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法政学术话语之再思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5-08-16 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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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

作者简介:任锋,男,西历一九七七年生,晋地介休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理论,政治文化。著有《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11月)。

  

 

 

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法政学术话语之再思

作者:任锋

来源:弘道书院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七月初三日甲子

           耶稣2015年8月16日

 

 

 

  

 

讲话稿上篇

 

任锋:“康党”、“钱党”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修辞而已。今天传媒时代,人们总是希望搞些噱头。

 

媒体需要,希望你们掐。但实际上,咱们自己有自己的意求。钱先生说他不喜欢“党”,我觉得党见不仅仅指政治意识,在思想文化上面其实也是这样。门户之间过深的话,对于我们这个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生长是非常有破坏力的。实际上,20世纪最大的一个坏人心智的东西就是党见,以及背后的诸多套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恶性竞争。儒家的智慧,恰恰是来克制、克服、对治那种20世纪愈演愈烈的党见、党争与意识形态战争。钱穆先生生于甲午之役后,恰恰是中国思想文化上的转型时代开启,卒于一九九零年。在这个党争激烈的二十世纪里,他代表了源自传统的那份平正与通达。

 

所以说,我在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就是所谓什么党、什么党,仅仅修辞而已。如果说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它是凸显出我们现在面对中国问题、面对现代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大挑战,传统资源具备的一个丰富性和多样性。像康有为先生这样的思考,在我看来和钱穆先生比较起来,我在这次会议的提交论文当中有一两句话,初步概括了我的想法。就是说,康先生的思路是在共和鼎革、易政之初,对于共和国精神根基与权威危机的对治。也就是说,君主制和国教论是对共和初立期,人们过于强调共和的民主性,他提出强调共同体维系在精神上与体制上的传统维度。

 

钱穆先生呢,刚才秋风兄主要是从“教”的角度来讲。我想,政教是一个大概念,我们还需要从“政”的角度,特别是从“政”所代表的、我最近比较强调的宪制角度,来重新认识。我们看到钱穆先生是依托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而做出一个深入的解释、论证与改善、改进。这一点,其实是他相较于康有为的一个重要时代价值。或者说,这个时代价值到现在还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它依托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所进行的解释与改进,恰恰里面很有针对性地要化解“党”的问题、针对我们后来比较熟悉的“党国结构”的问题,而提出透过一套基于中国政治传统精华的宪制方案,来有效遏制引入了政党政治之后的政治弊病。比如说,它透过考试、选举、监察,这几个不同的权力机构的设置,来凸显贤良参政、贤能参政的意义。比如说,他怎么样透过元首制,吸取以往君主制优点,在新的五权架构当中重新安顿总统代表的政治角色,他对于这个角色的阐发不同于国民党的《五五宪草》方案,更强化了它相对于国民大会的一个超然角色、强调了超乎党派之争的仲裁者角色。这些方案,其实都是要落实他自己对于我上午提到的中国政治“公忠不党”这样一个认知,他认为这是一个更为民主、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更为共和的政治精神传统。

 

怎么样在依托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架构下,把它落实下来?这一点呢,我觉得他和康先生处理的是一个阶段性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共和初期党治的问题还不是很突出,到了国民党一党训政的时候,其实党国架构的问题在现代宪制当中,它的中心地位是比较凸显了。那我们怎么样利用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来驯服其中的一些毛病?我想,这是钱先生在党国体制下、重新构思现代中国宪制的一个极大的贡献。《政学私言》的命名里包含了一种超脱党见的“不合时宜”。这样的贡献,让我总是回想起董子在汉武帝的秦汉政治架构下,他的一个现实运思的特征。也就是说,他真是在时代所衍生出来的一套架构下运思,而不是完全基于自己的学术理论重新想象一套政治架构。而依照义理重新想象政治架构,在当代蒋庆先生的思考中张扬着这样一种气质,体现的是一种理论性建构。是否与康有为有些类似,值得辨析。这样的政治思想气质与现实的政治脉络之间产生的张力相当大。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方面。

 

今天我们讲钱先生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在读他作品的时候,最震撼的就是他对于时代意见和时代精神的那种警惕。我想,20世纪的学界和政界,在这一点上普遍是深深地要么被时代精神所裹胁、要么被权力政治所俘虏。钱先生大体上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在针对时代精神这方面,特别是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时代精神,他能够保持一个学术上相对独立自主的尊严和品质也好、学术和实践的立场也好。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启示尤其大。也就是说,我们无论看现在儒学的发展、政治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很难跳出要么对时代精神的逢迎、要么对权力政治的谄媚,很难跳出去。

 

那么,能跳出去的这种资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钱先生最大的启示就是,他深深地进入到我们这个学统、道统中去了。他能够以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学术传承、政治治理的传统作为一个依凭,才有底气针对这个时代精神以及时代精神塑造下的权力政治,提出他那些非常具有洞见的、独立的主张。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非常贡献。而他这个贡献,实际上在他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展望当中也有很强的表现。所以,我观察到在他论述我们中国的法治和宪政的时候,他有一个讲得非常好,他不断强调法治、法治,我们要引入它,就应注意到法治在文明系统中的一些条件。是什么条件呢?他讲了一个条件非常明白,他概括作:“尊师重道、自由讲学、独立思想”,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学统、道统之所以能够对政统、治统发挥提摄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义。他在讲这一点的时候,不断批评国民党以来的政府主导垄断教育和思想的权力这个现状。他对此甚为不满。他认为这个方面恰恰是我们20世纪中国学人、中国思想界,没有生机、没有理论创造力,从而影响在实践当中也总是随着西方人打转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我觉得,这一点是他在经受了现代精神熏染之后、又重新基于中国传统做出的一个阐发。也就是说,对于法治理想,是有一个儒家的独立自主、自由的精神和心智的发扬。这一点,我觉得是今天需要反复强调的。

 

我举个例子,前几年,刘小枫提出“国父论”。但是我们看到,钱穆先生论及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地方讲到,他说认为当时,国人遇到大小节日都要纪念国父,这一点其实走过了。其实,孙先生再厉害,也只是一个治统上的权威,我们在道统上还另有权威。自古以来,我们在祭祀帝王之外、纪念帝王之外,我们是尊孔的,我们自有道统。治统上的事功再大,也不应该僭越了道统的地位。我觉得,这一点讲得非常好!用他来反观我们当下“国朝”学界的这些人物的流行做法,其实是高下自见。儒家在这方面是有它的底气和风骨的。这尤其是我们看到钱先生对于传统的坚守、对于现代精神的吸收之后,所显示出来的一个现代新儒家的面貌。

 

  

 

图:钱穆先生

 

讲话稿下篇

 

任锋:刚才这位同学也分享了很多困惑。我顺着吴兄讲,其实我们观察20世纪学者对于宋学、对宋代文明的一个敬意,其实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比如说,大家熟知的陈寅恪先生的那个论断,包括严复的论断。像陈寅恪先生研究历史,推崇却不主攻宋代,这个很有意思,他对宋代的文明高度推崇备至,但是他不研究宋代历史。

 

吴钩兄刚才提的一个现象,其实应该这样表述,钱穆先生思想的活力主要来自于宋学。也就是说,他的思想上那种精神力量、那种构建力量、那种评价价值的力量来自于宋学,但是他对宋政、宋史评价却不高。怎么样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放在20世纪一个学术思想、文化史的脉络当中来看待,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背后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重新理解中国的自宋以来开端的一个具有现代性特质的这种文明精神,按照这种文明精神在20世纪的变迁当中,透过历史的重新启示,把它贯彻下去。刚才有朋友提到平等性问题,宋代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其实恰恰发展出了自身的应对,钱穆先生对此是有明确提及的。宋儒的那种大公天下情怀也因此而生。新宋学的工作,我想是钱穆先生、陈寅恪先生在20世纪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具有文明根本性质的挑战。也就是说,你要用一种源发于中国文明内在精神的视野,来重新认识自己所经历过的传统与现代的变迁。这个问题是他们提出来了,但具体做其实是刚开始。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秋风兄也好、吴钩兄也好,他们做的恰恰是这样一个工作。也就是说,无论是秋风做的《华夏治理秩序史》,还是吴钩做的宋代以及老金他们做的宋代历史的重新解读,其实恰恰是做这个工作。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钱先生,我一直看待钱先生的历史学工作,除了刚才志超讲的那些复杂的面向之外,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感叹是什么呢?就是在20世纪以来,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和实践、政治之间的有机联系大大地减弱,甚至是到了一个从对抗到相互拆台的混乱地步。也就是说,我们的实践政治的积累是以历史的黑暗化、污名化和解构作为一个同时生成的现象。这个东西和传统中国政学的基本精神是相当违背的,和我们看到的像英格兰宪政里面,像普通法宪制,他们一路处理历史的实践性的态度也是相去甚远的。比如说中国传统,我们看到宋代宋人对宋政的了解,那是放在一个祖宗之法积累的传统当中去浮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你才能够真正进去把传统政治的精妙之处讲出来。

 

比如说,吴钩兄今天的那个论文,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吕中的《大事记讲义》。其实,《大事记讲义》里面就是一个用宋学的理学和事功学的精神,来解读宋代政治发展。而这个传统,我们在20世纪,即使我们看到像宾四先生这样的大家,他也和这之间是有一些距离的。其他知识人就更相距辽远了。这一点,其实我们一比较就能看出来。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是沿着钱穆的这样一个学术脉络,来推进钱穆先生们没有充分展开的一个事业。讲中国的共和传统、自由传统、保守传统,脱离开这一条基线,是无根之木。

 

再回到刚才那位同学讲的,实践的着力点在什么?我们通过钱穆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的一个总结就能看出来,历代政治之转变都首先在于教化之转变,教化之转变在于人心价值精神之觉醒。我们看汉代、宋代对于历史的启示都非常清楚。比如说,苏湖教法对于范仲淹改革,这样一系列的政教之间,教与政的这种提撕。那放在20世纪,其实同样,我觉得他的启示同样适用21世纪。也就是说,政的变化仍然在于教的变化,只有把握到政教相维的一个基本结构,我们才能够把握到中国政治转变下一步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具体落实还是人心价值之觉醒,只不过这个觉醒,今天表达为一个更强烈的回归传统的这样一种面向。在这个方面,你要在精神觉醒之外,不仅仅是一种理性之学和知识之学的重新系统的国学建立,而是有一个精神的面向。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坐在一起讨论钱先生意义最大的地方,你那个东西信不信、怎么行,这是最重要的。你的困惑很多,但是你做了多少?中国的学问妙处在于知行互动。按照这样的一个先贤的方式去做,按照朱子的方式去做,那是最重要的,而不只是坐在学斋当中讲困惑,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感受。

 

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甚至是实践议程的一个设定权,到底是在谁手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学术或者政教发展的议程有个设定,这个议程设定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这其实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因为,我读钱先生书的时候,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一点,他是明显受到了来自于民主、宪政、法制、自由这种西学话语强大的挑战压力,他是生活在这个压力之下的。当然,从历史学来讲,他是生活在革命派历史撰述的压力之下。但是,他又不干甘于妥协于那样的一种叙事、那样的一种价值引进下的一种跟时髦、赶潮流。因此,他是要开辟一个不同的探讨这些问题的方向。

 

所以,我读他的很多论政法的文章,他不断强调,我们现在谈民主宪政,一谈就是谈英美。但是,我谈就要谈汉制、唐制、宋制、明制,我就要谈儒家、道家、法家,我就要谈君主大臣、诸司群吏。你们认为,我这样谈,难道就不是在谈民主宪政吗?他有很多这样的辩解。而且,我发现他谈的这个路子,其实要比直接用西学资源来谈民主宪政,对于我的启示更大,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比如说,他谈民主宪政,他从君主大臣、诸司群吏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构成来讲宪政。他指出,宪政、宪制的最终目的是分处于不同角色的人、政治人物如何尽可能地发挥其政治自由、养成其政治能力,这是宪制的最终目的。当他借用这样一个结构性的视野来观察宪政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恰恰提出了一个远比我们20世纪流行的个人主义,或者后来人权本位的、过于现代的西方自由主义宪政视野更为丰厚的图景。

 

比如说,他会从这里面讲元首。就像曾亦兄讲康有为也是不断地提醒,在一个成熟的宪政体制,需要很重要的元首制度,特别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讲。比如说,对大臣,他会讲到“大臣尊严、体貌大臣、优礼大臣、礼臣”,这也是中国的宪政传统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会提出来,这个“大臣之道”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有,但是在西方只有英格兰宪政、责任内阁制度成熟之后才有“大臣之道”。像他这种观察民主宪政的方式、路数,我觉得非常高明地体现出了依据历史经验,发掘、提炼这样的一种宪制理论的非常好的思路。

 

总体上来看,一方面,他是活在民主、宪政、自由的这种话语压力之下;另外一方面,他又尝试从不同的进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最后就回归到我刚才讲的,民主、宪政、自由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处理方式,多少仍然是活在上午秋风兄讲的“抵御性”立场。就是说,在话语议程的设置上,我们还处于防御性,来做出一个辩护、辩解性的方案、回应性的方案。今天呢,我们其实要比钱先生野心更大一点,再往前一步,在今后的中国政教发展的议程设置当中,怎么样把主动权体现出来、表达出来、确立下来。我觉得,这个挑战的难度对于我们蛮大的。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