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蒋庆)

栏目:少儿读经
发布时间:2003-07-07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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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

作者简介:蒋庆,男,西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西历二〇〇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台北: 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版[西历二〇〇四]),《儒学的时代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范瑞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等,《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政治儒学默想录》(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七年)

 
 
 
 
 
 
 
 
(二零零三年夏,余应邀赴湖南长沙参加“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深感自王财贵先生发起儿童读经运动以来,海内外积极响应,四百万儿童读经,成绩斐然,令人欣慰。然儿童读经运动亦存在问题,若不及时纠正,恐不利于进一步发展。故假此次会议机会,谨就儿童读经面临之诸多问题答海内外热心儿童读经的同道朋友,以期引起大家重视。盘山叟谨识。)
 
 
 
要搞清楚什么叫“读经”,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经”。
 
 
一、什么叫“经”
 
按照中国文化对“经”的理解,“经”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两重含义。(《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无形体,器有方所。道为不可见之超越性与神圣性,器为可感触之具体实物形态。)按照形而上的含义,“经”是“常理”“常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比如,《春秋经》的书法原则是“托事明义”,《春秋经》是孔子借鲁国史为人类历史所立的“万世义法”,《春秋经》所蕴涵的立元正始、尊王道黜霸道、崇仁义斥诈力等“义法”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人类历史必须有一纯正的开始,故圣人作《春秋》,变一为元,立人元在天前,确立了人类历史的纯正开端,将无意义无价值的自然史转化为一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类史,作为历史存在的人类生活从此有了意义。若历史无意义,人类将不堪在其中生活。故“立元正始”的“义法”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又、当今世界仍是一霸道的世界,国与国之间奉行的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即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的拳头大谁就可以称霸世界,若不改变这一规则,人类历史将无希望。而《春秋》“尊王道黜霸道”的“义法”崇尚仁义贬斥诈力,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正是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万世法,即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又如,《诗经》“正夫妇之始”的“义法”,(如《周南》讲“文王之化”熏陶出“后妃之德”,而“后妃之德”又是“正道之始,王化之基”,人类一切良好的政治、历史、文化都必须建立在统治者夫妇关系符合“正道”上,夫妇关系一坏一切坏。这是因为统治者身居上位,为“风化之所出”,与民众的关系是“上风下草”的感应关系,统治者个人的道德若不符合“正道”,会直接败坏整个社会风气,古今中外因“夫妇不正”造成的政治灾祸史不绝书,而所谓“正道”就是人类必须遵守的普遍道德。所以,“正夫妇之始”的“义法”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书经》“天下非一姓所有,有德者有天下”的“义法”,《易经》“乾健坤顺阴阳合和”创生万物的“义法”、万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义法”,都是“常理”“常道”,都是永恒而普遍的“万世法”,即都是“经”。也即是说,“经”中所说的道理是“天经地义”的,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永远不会改变。如果改变了,就不复有“天理”了,不复有“天理”也就不复有“人理”了;“人理”源于“天理”,天不成其为天,人当然就不成其为人了。除“经”字具有“常理”“常道”之义外,“典”字也具有“常道”“准则”之义,(“经”是省称,“经典”是全称。)所以,我们说“经”或者说“经典”体现了永恒普遍的超越性与神圣性。
 
按照“经”的形而下含义,“经”是特定历史文化中的产物,“经”本身就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经”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来体现永恒普遍的真理,即体现“常理”“常道”。具体就中国文化的经典来说,《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形态与精神,比如说,《易经》源于伏羲画卦,开创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与精神(《易》以阴阳爻变的方式说理,为中国所独有之文明形态,其所说之理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易》即象说理,通过观察物象的变化来说理;希腊哲学则是离象说理,即抽象说理,纯粹从脱离物象的概念来说理。二者的形态与精神不同如此。以下类推。);《书经》始于《尧典》终于《秦誓》,体现了唐、虞、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与精神;《诗经》始于《周南》终于《商颂》,体现了商周时期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与精神;《礼经》则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礼仪习俗,体现了中华民族重礼的生活方式与“和为贵”的中庸精神。至于《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体现了孔子从中国古代文明中提升出来的历史观法、人生价值与伦理精神。此外,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大儒的著述都是阐发经义,体现的都是“经”中的“常理”“常道”,被后人当作经典来看待,所以也是广义的经典。如《荀子》阐发《礼》的精神,《春秋繁露》阐发《春秋经》的精神,《中说》阐发“王道”的精神,濂、洛、关、闽、阳明阐发的是诸经典中涉及到“天道性理”与“心性良知”的精神,表达的都是“常理”“常道”。这些著述都可以称作广义的“经”或经典。另外,历史上著名大儒的言论选本也是阐发经义,也可以称为“经”或经典,如《近思录》、《传习录》。中国文化中永恒普遍的真理都是通过这些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经典体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些具体历史文化中特定的“经”或经典,我们就不能了解永恒普遍的真理;离开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经”或经典,也就不能了解中国文化中所体现的义理价值与精神,即不能理解“寓普遍于特殊”的“常理”“常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经”,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的历代中国人所公认的各种儒家经典。(此区别于希腊哲学从普遍见普遍,也区别于基督教以神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见普遍。神的历史也是普遍的,人的历史则是特殊的。)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经”还有人生教育学上的含义。我们知道,“经”的内容非常丰富,用今天的术语来说,“经”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仪式学等方面的内容。比如,《诗经》中的“风”主要由文学与音乐组成,但“雅”“颂”则包含着许多宗教、政治、历史、仪式、祭乐等内容。《书经》中的《洪范》既包含着哲学、政治、道德的内容,也包含着经济、宗教、天文方面的内容,《吕刑》则涉及到宗教和法律方面的内容。《春秋》司马迁说是“礼义之大宗”,包含着历史学、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仪式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的内容。《易经》、《论》、《孟》、《学》、《庸》,除包含上述诸多内容外,还包含许多宇宙哲理与人生理想方面的内容。孔子整理古代各种文献的目的,是用古代文献中蕴含的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历史教训来教育学生,把学生教育培养成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可用人才,即培养出具有士君子精神修养与人格风范的理想人才。所以,孔子说:“其为人也,溫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jié 通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zhǔ 辞比事,《春秋》教也” 。(《诗》美刺委婉,讽喻规谏,不指切事情,又可歌咏以陶冶性情,故教育出来的人具有温柔敦厚的性格;《书》记上古二帝三王之事,其事疏阔遥远,故教育出来的人具有通达深远的性格;《乐》的特征是和同,能功是潜移默化,故教育出来的人具有心怀宽容易于从善的性格;《易》洗心藏密而贞固守正,穷理尽性而探赜zé深奥索隐,故教育出来的人具有清洁安静思想精细的性格;《礼》以恭逊、节俭、庄重、诚敬为本,故教育出来的人具有恭俭庄敬的性格;《春秋》道名分,以书法条例作为治世义法,即把历史中许多相同的事件聚合在一个统一的语辞下,如聚合在讥贬绝、日月时、三科九旨之类的书法条例下,此即是“属辞”这些书法条例实际上就是统一的道德标准,属是聚合义,辞是书法条例义,然后依此“辞”书法条例来推比、衡量、判别历史事件中的是非善恶,此即是“比事”故《春秋》教育出来的人具有以统一的道德标准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从上述可见,“经”“六经”最初就是孔子删述编定的课本教材,是孔子培养理想人格的教育学典籍。所以,“六经”在古时候又叫“六籍”,是六种课本书籍,即今天所谓教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经”,就是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仪式学等内容、以其中蕴含的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历史教训来教育学生的人生教育学典籍,或者说课本教材。具体来说,“六经”是孔子时代及汉以后教育学生的课本教材,《四书》则是元以后政府学校教育学生的课本教材,《近思录》、《传习录》则是宋、明民间书院教育学生的课本教材。所以,“经”是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在教育学上最有权威的课本教材,在中国教育史上没有一部课本教材能超过“经”在教育学上的权威性。正是因为“经”有教育学上的意义与功能,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分类,“六经”又叫“六艺”。言“经”,是指其本体为“常理”“常道”;言“艺”,是指其功能为培养教育。“艺”的本义是“树艺”,即种植培育植物,即今语“园艺”之“艺”,后来引申为培养塑造之义。从“六经”又名“六艺”一词来看,“经”具有人生教育学上的意义与功能,“经”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培养、教育、塑造学生的最权威的课本教材。职是之故,“经”最有理由在今天中国的学校中成为教育学生的权威课本教材。遗憾的是,现在中国的学校教育离此尚远。不过,已开始有转机,教育部决定2004年在高中开《中国文化经典课》课程,必修课,36学时,算学分,要考试,本人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这是一今人鼓舞的好现象。
 
由于“经”是“常道”“常理”,具有培养教育人的伟大功能,历代儒者对“经”的作用推崇备至,赞叹不已。荀子在《劝学篇》中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也。”近代大儒马一浮先生说:“盈天地间皆六艺也。”依荀子与马先生之意,“经”包含了人类的所有文化与学问,“经”的价值与功能范围人生宇宙,人类以及万物都沐浴在“经”的光泽中。马先生进而曰:“‘六艺’之道,条理灿然。圣人之知行在是,天下之事理在是;万物之聚散、一心之体用,悉具于是。吾人欲究事物当然之极则,尽自心义理之大全,舍是末由也。圣人用是以为教,吾人依是以为学。教者教此,学者学此。外乎此者,教之所由废,学之所由失也。”由这些赞叹之语可见“经”充满天地间的伟大功能了。
 
此外,还要强调一点,古代文献未经孔子删削编定之前,不得称为“经”,只有经过孔子删削编定才能称为“经”。孔子所谓“删削编定”,不象后世的“选学家”,更不象现在的出版社编辑,他们只是按分类标题将选材汇集成书,其中并没有深刻的思想。孔子所谓“删削编定”,则寓予了孔子的“王心圣意”,孔子通过对古代文献的选择编定来表达孔子心中的“微言大义”。孔子所谓“述而不作”,是通过删述古代文献来表现孔子的人生、社会、政治、教育等理想,实际上“述而不作” 就是“以述代作”。当然,《春秋经》除外,《春秋经》是孔子唯一所作的“经”。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就是体现了孔子“王心圣意”与“微言大义”的“经”,是表达了孔子人生理想、社会理想、政治理想、教育理想的“经”。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说“经”体现了“常理”“常道”。由于孔子是上达天德而立人极的至圣先师,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道、作《春秋》所寓予的“王心圣意”与“微言大义”就是“常理”“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我们想一想,除孔子外,历史上哪一个人选编的古代文献能体现“常理”“常道”,能称得上“经”的?没有!
 
此外,不祖述孔子,不阐发儒家经义的个人撰著,按照我们上述对“经”的理解,都不应该称为经。如将文学作品称为《离骚经》,将兵书称为《虎钤经》、《太白阴经》,将权谋书称为《长短经》、《握奇经》,将修炼书称为《黄庭经》、《清静经》,以及将识字书称为《三字经》,将法律书称为《法经》(春秋时李悝)、将医书称为《内经》、将种茶品茶书称为《茶经》等等,都不符合传统经典教育与少儿读经对“经”字的理解,我们在这里必须加以厘正。我们在这里只是不得已随顺世俗如此称呼,这个“经”字仅仅指某一方面的重要书籍而已,不具备上述“经”的含义与功能,二者不可混淆。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给“经”下一个定义了:所谓“经”,就是最初由孔子整理编定的、继而由诸大儒阐发撰述的、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的、体现“常理”“常道”的、被历代中国人公认享有神圣性与权威性的、具有人生理想教育功能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课本教材的儒家诸经典。上面讲了什么叫“经”,下面讲什么叫“读经”。
 
 
二、什么叫“读经”
 
“读”字,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读,诵书也”。“读”的本义是背诵朗读的意思,后来“读”又引申为“阅读而理解”,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读”就是这个意思。根据“读”的两重含义,“读经”也有两重含义:一是背诵经典,一是理解经典;背诵经典就是少儿读经,理解经典就是成人读经;也就是说,少儿读经的“读”是背诵义,成人读经的“读”是理解义。先讲少儿读经。
 
(一)少儿读经
 
少儿读经,是指三岁至十二岁处于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儿童背诵熟记中国文化的经典。在此年龄段的儿童,处于语言摹仿期,有摹仿成人语言的本能倾向,背诵记忆不像成人是痛苦之事,完全符合儿童学习语言的天性,而不像西方教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压抑儿童的本性。
 
(布什弟弟是教育学家,去年到深圳来考察演讲,讲的仍然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即要启发儿童的理性与自主精神,让儿童自觉快乐地学习,而不能强制儿童学习。这是几百年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老调,这种教育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清明的理性,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清明的理性判定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因为自己理性的法庭具有审查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威,任何外在权威都必须服从自己理性的审判。但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没有看到,在现实层面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职是之故,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这在中国古代没有问题,古代的老百姓知道自己是凡人,并且敬畏圣人,认为接受圣人教化天经地义。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大我慢”,动不动与圣人争平等,不承认自己是凡人,更不承认凡圣在现实层面上有天壤之别,套句尼采的话,他们不知道在现实层面“人与人的差别比人与猿的差别还大”。因此,正因为圣人是圣人,圣人就有权用体现“天道性理”的善的价值强制性地教育凡人,使凡人改过迁善,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提升凡人的生命使其做好人、做君子以至立人极而做圣贤。强制的方法除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政令法律外,最根本的是“经典教育”,即建立在圣人义理之学上的道德教化的教育。由此可见,一般成人尚无清明理性,不能与圣人平等而否认经典的权威,不能拒绝接受经典的教育,儿童哪里又有自觉的理性与自主的精神拒绝接受经典的教育呢?儿童之所以是儿童,是因为儿童的理性尚未发展成熟,自主性甚差,自觉性不夠,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性自觉地进行经典学习。对儿童来说,经典的学习必须进行某种强制,家长老师的严厉要求与督促就是强制。用中国的话来说,经典的学习不能让学生“放羊”,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让学生“放羊”。
 
再有,中国近代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奉行这种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蔡元培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新教育与旧教育的歧点》,所谓旧教育就是少儿读经的教育,所谓新教育就是自由主义的教育。蔡元培在文中认为:旧教育以成人的成见强加于儿童,阻碍儿童的个性自由发展;新教育则是按照儿童的兴趣和个性特点,使儿童顺其自然地自由发展。他说:“知教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他批评旧教育——少儿读经教育——是“教育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育者以就之。” 好象“花匠编松柏为鹤鹿”,违反了儿童的自然本性,束缚了儿童的个性自由发展。因此,旧教育必须摒弃。蔡元培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承接西方洛克、卢梭、杜威等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余绪。但是,蔡元培没有想到,如果不对儿童进行某种强制,儿童绝不会主动自觉地去学习;如果顺着儿童的自然本性让其自由发展,在今天儿童就会整天去打游戏机,整天看猫和老鼠的电视,因为儿童毕竟是儿童,缺乏理性的自觉与自我控制能力,天性贪玩好动,不强制就不会按照“教育者预定的目的强就之”。教育肯定要有预定的目的,教育者为实现预定目的强制受教育者就范,符合教育规律,天经地义。古人说养蒙正蒙,说百年树人,说学为君子、学为圣贤,就是按照教育者预定的目的来教育人、塑造人,何错之有?梁启超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新民”,蔡元培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共和国健全人格”,现在不是也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四有新人”吗?教育哪里没有预定的目的?有预定的目的哪里就是压制受教育者呢?可见蔡元培的自由主义教育理论不能自圆其说。以种果树为例,其预定的目的是果子质量好产量高,若果树幼时不吊枝,不剪枝、不整形,果树长大后徒长枝乱生,必不能结果。我们精舍种了些果树,所以我才有此体会。因此,少儿读经教育肯定有预定的目的,那就是在儿童心中储存经典蕴含的“常理”“常道”,希望儿童长大后做一个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才干的君子,即实现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理想——塑造内圣外王合一的经世之才。要实现这一预定的目的,教育者就必须对儿童进行某种读经上的强制,使儿童经过强制达到朱子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儒家所讲的学习、教化都是要通过强制的,只有圣人天纵之圣而尧舜性之,汤武尚且要反之,至于俗人则更需要强学勉之,方能变化气质入于士君子之列。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得好:“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就是强制学习,不强制学习,绝不能成器,即不能成“轮”。若顺木自然之性,则挺直而已,何以成器而有大用?蔡元培批评“花匠编松柏为鹤鹿”,但“花匠编松柏为鹤鹿”恰恰是改变物之自然本性而使其有大用,否则松柏徒长无益。现在不是把教师比作园丁吗?园丁就是蔡元培所说的花匠,园丁花匠的工作不是按预定的目的——形状和式样——对花木进行修剪整形吗?通过强制将自然生长的松柏枝条修剪编织成有用美观的鹤鹿形状,正是园丁——教师——的职责所在,若让松柏按其自然本性自由生长,还要园丁——教师——干什么?一个称职教师的工作非常神圣,其所起的作用就是荀子所讲的“化性起伪”,即通过某种强制性的教育和学习改变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向善。“化性”,指改变人的自然本性;“起伪”,指产生另一个由人为之力塑造的社会本性。“起”即产生,“伪”即人为塑造的人性。要“化”自然之“性”就必须“起”人为之“伪”,而要“起”人为之“伪”——人为改变自然本性塑造新的社会本性——就需要某种强制,不强制怎么能化掉、改变自然之性呢?强制就是“化”与“伪”,即改变与人为。朱子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就是幼时经过强制性教育,使儿童长大形成新的社会天性与自然本性。至于强制的方式,当然不能过分,不能沿用古时所谓的“扑教”——打棍子体罚,强制必须是适当的、合情合理的、儿童能够接受的强制,这种强制也是少儿读经能够接受的强制。没有这种强制,少儿读经根本不可能。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了对人性的理解,而人性是所有教育理论的基础。从儒家思想来看,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皆有所偏。后董子出来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性问题。董子认为:人性有善之质不即是善之实,也不一定成为善之实,比如禾有米之质不即是米,也不一定成为米,要通过人为的教育教化人性善之质才能成为善之实,如禾通过人为的栽培加工禾才能成为米。而教育教化栽培加工都具有某种强制性,否则,人性徒有善之质,禾永远不能成为米。反观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天真地认为,不经过外力的强制约束人可以按照其本性自然向善,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实际上就是取消教育,用一句中国俗语概括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树大自然直”,既然“树大自然直”,还要教育干什么?还要园丁干什么?让树自然长就行了。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很像道家思想,道家主张是一切放开,反对任何干涉,因而是反教育反教化的,孟子虽主性善但仍强调教化,儒家历来都公开强调要用适当强制的方式教育人、改变人,才能使人成为君子、成为贤人以至成为圣人。由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现代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少儿教育还有很大影响,所以,我才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能看出蔡元培教育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克服之。)
 
“经”具有文本与意义两个方面,少儿读经不须懂文本意义,但却能背诵熟记文本文字。文本文字是经典意义的基础,或者说载体,没有文本文字经典意义无所体现与表达,所以背诵熟记经典的文本文字非常重要,是儿童今后理解经典意义的基本功,以及在儿童心灵中形式“经典意识”的开始。
(“经典意识”是指在下意识中确信世间存在着体现‘常理’‘常道’的经典,此经典具有指导我们生活的绝对权威性,“经典意识”区别于不相信任何圣贤权威只相信自已理性判断的“启蒙意识”“启蒙意识”疑经废经,“经典意识”尊经信经。)
 
少儿读经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非常重要,所以,牟宗三先生说“少儿读经是中国文化的储蓄银行。”邓小平说:“电脑要从娃娃抓起”,我们今天说:“复兴中国文化也要从娃娃抓起”,“从娃娃抓起”就是从“娃娃读经”抓起,娃娃长大了再抓经典教育就来不及了!关于少儿读经的意义与方法王财贵先生近年来讲了很多,大部分我都赞同,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下面,我谨就当前少儿读经面临的问题提出我的几点看法,主要集中在少儿读经的教材上。
 
1、缺乏一部统一的少儿读经教材——目前少儿读经的教材有许多种,各地选用不同的教材组织儿童读经,教材有雷同也有区别,差异很大,缺乏统一性,不利于少儿读经活动的普及推广,不利于用统一的教材将全国的少儿读经活动统一起来,也不利于少儿读经的评比活动。
 
2、缺乏一部系统的少儿读经教材——目前选编的少儿读经教材,在内容体例上缺乏系统性,具有随意性与不完整性,比如,选经书不选《书经》、《春秋经》,(《书经》讲儒家道统、圣王心法,《春秋经》讲天人之道、孔子王心,在中国文化经典中非常重要。)于是“五经”不全;选中国文化经典只选某些经书与《四书》,而不选荀、董、濂、洛、关、闽与阳明,于是中国文化经典不全。前面已言,中国文化经典除经书外,还应包括诸大贤大儒的言说著述,因为诸大贤大儒的言说著述发挥经典义蕴,对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与理想人格非常重要,所以,少儿读经教材要有系统性就必须选诸大儒著作与《近思录》、《传习录》;也就是说,少儿读经教材应包括诸大贤大儒的言说才具有系统性与完整性,从而才能系统地完整地将中国文化经典的最基本文字文本传授给儿童,让儿童背诵熟记。
 
3、缺乏一部精选的少儿读经教材——目前刊行的少儿读经教材有不少没有选,而是全文采用,比如《诗经》与《易经》。按理说,《诗》、《书》是孔子所选,《近思录》、《传习录》是大贤所选,选哪一篇不选哪一篇,体现了圣贤“以述代作”的深意,后人没有资格再妄自删选,因为我们达不到圣贤删述选编的智慧。但是,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中国文化处于式微的阶段,国民教育不再承担读经的功能,体制内的学龄儿童教育占了儿童大量的时间,以致儿童读经的时间非常有限,只能在学龄儿童入学之前完成。因此,现代的少儿读经不能像古代那样诵习经典的全本,古人可以说从发蒙到考秀才十多年时间都在诵习古代的经典,时间充裕,诵习经典全本没有时间上的问题。而现在,少儿读经必须在儿童入学之前完成,满打满算也只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即三岁到六岁左右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经典进行精选,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让儿童记诵的是中国文化经典中的精华。这样,就必须对中国文化的经典进行系统的精选。非常遗憾,目前少儿读经的教材缺乏这种系统的精选本。
 
4、缺乏一部正统的少儿读经教材——目前少儿读经的教材缺乏正统性,即没有按照传统经典教育的标准来编选教材。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从广义上来看,由儒、释、道及法、术、兵、杂等各家组成。但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具有教育功能的只有儒家文化,从孔子办私学开始,直到清末废除书院制度与科举制度,两千多年的时间中,中国的私学与官学在经典教育上所选教材的标准都是儒家经典,即《六经》(《五经》加《孝经》)、《四书》、《近思录》、《传习录》之类,从来没有在私学和官学中传授过佛经、道经、兵家、杂家等教学内容。这是因为只有儒家经典把道德放在首位,具有培养理想人格与引导积极人生的正面功能。因此,儒家经典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具有正统性,在中国讲中国文化经典的教育实际上就是讲儒家经典的教育,所谓“正统的少儿读经教材”就是由儒家经典构成的系统教材。
 
从目前少儿读经的教材来看,缺乏正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把《老子》选入少儿读经教材——《老子》不适于儿童教育,理由有三。首先,《老子》贬仁,只以旁观的阴冷之智看世界、看人类,退处无为,全身远害,不去积极实践善的价值,不能培养出儿童为善去恶的道德心,此不适于儿童教育者一;《老子》尚权谋,重机心,凡事要观察到利害究极处与对方无能为力处方出手,如云:“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不能培养出儿童的诚心与直道而行的品格。试想一想,如果儿童学会了用“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方法对付人,老谋深算,工于机心,那多么可怕!此不适于儿童教育者二;(朱子疾革,训门人曰:“为学之要,唯事事审求其是,心与理一,自然所发者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直而已矣。”直就是诚,就是良知当下直接呈现,就是知行合一,就是赤子之心,就是圣人应事之心,就是天地生物之心,而老子的“欲取必与”之心则是权谋心,私曲心,机心,诈心,阴暗心,不能见天日之心。两种心相比,应该用哪种心教儿童,是最明白不过的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老子与申韩同传,表示申韩法术之学源于老子;申韩法术之学惨刻寡恩,源于老子将“道”绝对客观化、外在化,不能与人的主观仁心相联系,因而不能使人达到万物一体之仁而丧失恻隐之心。马一浮先生说“老子其失也贼”,“贼”就是“害”,就是残酷无情为害天下之意。让儿童背《老子》,势必不利于培养儿童万物一体之仁的恻隐之心,此不适于儿童教育者三。(以前听王财贵先生讲演,说到让自己的儿子背《老子》,结果成绩优异,考上台大博士。大家注意,王先生的例子没有普遍性,不可为典要,因为王先生是新儒家大儒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王先生本人也是大儒,生活在充满儒家气息的家庭中,让儿子背《老子》当然不会被《老子》的负面思想影响。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没有这种儒家氛围,没有这种不受不良思想影响的福气,所以,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不让自己的儿子背《老子》为好。)
 
其二、把《兵法》选入少儿读经教材——按照儒家文化,《兵法》虽然可以学,但不是正道,不适于儿童学。古人言:“兵者,诡道也”,兵法崇尚权谋诈力,儿童需要培养的则是道德诚信,故不适于让儿童背《兵法》。(好象一耽学堂教儿童背《孙子兵法》)按照儒家思想,兵法是不得已而用之,若非圣贤则不足以用兵法,因为兵法中有诈术。阳明先生读兵书用兵法,是因为阳明先生是圣贤,圣贤有“道力”(佛家言戒力)驾驭兵法而不为其负面诈术所转(转兵法不为兵法转),所以有道之人才能“以道御术”,才能读兵法用兵法。文中子说:“非君子不可与语变,”兵法就是“语变”,谋与术就是变,达不到君子人格的成人尚不可以言兵法,而况蒙童乎?所以,凡是涉及到权谋诈术的书都不适于儿童读,儿童只能正面教育。
 
其三、把杂家选入少儿读经教材——如把《吕氏春秋》中的一些文章选入读经教材,杂家思想不正不纯,儿童背之无益。加之儿童读经时间非常有限,不应该用杂家无益的思想占据儿童有限的时间。
以上《老子》、《兵法》及杂家思想在儿童经典教育上不具有正统性,但不是不能学,只是不适于儿童阶段学,儿童长到十八岁有判断能力后则可以自由选择学。到那时,青年心灵中已经有儒家经典所产生的鉴别力与免疫力,是非、邪正、善恶、美丑,大致可以自己判断了。但儿童阶段则必须强制熏习真善美的价值观念。由以上分析可见,目前少儿读经缺乏一部完全由儒家经典组成的正统教材。
 
5、蒙学不宜作为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目前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选入了一些蒙学内容,如《三字经》、《弟子规》等,这些蒙学内容固然是按照儒家义理价值来编写的,也具有教育儿童的正面功能,但毕竟不是“经”,古代主要是作为识字课本,其地位远在“经”之下,在少儿读经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恐怕会占用儿童的宝贵时间,所以不宜将蒙学直接选入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但蒙学依“经”的义理而作,有辅翼“经”的作用,可以作为少儿读经的辅助教材,若有时间诵习,当然很好,只是不能冲淡、影响严格意义上的少儿读经。
 
6、文学不宜作为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目前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选入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内容,即选入了不少古诗文,古诗文对熏陶儿童的性情固然有用,但不是“经”,不能选入少儿读经教材,也只能同蒙学一样,作为少儿读经的辅助教材,在不影响严格意义上的少儿读经的情况下诵习。按照孔子之意,读经是“志于道”“依于仁”,而文学则是“游于艺”,要读经行有余力才能学之,所以古诗文应放在读经之余诵习,不能喧宾夺主,作为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其实,经典本身就是最权威最有影响的诗文,是中国一切文学之祖。《诗经》是一切诗歌之祖,《书经》是一切散文之祖,而经典的语言文字则是中国一切语言文字之祖。所以,经典不仅在圣人义理之学意义上是经典,在文学诗文上、语言文字上也是经典。《论语》所讲的“文”,既指“六经”又指文学语言。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科”就是读经科,或经典教育科。)
 
7、外文不能作为少儿读经教材——目前的少儿读经活动,为了迎合某些家长追求学校应试教育的需要,开展了“中西文化经典诵读工程”,把背诵外语加入了少儿读经活动,改变了少儿读经活动的宗旨:即背诵中国文化经典,在儿童心中进行中国正统文化的长期储蓄,以待将来取用。如果像这样发展下去,少儿读经活动会慢慢蜕变成纯粹训练记忆力与证明某种诵读法优越的活动,与中国文化不再有实质性的关联。因此,为了维护少儿读经活动的纯正性,外文绝不能选入少儿读经教材。此外,少儿读经只能读体现中国古圣贤义理之学的经,而不能加进西方文化,否则,少儿读经哪里还谈得上传承中国文化?又哪里还能叫“为往圣继绝学”?在现在的中国,体制内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所传授的大多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比例非常小,整个中国教育都淹没在西方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儿童可以利用传承中国文化的时间只有学龄前几年,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也只寄托在儿童学龄前时间,所以,绝不能让这几年的宝贵时间被西方文化抢占去,不能让西方文化侵蚀瓦解少儿读经活动,必须牢牢把握少儿读经传承中国古圣贤经典与义理之学的大方向。我们并不是盲目排外,只是少儿宝贵的时间不能花在不该花的地方。少儿读经活动不能媚俗,不能迎合时尚,更不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变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
 
另外,有些家长对所谓经典不加选择,也不管适不适应儿童阶段诵习,如让儿童背佛经,如背《金刚经》、《心经》,认为都是中国文化,而不知佛经所说的道理是出世间法,不适于儿童时期心理成长的需要。我们想一想,如果听到儿童在课堂上背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天真活泼的儿童满腔是出世的声音,你会作何感想?所以,只有庙中出家的小沙弥才能背佛经。儿童长到十八岁有判断能力后才能选择读佛经。在儿童阶段,只能背诵作为入世间法的儒家经典。
 
以上是我对目前少儿读经活动的几点看法,提出来与大家探讨。针对以上的存在的问题,从去年到现在我在编选一部系统的少儿读经教材,现在快要编好了,给大家透露一点信息。以上讲“什么叫读经”的第一部分:“少儿读经”,下面简单提一下“成人读经”。
 
(二)成人读经
 
成人读经的重点是理解而不是背诵,当然,成人能背诵经典就更好,这样能大大帮助对经的理解。成人读经的最大问题,是中国文化经典的解释系统遭到了生态性的彻底破坏,虽然经典的文字文本尚在,但经典的含义(微言大义)是什么我们从文字中已经读不懂了。今天召开的是“儿童经典导读交流会”,关于成人读经的理解问题就不展开论述,以后有机会再详谈。但是,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成人也可以像儿童一样不须理解而背诵经典,成人在指导督促儿童背诵经典的同时自己也可以跟着背,“一背两得”,儿童得成人也得。所以,我们可以提倡“母子同背经典”,“父子同背经典”,“爷孙同背经典”。如果成人能背诵经典,对今后理解经典就迈进了很大一步。
 
 
三、读经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开始与希望
 
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经典。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奏请淸庭停止科举,自隋1300年来盛行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自此士人(读书人)不再读经,经学从此式微。(中国人读经的历史远远早于科举制度的产生,早在孔子的时代,中国人就开始读经。从春秋时代到清末废除科举,中国人读经的历史有2400多年。)其后,民国元年(1912年)1月19日,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一部教育法:《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从此小学读经制度被废除,儿童不再读经,“经典教育”从此断绝。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典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罪魁祸首,打倒在地;文化大革命又破四旧、烧古书、批孔子,经典遭到了灭顶之灾,哪里还谈得上“经典教育”!自民国以来,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没有经典的民族!(六十年代夏威夷东方哲学会议照片唐君毅、方东美先生手中无经,他民族则有。)一个民族没有了经典,就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根基、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常理常道,因而也就没有了未来与希望。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根基、灵魂、常理常道、未来与希望都存在于这个民族的经典中。
 
下面举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经典在近代遭到多么大的破坏。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反对中国文化的健将,但他仍然研究古代经典,有人问他既然反对中国文化为什么又要研究古代经典,他说他是在搅茅坑,目的是让人能闻到茅坑中粪便的臭气。他把经典比作茅坑,把经义比作臭气。又如上海的周予同,三十年代就研究经典,但他说他研究经典的目的是为了撕开僵尸的画皮,让人看看僵尸的可怕。他的意思是说,经典是《聊斋》中披上画皮的鬼,他研究经典就是撕开画皮打鬼。还有顾頡刚,他研究经典的目的是为了打破经典神圣的神话,经典中的人物传说不过是历代加上去的谎言,所谓“累层地造成的古代史”。(比如《书经》、《论语》中的圣人尧、舜及其禅让事件都是后人增加上去,都是不真实的,根本没圣人与禅让这回事。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对经典的所谓研究用今天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对经典进行“解构”,就是瓦解经典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就是破坏经典之所以作为经典的特性。)还有胡适,他坦言他研究经典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经典的神圣性。如他在研究《诗经》时说:“从前的人把《诗经》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一观念。《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万不能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在胡适所谓“整理国故”影响下,《书经》被当作不真实的古代档案,《春秋经》被当作文字残缺的历史书,《礼》被当作古代的封建宗法习俗,《易经》被当作古代街头的算命书。这样,整理编订经书的孔子就成了一位乡村搜集民歌跳花灯的老叟、有意作伪骗人的档案抄录员、文字不通的蹩足史学家,以及处心积虑宣扬宗法遗毒与封建迷信的复古派与顽固派。像这样看待经典,经典中哪里还有微言大义与“常理”“常道”,哪里还有神圣性与权威性!还有范文澜,他研究经典的目的是为了让革命者了解封建主义的历史,为革命的胜利扫淸封建主义的障碍,听说毛泽东就非常欣赏范文澜对经学的见解。试想一想,在这种气氛中来研究经典,只能是破坏经典,哪里有真正的经典研究可言!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没有人能真正研究经典,也没有人敢真正研究经典,致使最后一位经学家,廖平先生的入门弟子蒙文通先生不得不改行研究历史,后来竟成了一位史学家!这样,一个最尊重经典的民族变成了一个最践踏经典的民族。在中国,人们已经不知道经典的意义与价值,经学的地位还不如西汉古尸,出土文物,出土文物还可以炫耀一下,如马王堆西汉古尸的防腐技术在古代居于世界前列,古代丝织品与漆器如何之精美,而古代的经典则尽是拉圾糟粕。从此,经学无人研究,在中国竟成了绝学!究其原因,是经学所阐发的经典的普遍意义与价值,所信奉的“常理”与“常道”,同近代以来国人奉行的源自西方的激进意识形态不相容,所以如《易经》所说,处此“时位”只能“天地闭贤人隐”,经典也只能“潜龙勿用”。有鉴于此,前几年冰心、启功等老人家上书中央,指出中国文化的传承青黄不接,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经典无人研究,其他民族的经典一直都有人传承研究,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国则断了一百年!所以他们呼吁中国文化的经典已经到了该抢救的时候了,再不抢救就要灭亡了!他们建议选出三、四十个资质聪颖的儿童,从小就开始读《五经》、《四书》,长大一直研究下去,国家负责他们的生活费用,一生将他们养起来,让他们免除生计上的后顾之忧,能够专心经典的研究,长大成为研究经典的专家。在中国当前学绝道丧的时代,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保存中国文化的种子,真可谓用心良苦。但是,上书后听说没有回音。中国现在每年花在公款吃喝送礼与官员购买高档轿车上的钱不知有多少,拿出一点点来养几十个儿童,来保存中国文化,有什么不行?真是不可思议!由此也可以看出,复兴中国文化的重任,恢复儿童经典教育的重任,在民间而不在官府。目前少儿读经活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就是民间努力的结果。中国由孔子开创、宋明儒继承的学术传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学在民间,道在山林。”这一学术传统对儿童经典教育也适用,因为儿童经典教育正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基础,是复兴中国文化的开始。这个基础必须首先建立在民间,必须首先从民间开始。
 
我们知道,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精神、价值都存在于该民族的经典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比如,英、美、德、法等民族的文化、历史、精神、价值存在于基督教的新约《圣经》中,犹太民族的文化、历史、精神、价值存在于犹太教的经典中,穆斯林民族的文化、历史、精神、价值存在于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中,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精神、价值则存在于儒家的诸经典中。可见,没有了经典就没有了民族的文化、历史、精神与价值,也就没有了民族。马一浮先生说:诸子源于六艺,四部源于六艺,中国一切学术源于六艺。(六艺即六经)《汉书·艺文志》亦曰:“《六经》诸子之支与流裔也”。由此可证,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之源,离开儒家经典就没有中国文化。既然儒家经典是中国文化之源,那么,复兴中国文化就自然成了复兴儒家经典。而要复兴儒家经典,第一步就只能是读经,而读经的第一步又只能是少儿读经。所以说少儿读经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开始或者说第一步。
 
从人类历史来看,每一次文化的复兴都是从经典的复兴开始。比如说,中世纪西方文化的源泉——希腊文化在欧洲失传了、衰亡了,但在阿拉伯人中则保存下来,阿拉伯人一直在研究古希腊的各种经典,所谓的“文艺复兴”,就是西方人从阿拉伯人手中重新找回失传的经典,重新研究、阐释、宏扬这些经典,最后开出了西方的近代文明。所以,所谓“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经典复兴”,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从“经典复兴”开始的。再如中国宋代,中国文化面临着印度文化的严峻挑战,宋儒出来回应,首先是从复兴中国文化经典开始。周子、程子、张子、朱子重新解释《易经》,孙复、胡瑗、刘敞、胡安国重新解释《春秋经》,吕祖谦、蔡沈重新解释《书经》,朱子遍注群经而特别推崇《论》、《孟》、《学》、《庸》。可以说,为回应佛教的挑战,宋代形成了一个持久而浩大的中国文化经典复兴运动(其成果主要表现在《通志堂经解》),最后成功回应了佛教的挑战,建立了以“理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能够发扬光大,重新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就要复兴中国文化的经典,而要复兴中国文化的经典,第一步就是少儿读经,所以说少儿读经是复兴中国文化的开始。
 
中华民族是最重文化的民族,中国人不怕亡国,亡国可以复国;中国人不怕亡天下,亡天下可以复天下;中国人最怕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着亡道德亡教化,人沦为禽兽夷狄之行,无复人道天理,人亦不成其为人。而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逐渐亡文化的历史。用中国的术语来说,“文化”就是“教”,因为文化具有人文化成、以道德教化天下的功能。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中,“教”就是儒教,就是儒家文化的教化,其具体体现就是儒家经典。在近代反抗西方列强的过程中,中国的士大夫们提出了“保国保种所以保教”的救亡方针,其中“保教”(保文化)是保国保种的最终目的。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国保了,中国仍是祖先留下的中国;种保了,中国人仍是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教”没保住,中国文化式微衰亡到需要抢救的悲惨境地,中国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无教”的国家!“无教”就是无经典,无文化,无道德,无精神,无理想,无希望。所以,当代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亡文化”的问题,中国当代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腐败丛生都是“亡文化”的直接结果。而“亡文化”最致命因素的就是“亡经典”,“亡经典”则一切文化均没有了根基,没有了源头,成了无根无源的文化。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亡经典”的时代,最紧迫的文化任务就是复兴经典,而复兴经典要做的事很多,但第一步则是少儿读经。所以,当代复兴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就具体落实成了少儿读经。横渠“四句教”的第三句曰:“为往圣继绝学”(“绝学”即圣人经典之学),其它三句我们现在还谈不上,这一句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但是,现在的少儿读经正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开始,没有现在艰难的开始,哪里有圣人之学将来的传承弘扬?又哪里有中国文化未来的复兴?可见,少儿读经的文化意义有多么重大!我在此愿与诸君共勉!
 
三十年代,日本有位所谓的支那学者,名叫本田成之,写了一本《中国经学史》,在该书的结尾处,本田成之对中国经学的前景舒发了无限的感叹,他说:“我至是有一遐想,埃及的学问在其本国已亡掉了,希腊的学问在其本国也已亡,而在他国却完全保存着。佛教也是这样!像经学这一学科,将来或失于中国,而被存于日本,也未可知。我于此有无限的感慨了!” 今天我们读本田成之的这段话,也有无限的感慨。事过七十多年,中国文化正走出低谷,处于“一阳来复”的状态。我今天敢断言,本田成之的“遐想”不会实现,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广泛开展少儿读经活动,而少儿读经活动正是中国经典复兴的开始,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开始。至是我也有一遐想:在未来的中国,经典将会全面复兴,中国文化将会全面兴盛,中华民族将重新成为一个有“教”的民族,即重新成为一个有经典、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希望的民族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所以能够如此,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正是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少儿读经!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www.rujiazg.com)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