的生命就必定会有好学的态度呢?因为理性的内涵无穷,所以凡是属于理性的成就都是我们应该尊敬的,我们应该发扬的。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孔子并没有规定你只能跟我一个人学,孔子并没有这样说,如果有一个人说你只能把我当老师,如果你拜我为师之后,你再去跟别人学,你就是叛徒,欺师灭祖,这不和孔子之教。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孔子又说,见贤思齐焉。孔子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说理性无限的开拓,要通过诚恳的学习。所以儒家好学,那么儒家好学就是尊重一切理性的成就。人类理性的成就,应该有多方面,或说有多种的学者,一直在做理性的开发。我们上一次讲过,不仅是中国人有理性的开发,西方人也有理性的开发。

中国古人好学,这在历史上已经有了验证,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好学,整个民族的好学。像中国本来有儒家道家两家,后来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人好学,中国人好学的程度,是令人惊讶的。首先中国人的好学,他是有智慧的好学,怎么好学呢?他学佛教,是以经典为主。当然最先印度的和尚到中国来,这些和尚也都是有高度修行的。这个所谓的大德,所以他是有智慧之人,而他们所传的法,都是依经典而教。他们自己也带经典过来,中国人看到,这些外来的学者,这些和尚,他们有智慧他们有学问,他们诚恳,对于有智慧有学问的人中国人怎么办呢?并不会因为他们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他们思想不同,而就立即排斥。中国人也尊重他们,尊重他们以后,学习他们,以外来的和尚为师,跟他们学习,乃至于他们所带来的经典,每一部都希望他们翻译出来。中国人帮助这些外来的和尚翻译佛经,每翻译一本,就研究一本,乃至于有一种学派传进来,中国人就有这种学派,所以印度有的学派,中国都有。后来越传越久,对于佛教的理论越研究越深,乃至于到了最后,有人读书读到没有书可以读,有的问题问到没有人可以问,像玄奘,玄奘它主要是读唯识学,中国已经有的唯识学的翻译,他大概都读过了,而心中有问题,中国的这些书籍,以及中国的这些和尚,并不能够完全解答他的问题,所以他就发心西天取经。什么叫取经?就是把真正的学问带回到本国来,所以不辞千辛万苦,西天取经。那从贞观二年到贞观十九年总共出国十七年,终于把六千卷佛经带回国,开始翻译。这是唐太宗敕令他翻译的,唐太宗替他建立了译场来翻译佛经,这个翻译是非常认真的。怎么认真呢?并不是由玄奘一个人翻译,也不是它指定一个人翻译,这个译场是团体翻译。有一个人先读梵文,由一个懂梵文的人先把梵文读出来,有一个人口译,读梵文他就翻成汉语,口译,口译之后有一个人笔受,把它写成文字,当然写成的文字,比较接近白话。但是这些是有学问的人,所以不完全白话,所以对于口译的内容用文章写出来,叫笔受。用文章写出来以后,这个文章并不一定很通顺,要有文学素养更高的人来润饰,来修饰,让它也具有文学之美。当然最后玄奘要审核过,而且玄奘开始讲授,就是大家开始研习了。就这样子一直翻译,就这么认真,翻译到玄奘已经老了,那时唐太宗已经死了,到了唐玄宗。玄奘跟唐玄宗说我老了不能做这个工作了,我要告老,我要去安养了。唐玄宗说,假如你不主持翻译,请问还有谁能主持?请您老还是勉强一点吧。所以玄奘就勉强的再主持下去,一直翻到死为止,所以现在我们读所谓的大藏经,有许多经一开头,这个经题完,下面就是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召译。我们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都应该起了极大地恭敬心,因为这是以生命换来的。这一方面是佛教界的光荣,一方面我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民族的好学精神。这种好学精神,是由孔子以来,所谆谆教诲的。所以作为一个儒家之徒,是好学的,而这个好学,不只是学我们自己本宗的学问,乃至于不只是学我们本族的学问,人间世界所有的学问,都是一个儒者要学的学问。

所以中华民族就这样吸收了佛教,中华民族不只吸收佛教,不只是吸收印度所有的宗派,印度有的宗派我们一定有,所谓空宗有宗。那么空宗有许多派别,有宗还有许多派别,除了空宗有宗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创了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这三宗是中国人自己创的。你看吸收一个外来民族的高度智慧,而能够这样子的全面吸收,而且还能够发扬光大,自创宗派,而且还把这个佛法传到邻近国家,日本韩国,都是中国的佛教传过去的。现在由日本也影响了全世界的佛法。有些西方人以为佛教是日本人的,或说佛教是日本人开发的,这是中国人的耻辱,我们对不起祖先。我们现在的留学生他的精神万万不及玄奘,所以梁启超说玄奘是留学生的模范。各位,像玄奘这样才叫做留学,他去留学,不是去镀金,回头回国以后来对国人骄傲。他是真的为了学问为了法教而出去的,回来之后是以整个生命奉献在学问当中,奉献在文化智慧里面。中国人吸收了佛教,自从隋唐以后中国的文化变成儒释道三家。本来儒道两家为什么变成儒释道三家,佛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为什么它也可以算作中国文化的主流?各位这就是人类之所以生生不息,人类的文明日渐昌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好学。

这一种好学的精神,一直流传到近代。中西文化又相遇了,以前是印度把佛教传过来,我们中国人自己到西天取经,现在这个时代呢,不要那么辛苦,世界交通发达,东西方的人,可以面对面了。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人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了。那么请问,现在的中国人怎么面对西方文化?很不幸的是,以前佛教传到中国来,他们这些传教士,传教的人,传教的和尚,真的是有智慧的有学问的,真的是可敬的。其实西方文化刚传到中国的时候,明朝末年,他们也是通过传教士,所以这个宗教,宗教人士,都是很可敬的,他们真的是为了传播他们的宗教,千辛万苦,在所不惜,所以佛教是先从和尚带到中国来。现在西方的学问也先从他们的传教士传到中国来。像利玛窦一批人,那时候中国人跟他们接触的是士大夫阶级,是真正的有学问的人,也就是真正的孔门之徒了。于是,西方人当时很尊重中国,中国人也很尊重这些传教士,互相的文化交流,那时候几年之间,中国的读书人就学了西方的天文学跟他们的地理学,尤其是画地图的方法,乃至于医药,总之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都有积极地成就。利玛窦回到西方,写了一本书,他赞赏东方,赞赏中国,是一个黄金的国度。所以互相赞叹,互相学习,本来文化的交流应该是在这个层面上,用这一种态度。

不过后来满清入关之后,驱逐传教士。因为有一些传教士,这个来的人越来越多了,龙蛇混杂,有一些传教士没智慧,他们都太骄傲了,他们跟中国人说要信上帝,中国人也有人信上帝了。他们又说除了上帝之外,其他的神都不可以崇拜,其他的神都是魔鬼。所以把其他的神全部打掉,全部拿去烧掉。可是呢,最后发现,中国人还在拜,拜什么,拜祖先,祖先也是魔鬼。所以把神主牌位拿去烧掉,真的有些教徒就这样烧了,这烧了神像还没有关系,你烧祖先的神主牌啊。这地方官发现了,紧张了,上报朝廷,朝廷震怒,下令驱逐所有传教士,叫做闭关自守。从此不开关,传教士不准进来。这是三百年前的事,而这两三百年,就清朝的两百多年,正是西方文化,西方科学蒸蒸日上的时候。而我们中国呢,因为满清统治汉族,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非常的严厉手段,军事统治,严厉管束汉人。不仅是管束这个社会的次序,最重要的影响是最大程度的管束读书人的思想。读书人不可以有大的志气,像孟子说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如果读书人说这句话是要下监牢的,是要被杀的。当今天下就是我皇帝老子的事,怎么你读书人也说当今天下。所以不准谈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于是清朝的学术,就以小学为主,以文字声律训诂来指示读书。读什么书,来考据古书,哪一个字跟哪一个字相同,哪一个字又解错了,哪一本书,又有什么好的版本,就考据这些。这就是清朝最大成就。而清朝对于人生的理想,也可以说对于儒释道三家,尤其是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一无贡献。所以清朝的学问被称为小学。中国古人也有小学,所谓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但是中国人最后要读大学,大学是修己治人之学,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那么清朝最重要的是发展小学,由于如此,学风日渐萎靡,人心、人的志气日渐萎缩,学风萎靡,人心萎缩,到最后百姓就无所归向,那不只百姓无所归向,朝廷也越来越不像样,所以到了最后叫做腐败。上层腐败,这叫上无道揆,那么下层也腐败,下无法守。所以满清末年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满清两百多年中华民族日渐下滑,走下坡,西方民族蒸蒸日上。

这样子经过了两百三十年,一个上升,一个下降,相差就有四五百年的差距,所以满清末年西方人来叩关。你不是闭关吗,我来敲门,叩关,为什么他们要让满清重新开关呢?为什么他们来叩关呢?他们要做生意。所以他们用所谓船坚炮利他们保护着商船商队,进到中国来。那么满清被打的落花流水,只好开关迎接西方的所有要求,当然包括传教,最主要是商业,其实是一种移民、势力的控制。这时候的中国人一方面没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志气,一方面社会又是如此腐败不堪,让中国人确实丧失了自信心。一般百姓丧失自信心还没关系,最可怕的是知识分子也丧失了自信心。因为知识分子的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志气,他们虽然读了许多书,但是不能够了解圣贤真实的本意。所以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社会上就升起了一股所谓的崇洋的心态。政府就派出许多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如果没有志气,他们到了外国,发现外国的美好风光,对于自己的民族他们则更加的失望,所以才有五四。这个文化运动所表现得的现象,我称为爱国心切。这些知识分子,你不能够说他们的用意本来就是要残害我们的民族,他们本来的态度是爱国。但是他们的心里呢是激切的,我说爱国是对的,但是心切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态度。知识分子应该有百年千年的眼光,你怎么可以因为你当前所处的时代,中国没落的时代,你就否定了中国五千年呢?这个就是心切,你的激切是有妨碍的,所以知识分子不可以激切。而五四时代的有一些知识分子激切,一般人想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他也是读中国书长大,他也是读经长大,他们心里怎么那么容易变化呢?那么读经典又有何用呢?其实五四时代的这一批激切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因为他们从年轻时代就到外国去留学,他们的人生的历练还不够,就已经离开本国了。尤其刚才说过满清两百多年来的整个学术风气,并没有真正的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本意。他们的基础是不够的,就是他们的心灵基础是不够的,而年轻时代又长期住在外国,所以他们难免就有这种非常爱国,难免有这种激切的态度。

不过虽然有这么一批激切的分子,大家要知道,大部分的读书人都还是很老实的,都还是尽力要维护中国文化的,大部分是这一批老知识分子。五四时代的那一批名流只不过是少数,但是为什么到最后那批少数人成功了呢?这或许是天意,当然这里也有一些理由可说。比如刚才说他们都是留学回来的,那么知识很新颖,可以唬人,把人镇住了。因为一般老秀才,没有他们的口才,没有像他们这样见过世面,所以他们这些人的骄奢之气,气焰盛盛,把他们压下去了。那么第二点呢,我说这是天意是这个国民政府,就是国民党政府,居然采取这些少数人的意见,然后把它放在政府的私政当中,尤其是放在教育的政策里面。要知道,国民党政府就是国民革命那,国民革命的领导人是孙中山先生,那么孙中山先生他的人品是很纯正的。不过大家要知道孙中山先生他学问的本色还是西方学问。所以孙中山也是留学生,所以他所用的很重要的人物,尤其是教育部长,他就用留学生,这是天意。我们现在讲这一段的历史,并不是要抱怨,而是我们要了解当时代在变化的时候,尤其当人类的文化互相碰撞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时代,来面对不同的文化。这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的事。所以如果依照孔子的教导,见贤思齐焉,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么依照中华民族吸收佛教的经验,我们现在面对西方文化理当如何?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是以前儒道两家变成儒释道三家,现在儒释道三家就要变成儒释道西四家。因为人类的理性无穷,人类理性所要开发的学问无穷。所以遇到理性的学问,如果是在我们已经成就的之外,他既然也是理性,我们还没有成就,那我们就应该尊重他,应该学习他,最后是应该消化他。所谓消化的意思就是让这些学问也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变成我们自己的血肉。

文化的融合不是一种组合,他是一种融会是一种贯通,所以要消化掉。所以五四时代提倡一个口号叫做全盘西化,现在我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叫做全盘化西。我们要把西方的学问消化进来,为什么西方的学问可以消化进来?因为他也是人间的学问。也就是说他也是理性的开发,而人类的理性只有一个理性,而且同一个理性,只是理性有不同的发展的面向,或是不同发展的层次,既然人类的理性是有作用的,这个人类理性的开发理当拥有一切。所以最理想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这一个民族本身经过历史长远的发展,应该把人类所有理性的内涵都开发出来。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到某个时代还没有开发全尽的,让他再继续生存下去,照例应该可以把其他开发的都开发出来。所以以中华民族的好学程度,纵使没有西方文化传进来,中国人要尽民族的本性,或说一个人要尽一个君子的本性,他应该随时自我反省,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一定要勉励,对不足的再多开扩,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所以中华民族本来就应该自己开出民主科学,自己现在还没有开出,还来不及开出,而西方人已经开的相当的丰富,相当的完整,这本来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福气,我们的幸运。我们可以看到别的民族已经把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的另一面,或是另一个层次开发的这么好。所以我们自己民族不必以长久的历史来开发,我们就可以学习,学习就不需要长久的时间,所以一个有理性的人,要学习理性的成就,照道理应该是相当简单容易的。所以只看诚恳的程度。

既然是理性的为什么不能学,西方人的科学,是从逻辑数学而来,逻辑数学本来就是人类心灵本有的东西,为什么中国人没有逻辑?中国人有逻辑,中国这些学者有逻辑,只是没有反省逻辑,没有成就逻辑学。所以对逻辑的研究不够精密,所以逻辑往往不能够起大的作用。中国人有数学,只不过数学没有所谓的现代化,没有符号化,没有高度的抽象化,所以数学用起来笨重,不好用。那么只要往前一转,那中国人的逻辑数学就可以很快的有所成就,不仅是能够跟西方人一般的成就,乃至于也可以超越西方,因为西方人不敢说他们已经把逻辑数学的道理都已经讲的完满了,都已经讲到尽头了。所以科学也可以成就,因为科学就是按照思考的道理一步一步的深入的,所以要耐得住繁琐。要言必有据,行必有序,你讲一句话,你做一项的思考,一定要有本有源,有根有据,你去一步一步的去推理,一定要按照逻辑的顺序。所以胡适之骂中国人说中国人都是差不多先生,什么说差不多?这就是说中国人的科学精神,不够精密。但是差不多这三个字是不是就一定不可以用呢?其实在人情世故上,有些地方是要差不多的,郑板桥说难得糊涂。但是在科学的研究上,你就不可以差不多,你不可以糊涂。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的面向,你要用不同的心态来面对来处理,所以胡适之完全倾向于科学,打消了其他的学问,只是一种五四的偏激,叫全盘西化,叫科学挂帅。

西方人的科学既然是人类理性的成就,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学科学?上一次讲过学科学并不那么困难,只要我们把握到科学的精神,我们做好科学的教育。五四时代说我们学西方文化的主题叫做科学与民主,另外一方面是民主,什么叫做民主?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自从有人类以来,因为人类是要群居的,既然很多人住在一起,很多人共同生活,就要某些规范,某些次序,这个规范次序渐渐的形成了有系统的制度。这个制度是用来管理众人,使众人都可以在一个次序中共同生活,这个管理众人的事情叫做政治。所以有所谓的政治制度。只要人类群居,就要有政治,就要有制度。而在人类历史中,有各种的政治的制度。那么不管所谓的奴隶社会,后来是贵族政治,贵族的体制,然后再到所谓的专制的政治,专制的体制,大概人类对于政治的处理方式,也只不过几种。那么比较成熟的也只不过是所谓贵族政治,专制政治。这两种体制,也能够治国,也能够处理百姓的生活,但是问题比较多。所以后来发展为民主政治,那么民主政治并不见得就是完美的,西方的政治学家洛克说,人需要政治,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所以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又需要政治,所以这事是必需的恶。这不完美的政治体制他是不完美的善,所以他是一个恶。那么人又需要,所以这是必需的恶,所以政治是必需的恶。政治是一种不好的东西,而我们又必需,那怎么办?所以尽量追求它接近美好,就如诸最好的是不要有政治。但是他说只有神的民族,才可以没有政治,什么叫做神的民族,就是每个人都是神,每个人都是圣人这就不需要管理了。凡是牵扯到管理一定要有制度,制度就是政治。只有大家都是神,都是圣人,才不需要管理。所以人间一定需要政治,在一般的政治学家看来,民主政治是比较合理的政治制度,所以西方人完成了民主的政治,令我们大开眼界,非常羡慕。

中国古人原来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以民为贵,以民为本,所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人本来就是有民主的思想,其实不应该这样说,中国人本来有民本的思想,以民为本,以民为贵,但是不可以叫做民主的思想。因为民主这两个字是一种制度的名称。你如果以民为本,而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就不可以叫做民主。所以民本跟民主是不一样的,还差一个制度的建立。当然有民本,以民为贵的这一种传统,要进一步形成制度,把民本跟民贵这一种见解真正的落实在政治的体制当中,这是相当容易的。只要中国人真的是理性化的,把民本落实为民主,应该不这么困难。所以中国将近一百年来其实在政治上也都追求政治体制的清明。这是两个大党都共同追求的目标,我们百姓非常有幸这一种的追求日渐起色,有相当的成就。只是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完整。所以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还要努力的地方。

现在西方文化最重要的两大范畴就是科学与民主。那么科学与民主如果是理性的,依照中华民族的教导,依照儒家的心态,那是一定要去追求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讲到新儒家的这个观念。我们说儒家是完全理性化的生命,这个理性化的生命,是内圣外王的生命,他的学问,就是完整的学问,一时或许不完整,但是有志于追求完整,所以儒家的学问他永远是活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理性长在。所谓的天不变,地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理性常在。而这个理性,他是应该面对每个人面对每个时代,甚至面对每一件事情,而有恰当的处理的。所以以儒家的精神,来面对他当下的时代,于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不变的,都是君子之德。但是他所面对的情况不同,他就应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所以孔子说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个所因处,就是他的核心的观念,核心的态度是不变的。但是这些处理现实事物的方式,是可变的,这礼仪是可变的,而这基本态度是不变的。所以面对各种不同的时代,儒家都有它恰当的作用,那么先秦儒家有先秦儒家的见地,这是儒家的第一期发展。后来经过秦始皇的破坏,到了汉朝的复兴,又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这个转变。魏晋南北朝这个中国人的主要的学问是转向道家,隋唐是佛学的时代,到了宋明,又复兴儒家,宋明的复兴儒家,是经过魏晋的道家以及隋唐的佛家,经过他们的洗礼,或是经过他们的刺激,经过他们的提醒而对于儒学有更进一步的发扬。所以宋明儒学一方面是继承先秦儒学基本的精神,一方面又有他们特别的学问成就。这被西方人称为新儒学,就是儒学新的成就。我们说宋明儒又经过清朝乃至于民国,五四运动以来儒学又没落。但是在五四运动的同时,我们刚才说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这么的激切,都是要全盘西化,民间还是保留了真正的具有儒家的基本精神的人,这一种人他们是继承了儒家的精神,而有能够看到整个世局的变化,能够为我们中华民族在找寻当代应该有的方向。这一批人也叫做新儒家,这就是当代新儒家。所以这就是儒家的第三期发展。

第一期发展是先秦儒家,以孔孟荀三个人为代表。第二期发展就是宋明理学,宋明儒学。宋明儒学是儒家消化佛家跟道家而使儒家的高明的一面心性的探讨更加精微的一个时代,所以宋明儒对儒家是有贡献的。那么当代新儒家他是面对西方的文化,面对当前的时代而兴起的一个儒家的志业。这个儒家的志业在当代应该有那些的内容呢?我们从刚才讲到现在,我相信各位应该也有相当的了解了。当代新儒家要做些什么事,你如果是一个儒家之徒,或者说你自己认为是一个君子之人,在当前时代,要怎么定立自己的人生方向?或者说自己最重要的志向在那里、要完成哪些学问、要建立那些的功业这才对的起孔孟,对的起儒家,对得起君子这个称呼。牟宗三先生他是新儒家的集大成者。因为当代新儒家开创于民国初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有个人熊十力先生,他有三个弟子,最出色。一个是唐君毅,唐君毅先生号称新儒家的仁者,因为它表现了一种很广阔的文化的包容精神,他的为人也非常的谦恭有礼,学问广大,然后无限的包容,这个是儒家的仁者气象。那么另外一个叫做徐复观先生,他的文笔非常的犀利,他尤其对于文化界教育界政治界有非常尖锐的批判,号称新儒家的勇者。牟宗三先生思考非常的精密,他建构了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号称新儒家的智者,他是一个纯哲学家式的人物。而当代的中国哲学家比古代的儒者有他方便的地方。因为当代的学术已经吸收了西方的学术的传统,所谓的逻辑思考,系统的建立。所以牟宗三先生在当代所完成的学问是中西融汇,古今贯通。而这个融会贯通两个学问,又用当代的哲学术语建构成一个当代人乃至于西方人都可以了解的哲学系统。用系统来说明哲学,这跟古人是大不相同的。古人是直抒胸臆,直接的把他的学问讲出来。那么我们看宋明儒的学问,往往是语录,就是他随机讲学的记录。假如有文章呢,也是单篇的文章,没有形成一个一步一步的很明白的有本有源的系统。所以建构系统是西方人的特长。

牟先生处在当代,他对于西方的学问有他相当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康德哲学,像康德的三大批判。西方人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因为康德是用德文写的,像翻译成英文、法文或是其他文字,往往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只能翻译一部,牟宗三先生他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学问跟西方是大大不同的。西方虽然是有德文法文英文的不同,但他们的文字祖宗都是拉丁文,所以他们要做翻译是比较容易的。中国人要翻译西方的学问是不同于西方人翻译西方,但是牟宗三先生以一个人的能力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全世界没有,没有这回事。可见牟先生对于西方的学问,尤其对康德的哲学深入的程度,所以不只是对于东方学问,不只是对儒释道三家有精深的研究,有大部头的书著作。以我研读的心得,我常常这样感叹,就是要说儒家,要谈儒家的学问,自从孔子以后两千多年,没有人谈的比牟宗三先生清楚。要说道家的学问,自从老子庄子以下两千多年,没有人能够把道家的基本的观念,道家的核心的价值,谈的像牟先生这样的深入,这样子的精确。所以要了解道家,不读牟先生恐怕常常是道听途说,常常是胡思乱想一通而已。对于佛家,牟先生说他自己不是佛教徒,但是他对于佛家,他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佛性与般若》。他是从原始佛教一直谈到空宗有宗,一直谈到天台华严禅宗。牟先生是以天台判教为核心,从这里开展出去,涉及一切的佛学。我也看过一些佛学的其他著作,但是我还是认为牟先生这一部《佛性与般若》写的最清楚。要不然,佛家的书籍浩瀚无穷,佛家的各种说法都非常的精妙广大,你如何去把握佛学呢?所以假如你读牟先生的这一本书,就很容易能够把握它。为什么?因为牟先生的思考方式是不思考则已,一思考就要思考到他的根源所在。所以每一种学问都是究本穷源,从他的最核心的地方说起,而且一步一步的开展,建立整个系统。所以最能够开阔一个人的心思,眉目清楚,最能够让一个人的见识长进。所以牟先生称为新儒家的智者。

牟先生归纳出新儒家就是儒家在当代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传统的继承。牟先生是说道统的继承,用道统两个字,所谓道,就是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以三家为主。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三家都指出生命的方向,这是人类的学问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几乎已经囊括了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的使用,就是实践理性这边的发皇,这边的开拓。儒释道三家已经把实践的学问开拓的非常广大高明,所以中国人放弃了这三家的学问,不仅对不起自己的祖先,也对不起全人类。现在经过清末民初的摧残,我们现在的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一个儒家的子弟,第一步就应该恢复中华民族的智慧,这叫道统的继承。那么刚才说道统的继承,就儒释道三家,牟先生以身作则他对这三家,都有精深的研究,都有大部头的著作,我们可以去参考。总之,现在一个中国读书人,如果没有相当的儒家道家佛家的学问基础,那真的是不足以称为是一个中国读书人,所以道统要继承下来。

第二个志业是学统的开出。学统就是学问的传统,这个学问的传统大体是指西方的学术而言,就是思辨理性方面的学问,叫做学统。学统的开出,用开出两个字,刚才道统是用继承两个字。因为这个道统是中华民族本有,所以叫做继承。现在学统用开出两个字,不是学习,也不是西化,他说开出,什么叫开出?开这个字,是借用佛教的大乘起信论,有所谓的一心开二门。这个开字,一个心开出两个门,那两个门,真如门生灭门,就是开出真如界跟世俗界。真俗两界,其实都是一心所开,而虽然是一心所开,这个真正的心是真如心,所以也可以说真如心,开生灭门。所以这个开字,一方面说一心可以开二门,所以一个理性可以开出道德理性或者说实践理性,也可以开出思辨理性或者说知识的理性,这叫一心开二门。那么现在学统的开出也可以说由一个理性,开出两面。我们既然有道统了,现在我们又要开学统。其实更重要的是以道统为本位,而开出学统的意思。以前曾经介绍过康德有思辨理性,人类有思辨理性跟实践理性。而实践理性有优先性,已经介绍过观念。现在呢,是以道德理性为主,而道德理性本身就可以开出知识理性,开出科学。因为一个君子的理想是正德利用厚生万物。正德是属于德行部分,利用跟厚生就是要开出人间的科学,乃至于要开出人间的政治的制度。所以这是一个君子所必须的要求,所以学统不在我们的理想之外,是在一个君子的理想之中,所以叫做学统的开出。我们用开出两个字,就可以更好的表达我们对于西方学问学习的态度。因为有些人认为我们学习西方是把西方移植到中国来,或是嫁接在中国学问的主干上,其实移植跟嫁接这种讲法,都不如开出。我们中国文化的主干,就可以自我生发出知识的学问。这样也就是说西方的知识学问本来就是中国这个学问应该有的要求,所以是自我的要求,是自我的决定,不是因为被西方所刺激,不是因为西方的船坚炮利不得已要学西方的,不是我们羡慕西方的成就,所以我们学西方,而是由于一个儒者一个君子一个尊崇道德理性的人他必定自我要求的。这样子我们去学西方的学问,去学科学,才不会感觉到格格不入,或是才不会用功利的态度来学习,这本来就是我们有的,叫做学统的开出。这里面包括我们做学问要参考西方的系统性的研究方法,我们要把学问重新再讲一遍,用精密的系统方式讲出来,让这个学问是真的可以长留在人间,不要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一个人在的时候就可以传法,这一个人不在了就不能传法,要把这个法,这个教能够重新的说明,用系统的方式说明,来定住这个教,让这个教不要随便的游移,这样子这个中国的学问也能够长远的保存,也能够很明白的很确定的安住在那里。所以西方学统的开出对中国的学问有重大的意义。就是学问也要参考西方的表达模式,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太过玄妙了,太过高明了,这个玄妙高明,有些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那当然不可用语言表达,但是能够用语言表达的要清楚表达,乃至于不能够语言表达的,要用语言表达他为什么不能表达,不能够只有高来高去,高来高去固然有高的境界。但是这些智慧其实可以用学问一步一步的建立,建立到不能够表达的地方,我们明白的说以上是不能表达的。所以学统的开出,在我们中国哲学上,有重大意义。然后我刚才说,学统的开出,主题是在科学的研究。因为科学也是人类理性的成就,科学对人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用开出两个字,又代表科学的成就,要由实践的理性来主导,来引领他的方向,这叫做开出。所以科学不会独自的做大,科学最后是归人生所用,科学能够造福人生,而不会危害人生,这个叫做学统的开出。这一中对于西方的学习,不仅是对中国文化有作用,而且对西方文化也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西方人一味的往思辨理性走,他的实践理性不足以驾驭思辨理性,也就是说人类的道德不足以引导科学的时候,那科学可能就会出乱。所以中国人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西方人或许不能负起这个责任,但是中国人的心灵还是实践理性为主,以道德为主。假如中国来研究科学,中国人的科学,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乃至于超越西方的时候,那么中国人必定有他正确的科学观,正确的科学发展方向,所以中国人要赶紧回归正位了。这叫做学统的开出。

第三个志业是政统的完成。叫政统,就是政治的统序,政治的制度。这个政统当然是指民主政治而言,叫做民主建国。刚才说过这一方面,中国人正在积极地努力,而且越来越有成就,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欣慰,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国家民主建国早日成就。然后我们百姓才能够真的能在平等自由的气氛当中,安和乐利,这也是儒家永恒的理想所在。所以当代新儒家的心态是非常的坦诚大方的,他们的眼光是很高远的,他们的心态是很广大的。所以在新儒家的志业里面,它不仅是对于中国的学问的尊重,要负起传承的责任,对于西方的学问,也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尤其把握到他们学问的本质,而且认为西方的学问并不难吸收,并不难消化,最后还关切到整个民生,体贴百姓的疾苦,要真正能够拯救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体制的合理化。以这样的心态,来为人为学,这叫做儒家,在当代这样做就是新的儒家,叫做当代新儒家。其实这一种心态并不是某些人的心态而已,这乃是每一个正常的人有良知的人都希望做的,所以新儒家并不是只有某些研究儒家学问的人,应该说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是新儒家。那我们可以自己期勉自己也成为一个新儒家。新儒家并没有排斥其他的宗教,并没有排斥其他的学问,只要你是理性的,只要你对人类是有贡献的,只要心灵是光明的,他都多多少少是儒家,都有儒家的心灵,都可以说是儒家的门徒。所以新儒家就跟原始儒家一样,没有特定的主张,他的主张就是理性。所以没有特定的主张就是他的主张,他的主张就是一切,一切的学问,就是他的学问,一切的理想就是他的理想。

那么如果大家要更深度的了解新儒家,我建议大家可以读读牟宗三先生的书。牟先生一辈子读书做学问写书,已经有数千万字,一笔一笔写出来,写了几千万字。现在他已经过世了,门弟子为他出了牟宗三全集,总共有三十二大册。有些是比较浅近的,有些是比较难读的。我常常劝想要对儒家学问或是新儒家学问有所了解的人,或是想要关心中华民族存亡的人都应该看看牟宗三先生的书。尤其我建议准备一套牟宗三全集,然后一部一部的读下去。牟宗三全集在台湾出版,装订非常的讲究,价格也不低,大概就五六千块人民币,而且进口非常的麻烦,在大陆只有少数的几本有正式出版,所以要得到牟宗三全集很不容易。据我所知,有一些朋友,因为很热切的想要读,所以他们就自己影印几部,自己读,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剩下。假如有剩下几部的话,如果朋友需要,或许可以跟他们商量,是不是可以让出几部。反正这些人也不是做生意,他就是影印的本钱多少,就是多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剩下。你可以去打听打听,这是不得已的,要进口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法。虽然违反于所谓的智慧财产权,或是说出版法了,但是也不得已。我们是可以同情他们的好学的精神。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去联系一下,我这里跟大家讲一讲联系的电话好了,不知道有没有剩下不晓得,我看看,有没有想要,没有人想要就不要说了,有几个想要的牟宗三全集,你打这个电话看看,13752133768 姓赵,赵老师。要了解新儒家,最好是看牟先生的书,当然如果能够在扩大,看看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的书,再往前追溯,看看熊十力先生乃至于当代新儒家,其实他的精神或是对于当前时代的反省,老早就起于明末的三大儒,尤其是王船山,熊先生一生最敬佩王船山。所以再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这明末三大儒。当然可以往前追溯到宋明理学,在往上就可以通到先秦儒家,一步一步的上溯。从当代新儒家读起,是比较切近的。

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还有一个小小的意见,就是前几天我说过,读经的孩子到了他长大之后,有书院的设立可以让他继续往前求学。书院的规划现在已经有一个简单的草案,因为有些人问到说,如果没有到书院,怎么指导孩子继续往前求学呢?我就想到,我在书院的规划里面,有列出在书院里面要读的书。大概中国的书有两百部左右,西方的书有一百部左右,这个书目都已经开出来了。中国的两百部书目主要是参考梁启超所开的书目。因为在民国初年,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还念念不忘中国的学问,虽然自小他们就开始一直读体制的学校,现代化的小学,所以他们这一批人从小就远离了中国文化。到了他们读大学的时候,他们还念念不忘,所以就请梁启超替他们开国学书目,研究国学需要读那些书,请他开出来。梁启超就开出了两百多部,他认为中国学问当中最重要的书。清华大学生又请了胡适之开书目,胡适之一口气就开了两千多部书。所以梁启超就笑了,笑他说这两千多部书,有的连我都没有读过,你给这些清华大学的理工科,而且将来都想要去留学的学生,你开这两千部谁去读啊。那么清华大学的学生不只是认为两千部太多了,连梁启超开的两百多部都嫌太多,就再拜托梁启超先生说你开一个更简单一点的好不好。所以梁启超就又开了二十几部重要的书目。其实这二十几部我告诉各位就是连现在的中文研究所的博士,毕业的博士都还没有读完过。二十几部没有读完过,中国学问哪,真的是没落了。所以在台湾钱宾四钱穆先生他又开出更简单的书目叫做中国文化七书。七本书,你要了解中国文化,只要读这七本就够了,或者说你这七本书都没有读过,你对中国文化是门外汉,所以中国人最少要读七本书。

你看从两千多部变成两百多部,从两百多部变成二十几部,从二十几部变成七部,那我把这七部念出来,看看我们在座的各位你看过没有,如果连这七部都没有读过那真是惭愧啊!这七部就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再来就是《近思录》《传习录》《六祖坛经》,就这七本。《论语》《孟子》是儒家的基本经典,《老子》《庄子》是道家的基本经典,这一定要读的。然后再来就是所谓《近思录》,近就是远近那个近,思就是思考的思。孔子说切问而近思,你要问问题,不要问那么高远的问题,问比较切实的真切的,你心中现在正在,正要,正需要的问题。你不要问那么大问题,问,切问,问要切问,思呢,你不要想那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你要近思,所谓近就是和于你自己,你当前的状况,你要思考这些,所以叫做近思。《近思录》是朱熹编的,北宋四家的学问精华,所以要了解北宋诸儒你就看《近思录》。因为朱熹都读过了,他的精选集,就是周敦颐、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这四个人的精选录,叫《近思录》,相当重要的一本书。再来就是传《习录》,王阳明的《传习录》,这两部书可以对于宋明理学有相当的代表性,也就对于宋明新儒家有代表性,是一定要读的。再来就是《六祖坛经》。以《六祖坛经》来代表佛学。那么当然六祖坛经不足以尽一切的佛学,但是呢,他叫中国人读读这部书,这一部书的智慧是很高的,而且跟中国的学问最为接近,所以叫做中国文化七书。那么在我书院的规划当中,我用梁启超的两百部书,这些是书院的学生一定要读过的。所以中国人读的中国书太少了,我们一定要重新培养一批读书种子。所以在书院里面我设计是十年读书,古人说十年寒窗无人问,十年闭门读书就应该可以把这两百部书都读过。然后也不可以孤陋寡闻,也要读西方的学问,西方的学问大概要读一百部左右,就是西方所有学问的精华,一定要读的,各门各派的经典之作,一定要读的。因为将来是国际化的时代,地球村的时代,一个学者应该是兼通中西才可以。那么假如有兴趣知道这些书目的人,我们可以给他这一份书院的规划,那么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共同来关注书院的创设,这是古往今来所没有的,也是中国跟西方所没有的,那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构思,需要天下许多人共同的协助。如果需要的人,这样子我们请在那里登记,刚才说可以在联社登记,那么我们登记你的电子邮箱好了。假如要交我们这边印出来,那么一份就二三十页,很浪费纸张,所以我们用电子邮件,你在那里登记电子邮件,电子的邮件信箱那么我们用网络发给你,那这样子大家就有了,这样子比较节省。需要的人去登记,时光迅速,我本来以为六堂课是很多,但是呢,一天一天的讲,也讲完了。我这一次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共度几天的时光,跟大家讨论一些学术的问题。我非常高兴,我个人学问没有什么成就,那么只是跟大家共同讨论,竭尽我的所能,提供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所思所得。以后还有很多的大学问,我也介绍了,希望大家自己去追求大学问,那么这样就不枉费我来这里一趟,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常常见面,谢谢各位!(鼓掌)        (廣毅班丘山、平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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