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调整自由行有助平衡两地关系

栏目:谏议策论
发布时间:2015-04-17 10: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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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作者简介:田飞龙,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著有《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观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译有《联邦制导论》《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合译)《分裂的法院》《宪法为何重要》《卢梭立宪学文选》(编译)等法政作品。

 

 

 

调整自由行有助平衡两地关系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香港《大公报》2015年4月15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廿九日癸亥

           耶稣2015年4月17日

 

 

 

 

4月13日,中国公安部对深圳居民赴港“一签多行”政策作出调整,改为“一周一行”,调控预期是减少约30%的同类旅客。这一政策调整使得深圳居民的“自由行”地缘特权被取消,与香港居民之“回乡证”的权利产生较大差距,形成深港之间不对等的签注政策。尽管港府明确此举是针对水货客,但深港之间水货客问题是双向的,是两边市场差异带来的利差自然造成的,此次调整仅仅针对深圳居民单边做出,被认为是中央、广东和深圳的某种“谅解和配合”(梁振英语)。     

 

这一单向限制深圳居民的自由行政策调整,表面上是香港后占中时期反水货客示威升级的刺激效果,实际上也给了中央调控央港关系以重要的切口和压力测试目标。中央及时因应港府要求收紧自由行,短期内可能对深港两地经贸往来与民生秩序造成一定冲击,但长远来看有助于香港社会理性反思央港关系及更紧密经济人员往来的重要性,也有利于内地加大关税改革、自贸区建设及开放力度,逐步实现内地居民对港消费需求的理性回落和常态化。因此,此次收紧既是对自由行放开以来两地不对称之供需关系矛盾的一种回应,也是设定了一个新的压力测试周期,用苏锦樑局长的话来说“一年后可见成效”。收紧深圳自由行之后,深圳短期内回落到与内地其他自由行城市大体等同的地位,势必增加香港对更多内地自由行城市以及更便利之签注安排的需求。香港工商业界已经表示希望开放更多内地自由行城市以配套应对收紧后的压力和冲击。

 

“一周一行”仍是测试性政策

 

公安部此次收紧深圳居民自由行是应港府要求并经过压力测算做出的,具有政策调整的理性基础。不过,这一新策并非最终安排,而只是一种因应央港往来张力与冲突的测试性政策,未来港府与大陆公安部门仍应积极跟进评估新策的具体成效与配套机制,确保央港关系朝着良性互动的积极方向进展。新策已经生效,所带来的冲击将主要落实于深港两地居民身上,而对香港社会内部的经济与政治生态亦将产生重要影响。

 

对深圳居民而言,既往的旅游、购物便利甚至于非组织化的隐性“水货客”利益都会受到负面影响,而组织化的水货集团更会遭受严重打击,后者正是此次政策调整的初衷。

 

不过,新策对香港社会的冲击亦十分明显,甚至更为突出:第一,内地对港货的需求短期内依然保持稳定,而深圳水货客受到政策性打击后将严重减少,导致水货市场对香港水货客需求激增,可能将既往的反水货客矛盾引向香港社会族群内部;第二,作为市场对政策调整的理性反应,深圳水货客集团将大量雇佣香港水货客以及香港本地水货客将扩大组织规模,这一市场性“对策”短期未必有明显效果,但从中长期来看势必逐步抵消单向限制自由行的政策效果;第三,无论具体市场反应如何,陆客因香港反水货客示威的情感伤害以及自由行政策的收紧,在一定时期内必然减少对港旅游和购物需求,寻求替代性消费方案,比如赴日韩消费;第四,世界市场对大陆的开放以及大陆消费群体的购买力构成了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香港反水货客的升级行为在总趋势上与香港自身的国际城市定位以及世界经济的开放性相悖,香港很可能在一年之后重新产生对内地消费能力的经济性依赖,倒逼自由行政策再调整;第五,香港工商界及普通民众将在收紧期间实际体验并反思“反水货客”行为的非理性本质,从而对类似激进行为从抽象同情与支持转向具体的抑制和排斥,客观上有助于香港社会重新认知和适应已经发生结构性改变和优势易位的央港经济关系,还可远程拉动央港政治关系回暖。

 

当然,面对香港社会一定时期后再次表现出的“放宽”自由行的实际需求,中央与深圳等地仍应积极回应,不可反唇相讥。中央必须表现出耐性和智慧,开放胸襟,因势利导,敏感而有力地抓住香港社会“人心回归”的每一个契机,渐次积累巩固央港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此次收紧,也是给出充分的时间与空间由香港社会自身进行压力体验和理性反思,以便借助香港公民社会自身的多元舆论和公共理性催生出一种面向大陆和中央的“新常态共识”。

 

香港应避免“被替代”风险

 

我们看到,在港府和中央因应后占中反水货客示威之政策调整同时,中央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框架也在紧锣密鼓展开。这是经历改革开放之高度经济发展与政法体制之初步理性建构之后,第一次由中国作为主体来主导和推进的区域性甚至世界性多边政治经济框架。这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印证了中国崛起的事实以及中国至少在亚洲经济整合与区域安全上的领导角色的强化。目前,即便是尚未完成统一回归的台湾地区亦在理性评估之后积极争取加入亚投行,作为已经回归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本有着更多的优势和机遇充分参与和利用这一轮发展机遇,提振香港经济活力与竞争力,使香港全体居民公平分享国家改革开放实际成果。

 

因此,一方面是因应政改与自由行困局,另一方面是港府密切关注和实际加强与内地的经济合作以及寻求在一带一路及亚投行框架内的经济机遇。对香港反对派而言,除了部分职业政客之外,其内心未必没有纠结:一方面对内地经济发展及央港经济一体化的互利共赢前景有着内在的理解与认可,另一方面在政治利益、核心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又极力避免“大陆化”。对香港反对派而言,无论是基于纯粹的政治反对,还是基于信息不对称下的无知,将“大陆化”建构为一个完全的负面趋势,但其内心又逐渐感受到一种来自大陆的强势经济整合压力。

 

甚至包括台湾部分人士在内,面对大陆的实际崛起及自身在地缘上日益内卷于大陆主导的区域秩序之内,支撑其逢中必反及排斥“大陆化”的根本精神动力就只剩两个:第一,望“美”兴叹,仰望美国重返亚太及实际干预,但无论是两岸关系实际发展还是占中运动失败结果,都证实了当中国通过精致模仿西方及始终坚持自我而实现稳定发展并成就为世界主要“列强”之一时,美国的传统干预已日渐乏力,而中美关系的战略利益交叠空间不断扩大,港台在中美关系平衡上的分量日见减弱;第二,孤芳自赏,以昔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自诩,以人权与民主的普适价值观自卫,以连番社会运动和强势舆论动员自保,却不愿看到昔日经济奇迹是以中国市场的长期封闭为前提的,今日经济格局远非昔日可比。

 

在香港政治上激进和经济上孤立的转型时期,包括港人在内的多方人士已逐步意识到香港“二线城市化”的风险。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50年”是一个更长的制度互动演变周期,如果到时香港果真成了“二线城市”,其高度自治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特殊性上还是在彼时的中国民意政治条件下,未必能够如今日这般稳固。因为建构一国具体宪制秩序的必然是政治实力结构与民意的动态共识。放宽历史的视角,香港已经到了需要严肃反思并追问在新三十年里的“战略机遇”问题的时刻了。如果香港反对派不能走出当下的政改博弈造成的“过度政治化陷阱”,如果依然沿着望“美”兴叹和孤芳自赏的精神路线下滑,就必然会表现出“港独”取向,必然逐步经由抽象的“泛民主”意识而过度到与中国人民及香港居民共同为敌的“社运悬崖”。反对派可以整体移民,但全体香港居民无法整体移民。

 

因此,面对收紧自由行的实际冲击,面对香港的港独式的“社运悬崖”,面对香港可能在新一轮经济整合中“被替代”的高度风险,真正的香港精英和民意应具备切割自救和从善如流的能力。但政治社会心理的转型需要时间和机遇。笔者认为此次自由行收紧带来的压力测试周期就是一次机遇。

 

央港关系需内地更加开放

 

事实上,无论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初,还是九七回归之时,内地与香港都没有意识到大陆主体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以及香港相对优势丧失之速。大陆改革经济奇迹的要害在于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与经济上的实用主义的精巧结合。甚至在近些年意识形态领域有所收紧之际,政府主导下的自由化与市场化改革进程仍在不断提速,保障经济规范发展的法治体系亦得到较大进步。如今,经济体量、政治意志与文明抱负共同要求甚至迫使中国实现民族国家与新帝国的并轨崛起。这里的新帝国既不是传统的领土殖民帝国主义,也不是美国式的新殖民或文化殖民帝国主义,而是复杂糅合了中华帝国古典之天下主义与协和万邦理念、社会主义之国际主义以及西方现代性所内含的价值普遍主义的一种新形态,是中国主体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开放性吸纳并不断普适化和适应国家与超国家双重秩序挑战的一种新政治文明。

 

当中国以此种力量展现于世界包括港台面前时,其自身及他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对中国而言,其经济实力一枝独秀,而政治与文化之类的软实力尚不匹配,尚不足以取得相对美国文化的比较优势及世界性的文化认同。对世界包括港台而言,对大陆异质性的认知在内里仍未摆脱八九定势思维和东方冷战逻辑,缺乏对后八九与后冷战之中国发展及其现代性内涵的时代性把握与客观评价,因而甚至无法科学解释和预测其演进方向与速度。基于种种误判、恐惧和理念冲突,香港社会尤其是反对派才日益诉诸占中抗命与反水货客等激进行为,甚至港独之理念与组织化亦有强势抬头之势。

 

当然,这里折射出外部没有很好地跟进理解中国发展,对中国努力建设现代化及成为负责任大国的实际成就缺乏“同情的理解”与内部视角的分析,惯以有色眼镜与思维定势看人。同时,中国发展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也确实伴随其力量成长而增加,从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于文化诸层面均有表现。如何消除这些发展的不确定性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高层次需求,也是在精神文化意义上根本消除外部世界包括港台之疑虑甚至恐惧的治本之策。 

 

从占中运动到反水货客,我们的评估应具有双向思维,一方面要看到香港反对派非理性与功利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内地体制发展不确定性的一面。归根结底,央港关系之结构性调整与改善,除了诉诸经济优惠安排和适应性政策调整,除了强化基本法再教育及便利港人更好认知和理解国家发展之外,尚需要中国整体上按照现代性基本要素更加对世界开放,更加自信地容纳并建设现代性基础制度设施,包括更自由的经济、更自主的社会、更独立的司法、更好记录的人权保护以及更有效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甚至要求中国在超国家秩序中更好地承担国际安全与发展的公共品(public goods)提供责任。最好的中国形象应当是:一方面与世界更加相像,一方面又展现出政治与文明意义上的自主性价值及对世界文化的补充发展意义。所谓内外兼修,固本开源,形成获得普遍承认的文化与政治体系。由于香港基本上完整地追随英国殖民过程完成了整体的现代化,因此央港关系调整的具体成效就绝非一时之功,而是严格构成了中西文明冲突与对话及中国文明现代化与回归综合的检验性指标。治理香港,也就是在治理中国自身及其扩展秩序。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5年4月15日,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著有《香港政改观察》)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