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林】家的重建与士风之清廉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5-05-29 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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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晚林

作者简介:张晚林,号抱经堂,男,西元一九六八年生,湖北大冶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湖南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出版有《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研究》《赫日自当中:一个儒生的时代悲情》《美的奠基及其精神实践——基于心性工夫之学的研究》。于2009年以自家之力量创办弘毅知行会,宣扬儒学圣教,践行“知行合一”之精神。

 

家的重建与士风之清廉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十二日乙巳

           耶稣2015年5月29日


 

最近,中纪委网站开设“家规”专栏,意在强调家在养成清廉士风中的作用。这种强调,固然凸显了养成良好士风的重要场所——家——的价值与意义;但更值得强调的是,必须吸取传统乡村文化之积极因子,以重建现代家庭。不然,现代家庭不可能完成养成良好士风的任务。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家庭教育之于政治的意义。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一个孝弟的人,在家不会犯上,在外不会作乱。这样的人对于政治有很大的引领作用。故孔子引《尚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为政》)是以《大学》进一步总结之曰:“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既然家之于政治之意义如此重大,那么,中国人历来就重视家庭教育,也就不奇怪了,故中国家训文化特别发达。可以说,正是这些存在于民间的家训文化,为华夏民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清官循吏,从而维系正道而不衰,人道于不坠。

 

然而,家庭教育之于人,到底具有怎样的作用呢?吾人不妨以颜之推的话作一概说:

 

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道,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阅,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颜氏家训·序致》)

 

的确,中国传统家庭秉持“诗书继世,孝友传家”的精神,不但为政治之清明培养了人才,而且为社会之和谐,民风之纯正贡献了水泥般的粘合作用。

 

我们现在弘扬“家规”,当然是希望重拾这种精神,从而扭转现代政治因形式性而带来的无人性的干枯与无德行的暴戾。无论现代政治如何自由及民主,如果不能扭转其形式性,则其干枯与暴戾总是不可免的。是之不可免,则社会问题永远在悬而未决之中。要明乎此,我们必须解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

 

现代政治是一种科学,所谓科学就是以形式性的概念来规定对象,以逻辑的推演来确立规则,使对象尽可能地具备无代替的客观性。在这里,概念与规则是惟一的工具与手段。切就政治而言,现代民主政治就是把政治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制造概念,确立规则,使政治具有可操作的客观性,乃至可量化的计算性。例如,要确立领导人了,就制定一个选举法;要发展教育了,就制定一个教育法。等等。是以马尔库塞说:

 

当竞选领袖和政治家在电视、电台和舞台上说出自由、完善这些伟大的字眼的时候,这些字眼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它们只有在宣传、商业、训练和消遣中才能获得意义。理想与现实同化到这种程度,说明理想已被超越。它被从心灵、精神或内心世界的高尚领域里拽了出来,并被转换为操作性术语和问题。[①]

 

这样,政治或社会生活只成为了依法而行的程序,人生的圆融被这些程序所分割、拉空,以至于吾人只知道有程序而不知有人。于是,政治之无人性的干枯与无德行的暴戾成矣。难怪卡希尔叹曰:“在政治中,我们尚未发现牢固可靠的根据。……我们正在建造雄伟壮丽的大厦,但我们尚未能把它们的基础确定下来。”[②]

 

中国传统却从不这样来看待政治。中国人把政治作为人性之教的自然延伸,故《大学》有“修齐治平”之说,治国与平天下是修身与齐家的自然延伸。也正因为如此,罗素才说:“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political entity)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civilization entity)。”[③]政治实体与文明实体奚辩?曰:前者依法之程序,后者尊人之德行。荀子曰:“闻修身,未闻为国也。”(《荀子·君道》)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特征之彰明。这种政治要得以正常运行当然依赖“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这五伦之教。五伦之中,父子、夫妇、兄弟属于家庭中的关系,而君臣、朋友属于政治或社会中的关系,但君臣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朋友关系不过是兄弟关系的延伸。这样,五伦之教实际上皆可以在家庭中完成,故家训与家规之于中国之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但问题是:吾人现在要重拾传统家训与家规之精神可能吗?进一步的问题是:现代家庭还是原来的家庭吗?若是,就可能;若不是,则根本不可能。

 

吾人现在明明依然有家,依然有父子、夫妇、兄弟这些人伦关系,难道家还有什么不同吗?曰:有,其差别大矣。

 

中国传统社会乃是以农耕为主导的宗法社会,家庭就寄居在这样的宗法社会之中。这样的家庭有乡土之依赖性,乡亲之稳定性,风俗之一贯性,宗法之赓续性。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家教的一部分,即使一个人完全不识字,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但在这里却依然可以得到完整的教养。吾人随便翻开一本古人之文集,即可见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之于人的性情陶冶之风力:

 

自吾为婿,未尝见其喜怒,唯见其慈祥恭谨,为姑如妇。祭祀賔客,酒殽葅醢,靡不躬亲,涤濯致洁,调割致适,奉承荐献,致其诚敬。其勤劳中馈,殆如一日,诸妇祈欲逸之而不可得。……然幽闲安详,不动声色,履之如素,亦使人有以安之。(《陆九渊集·黄夫人墓志铭》)

 

有乡土,有风俗,遂有乡村妇女孝友恭谨、勤俭持家之品行。

 

淳熙丁未,江西嵗旱,抚为甚,抚五邑,金谿为甚。仓台、郡守,留意赈恤,别驾廖君实主之。廖知其说,莫善于乡得其人,莫不善于吏与其事。造庐问公计策,且屈公为乡官,于是乡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权以牟利。明年,赈粜行,出粟受粟,举无异时之弊。里闾熙熙,不知为歉嵗,而俗更以善,公力为多。(《陆九渊集·陆修职墓表》)

 

有乡亲,有宗法,遂有里闾乡绅赈济平民、移风易俗之政教。据史籍记载,宋江西陆氏,世居抚州金溪二百余年,为世家大族。墓主人陆九皐(曾任修职郎)之所以有这样的政绩,这与其世家之教是分不开的。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陆九皋所云之“莫善于乡得其人,莫不善于吏与其事”一句,其意乃云:乡村之治理更重要的是依赖德高望重的乡绅,而不是当地执事之官吏。这意味着,传统的宗法之治不但可以代替国家之政,且比之做得更好。“里闾熙熙”即其明证。这是教化大行、人性圆融之结果,不是纯政治规则之明晰与条例之公正就能促成的。

 

但是,吾人环顾一下当今苍穹之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匆匆忙忙之人群,传统之家庭还存在吗?诚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

 

但在城市里,这样的家离析了乡土与乡亲,没有了风俗与宗法,成为了纯粹寄居的场所。家只是人们一起吃饭睡觉的地方,乃至吃饭睡觉要在家里进行,必须先要预约。各式的商务住宅小区,虽人口众多,且生活快捷方便,然多来自五湖四海,相互不认识亦不来往,每个人都是热闹人群中的孤独人。

 

在乡村,尽管故土还在,但为了致富梦,多数人进入城市务工,留下老弱病残在家,所谓“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都是其结果,家早已“空”了。如今的中国乡村,荒草丛生,鼠兔时出,一派凋零衰败之象。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传统乡村在地里上似乎也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可以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现在的家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了。既然家已不存在了,家训与家规又如何进行呢?所以,吾人从认识上觉得有必要弘扬传统之家训与家规精神,固然是一大进步,但如果不进行家的重建,则这种美好的认知必然落空。因此,重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使人们于故土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八十章),重现宗法社会之家训与家规,是中国社会稳定,民风纯正,士风清廉的有效保证。

 

要重建传统乡村社会,必须从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中停下来。何也?费孝通先生曾对比了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与西洋经济模式之不同。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名曰“匮乏经济”,而西洋则为“丰裕经济”。前一种模式之于人的影响是知足,后一种模式之于人的影响是纵欲。他说:

 

匮乏经济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在位育的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应付有限的资源;在丰裕经济中则相反,是修天以顺己,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④]

 

匮乏经济造成了人类的贫穷,但丰裕经济却使人类不安。那么,二者孰之为害更大,费孝通先生进一步说:

 

我们的传统,固然使我们在近百年来迎合不上世界的新处境,使无数的人民蒙受穷困的灾难,但是虽苦了自己,还没有贻害别人。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⑤]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摒弃传统,发誓要在技术上赶超西洋,由此而摧毁了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使传统的家庭彻底崩塌,根植于这种社会结构的文化传统亦没落沦陷。这才是根本的问题。如今,国人赶超技术之恶果已经显现,故西洋文化之于人类的利益固多,但其恶果亦多,二者相较,孰更大,现在颇难预料。但如果人类的技术还在无限制的发展,则人类收获的一定是恶果大于利益。

 

因此,吾人当今弘扬传统之家训与家规,不应限于一种技术性的措施,而应从整体上着眼,重建传统之乡村社会。如实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靠政治的宣传布置,儒者的摇旗吶喊就可以实现的,其根本端赖乡村社会之重建。若是之不成,人们总是在西洋工业文明丰裕经济之模式下竞争赛跑而停不下来,要养成清廉的士风与淳厚的民俗,隔靴搔痒,无济于事;削足适履,岂不难哉?!

 

【注释】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47页。

 

[②]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页。

 

[③]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④] 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48页。

 

[⑤] 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1页。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