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读经运动”发起人蒋庆:在儒学里重塑道德

栏目:少儿读经
发布时间:2005-01-25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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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

作者简介:蒋庆,男,西历一九五三年生,字勿恤,号盘山叟,祖籍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西历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西历二〇〇一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年版)、《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台北: 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三年版[西历二〇〇四]),《儒学的时代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范瑞平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等,《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广论政治儒学》(东方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政治儒学默想录》(福建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吹剑编撰于西历二〇一七年)

 
 
 
  蒋庆,无疑是2004年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心人物。正是他对少儿读经的提倡和一系列具有“儒学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主张,直接引发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又一次关于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大论战。日前,《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专访了蒋庆先生。
 
“读经运动”发起人蒋庆
 
  《外滩》:有人说2004年是文化复古主义年,文化保守主义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是2004年?
 
  蒋庆:2004年的重大思想事件,确实是文化复古。文化保守主义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但这里的“文化复古”并非简单地僵化地回到古代传统,而是在深刻反省百年来中国文化命运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回应时代的挑战,提出儒学对当今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案。并且这里的“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而是董仲舒“复古更化”意义上的“古”,这个“古”就是源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传的“古圣人道统”。
 
  为什么是2004年呢?我看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缺位一百多年,现在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学说理念,开始产生公开表达自己保守信念的强烈诉求。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能够正确、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的义理价值,并能看到西方文化的弊病,遂产生回归中国传统的强烈愿望。三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这无疑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于是社会上认同中国文化的人开始增多。
 
  《外滩》:目前国内儿童读经运动的实践情况怎么样?
 
  蒋庆:儿童读经是全民复兴中国文化的一个社会大工程,在北京、深圳、合肥等地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推广者。目前碰到的主要困难是,由于中国的民间社会发育不成熟,做民间公益事业得不到制度性的保障,在经费、工作条件和人员等方面都会有些困难。但这没有关系,以后中国的民间社会会逐渐成熟,情况会好转。
 
  《外滩》:我看到陈明和李泽厚先生的对话,李泽厚先生认为您倡导读儒家经典只能培养宗教性道德,对此您怎么看?
 
  蒋庆:读儒家经典所培养出的道德确实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所谓公民道德。儒家培养的道德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即仁、义、礼、智、信,这在儒家叫“五常”,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宇宙人生永远不变的普遍真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做一个人和做一个公民是不一样的,在人类历史一开始时就有了人,而公民最早产生于古希腊的小城邦国家,所以,公民道德是从人的道德派生的,是低于人的道德的社会底线道德。
 
  李泽厚先生主张把公德和私德分开,实际上就是把人作为人的道德与作为公民的道德分开。他把儒家道德看作是私德或者说宗教性道德,而把西方的公民道德看作是公德。我则认为,把私德公德截然二分是不能成立的。
 
  比如诚信是对一个人的道德要求,同样也是对一个企业、一个团体、一个国家的道德要求,很难区分其到底是公德还是私德。
 
  我认为现在中国最缺乏就是李先生所说的宗教性道德,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崩溃问题。我用八个字来描绘这种状况:礼崩乐坏,学绝道丧。西方人的道德存在于天主教或基督新教传统中,穆斯林的道德存在于伊斯兰教传统中,印度人的道德存在于印度教传统中,而我们中国人的道德,则存在于儒家文化传统中。
 
  《外滩》:朱学勤先生对您的“读经”发表了如下意见:“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
 
  对此先生有何看法?
 
  蒋庆:朱学勤先生说出这样的话是理中之事。
 
  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传统是政教分离与宗教私人化。但是,从儒家文化传统来看,政教是不能截然二分的,把国家政府与宗教道德完全对立起来只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产物,不能看作普遍真理。
 
  在儒家看来,国家或政府可以有某种宗教道德的倾向,国家政府可以倡导、支持某一主流价值或道德(只要不是用国家权力强制信奉),所以曲阜地方政府以官员的身份主持祭孔典礼并没有违背信教自由的原则(没有用行政权力强迫民众信奉儒教),尽管这种做法不符合西方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这是在中国,中国官员祭孔,这于中国的世道人心又有何伤?尊孔是中国历史的必然。
 
  至于儿童读经,主要是背诵而不是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对经典的理解上如朱先生所说“不许质疑”,儿童长大有理解力后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对经典义理有所质疑。没有小时候练就的“童子功”背诵基础,长大后读经典就会增加理解上的困难。
 
  朱先生的看法与薛涌的看法差不多,认为强调背诵就是是对人性的摧残,是制造现代蒙昧,殊不知他们不知道未“开蒙”的小孩不是苏格拉底,他们需要的是灌输教化,而不是批判反思。
 
  《外滩》:您认为儒家人格是否有与现代人格相冲突的地方?
 
  蒋庆:你提出这一问题,潜台词中存在着对儒家的误解,好像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儒家人格”和“现代人格”。产生这一误解的原因,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解儒家文化时往往戴上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镜。
 
  比如你所说的“现代人格”,不外乎就是“独立自主人格”,或者“自由人格”,戴上这种“现代人格”的有色眼镜看儒家,就会认为儒家文化中个性不张扬、主体性不强,甚至压抑人的独立自主精神,限制人的独立自由思想,这已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我只能说这是误解。
 
  只要我们降心虚怀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思想精神,我们就会看到,中国的“儒家人格”从古到今都非常重视个性的张扬与主体性的挺立,如孟子讲的“养浩然之气”,王阳明先生讲的“良知呈现顶天立地”,这种精神很多所谓“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恐怕都达不到。因此,中国儒家传统中决不缺乏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的精神。
 
 
  蒋庆,1953生,江苏徐州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2001年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任山长。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等,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是儿童读经运动的倡导者。在学界有“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之称谓。
 
  
作者:曾进 老牛 报道    文章来源:外滩画报 2005/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