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中华道统」、「文化中国」及两岸之和平﹕论「多元而一统」──「文化中国」、「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的对比反思

栏目:谏议策论
发布时间:2016-01-20 13:30:36
标签:政治中国、文化中国、经济中国、道统
林安梧

林安梧,男,西历一九五七年生于台湾台中,祖籍福建省漳州,台湾大学首位哲学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湾慈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鹅湖》社主编、社长,现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台湾元亨书院创院山长,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著有《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等。

 

 

「中华道统」、「文化中国」及两岸之和平﹕论「多元而一统」──「文化中国」、「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的对比反思

作者:林安梧

来源:《原道》第18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十一日辛丑

           耶稣2016年1月20日


 编者按:此文是林安梧先生于1993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所开两岸三地《文化中国的理念与实际》学术会议,所提交的论文!距今廿余年,今日视之,猶见新意焉!


本文提要:

 

本文旨在针对「文化中国」一概念深入理解、诠释,进而指出其未来的一个可能向度:「多元而一统」。首先,笔者指出「中国」一概念颇多纷歧。再者,笔者指出「经济中国」乃是一「关系性的功能串结」,它不能以其自身而爲一稳定的存在,在此关系性的功能串结之背后必有其实体。至于「政治中国」则是一「拟实体性的对比分别」,这是一事实存在的状况,它仍未提到「理」的层次而贞定之,而只是一张力均衡下权称的实存状况,它不是恒久的、理上的实存状况。这问题亟待解决。再者,笔者指出唯有一「本体性的真实存在」,如此才能解决可能由于张力失衡而造成的动乱与不安。这样的一「本体性的真实存在」即我所谓的「文化中国」这个层次的真实存在。最后笔者指出当前「双元而互济」的模式既已形成,则台海两岸便统于此「本体性的真实存在」下,而爲一对比而互济的两元,中国将因之而走向「阴阳合德」、「乾坤并建」之局。由此,「双元互济」之「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进而可以迈向一「多元而一统」的中国。

 

关键字词:中华道统、文化中国、多元而一统、双元互济、本体性的存在

 

一、问题的缘起:

 

当我们使用「中国」这一词时,语义极爲丰富而含混,它有种种歧出交错的可能,若不予以厘清,则可能造成诸多误会,甚至在现实上造成种种不当的后果。[1]或者,我们也可以发现当前现实上许多问题的乱源亦都与此「中国」一义涵之含混歧出有密切的关系。要是,我们能恰当的厘清「中国」一词的涵义,或可免除当前种种相互杂沓的问题,对于当前的乱源有一定的清理作用。这样的厘清,是必须归结于「文化传统」才能论定的,或者更直接的说,它是必须环绕着「文化中国」这一概念而展开的。

 

「文化中国」这一概念之被提出是有别于「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的。「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二语偏重在现实面上说,而「文化中国」则偏重在理想面上说。现实面之爲现实面是就既予的事实,而予以概括及描述;而理想面之爲理想面则是要从诸杂多纷扰的事象中提升到一超越的层次,由此超越的层次,而对于此诸杂多纷扰的事象能産生一统合的作用,以做爲整个现实未来的归趋。如此说来,我们可以说,在理论上,「文化中国」是优先于「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的。换言之,「文化中国」一理念是足以统合当前诸多纷扰的、片面的状况的;政治中国的分裂、经济中国的多样,皆应统合于「文化中国」这一理念之下,如此中国始如其爲中国。

 

「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中国」这三个词各有其不同的面向,而在现实上又相互勾连而构成一不可分的关系。大体说来,「经济中国」是一「关系性的功能串结」,「政治中国」是一「拟实体性的对比分别」,「文化中国」是一「本体性的真实存在」。

 

二、「经济中国」是一「关系性的功能串结」

 

依高希均的提法,「经济中国」指的是结合台湾、港澳与中国大陆的生産因素:劳力、资金、原料、科技;同时借重台港地区在産销、金融、服务、市场经济运作下累积的经验,减少相互之间的人爲障碍,谋求全体中国人的经济利益,提升全体中国人的福祉。[2]如此说来,我们可以说所谓的「经济中国」乃是一「关系性的功能串结」。如果我们将其他的政治因素所带来的种种困难,排除在外的话,我们将发现到这样的一种关系性的功能串结所构成的力量是颇有可观的。

 

高希均更而乐观的说:「世界经济地图已被分割成欧洲单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块状。一个秋海棠形「经济中国」已经在东亚冉冉升起。由于先天性的存在,与后天性的发展,它可以保护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中,不会再度被陷于懦弱与凌辱之中。这个超过十二亿人口的『经济中国』,不再是『黄祸』,因爲它不再贫穷。相反的,由于庞大的购买力,它变成一个最具吸引力的市场。它也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下,变成了亚洲安定的一股主力。」[3]高氏这样的说法,是预取一最爲理想的状态下而说的。

 

最后,高希均则有所感的说「『经济中国』事实上已经存在,此即所谓「没有界限的大中国」。两岸的领导阶层,不是缺少促进『经济中国』的机会,而是缺少互信、用心与格局。让我们深切地期待:意识框框、政争怨仇、老大心态早些在历史的潮流中埋葬。这将保证在大陆、台湾、港澳及海外的十二亿中国人终将在二十一世纪扬眉吐气。」[4]换个角度来重看这段话,我们将发现意识框框、政争仇怨、老大心态截至目前并未埋葬,而且仍然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也因如此,这里所谓的「没有界限的大中国」这样的「经济中国」虽然已经存在。但我们却要说,这样的存在只是一在诸种机缘的相互折冲下的「关系性及功能性的串结」,它是在历史之势下的,张力平衡的权称性存在而不是一理上的恒常的存在。也因如此,它仍处在动荡不安中,充满着危机。

 

如上所说,「经济中国」只是一「关系性的功能串结」,彼既爲关系性的功能串结就不能以其自身而稳定的存在,因爲此关系性的功能串结之背后必有其实体,若彼此之实体相互排斥或对敌则此关系性的功能串结将成爲不稳定,甚至爲不可能。正因如此,我们既探索「关系性的功能串结」所成的「经济中国」,则必须进一步探索「政治中国」。或者我们可以说,「经济中国」虽可能影响到整个「政治中国」,但无可否认的,「经济中国」必得依倚于「政治中国」之上,始能建立起来。

 

三、「政治中国」是一「拟实体性的对比分别」

 

「政治中国」是一如何的「中国」呢?一言以蔽之,「政治中国」是一「拟实体性的对比分别」。以目前的情况视之,在概括上是一个中国,在名目上却存在着两个有关于中国的名号,而在现实上是两个地区,两个政府,两个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真是一「实体性的对比分别」,而只是「拟实体性的对比分别」。换言之,虽然是两区、两府、两制,但毕竟不是两个国度,而又只是一个国度。以国家而言,唯其爲一个国度,才足以说其爲一个独立的实体,否则不能说其爲一个独立的实体。然而,以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实际状况,笼括言之,则『中国』无疑的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这样的『中国』而言,它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这样的一个实体之做爲一个总体来说,是隐含着两个单元,而这样的两个单元是共存的,甚至可以是「双元互济」的。不过,笔者仍然要提醒的是,这样的状况乃是一事实存在的状况,它并未提到「理」的层次而贞定之,它们只是一张力均衡下权称的实存状况,而不是恒久的、理上的实存状况。这问题亟待解决。

 

我们且回顾整个历史,早在民国建立之始,孙文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便宣示国家统一工作的基本方针,即: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孙文强调的是政治的整合,希望能透过政治制度化与现代化,来建立一合法性与稳定性的政治因素,以解决革命存在的各种冲突,爲国家寻求和平团结的环境。[5]换言之,中华民国自建国以来即强调「单一国家制」,而不是像苏联般的「邦联制」。一九二二年,当时的中囯共产党则提出联合民族阵线的主张,但随着时代的转变,到了一九四九年全面控制中国大陆之后,很明显的亦强调「单一国家」的体制,即如少数民族的统治亦只在行政区划、自治法规与自治权上做技术性的处理而已,此与原先的民主自治邦的想法颇爲不同。[6]吊诡的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一样强调单一国家制,但目前的状况则象是一「邦联制」般的存在(虽然并不真是一联邦制式下的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成爲一种拟实体的对比分别下的存在。然而,由于彼此不管从现实的角度,还是关联着历史的传统来说,都难以成爲彻底的实体性的对比的分别的存在。这样子的两个拟实体的对比分别下的存在,目前之相安无事,此只是在诸多势力的均衡下所形成的。张力一旦有所变易,那麽便可能从此瓦解,而陷于动乱的状态之中。再者,我们要说尽管「经济中国」看起来颇爲热络而且强大,但它却不能做爲「政治中国」所依倚之物。因爲,「关系性的功能串结」不能成爲实体的基础,相反的任何关系性的功能必得以实体作爲基础。这样子说来,我们再往前跨一步来想,我们必得在此拟实体的对比分别上再做一追寻,去寻求其「本体性的真实存在」,如此才能解决可能由于张力失衡而造成的动乱与不安。这样的一「本体性的真实存在」即我所谓的「文化中国」这个层次的真实存在。

 

四、「文化中国」是一「本体性的真实存在」

 

或许,我们可以说,「经济中国」只是一现实之势的存在,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它并不能自己做爲其自己的规范的,它只足以做爲一感性的存在而已,它本身不可能做爲一概念性的存在。相对来说,要做爲概念性的存在必得是一能做爲充分的实体这样的政治面的中国,而此又如笔者前面所述,它们仍然只是一拟实体的对比分别,而又不足以成爲一实体的对比分别。换言之,海峡两岸的政治中国仍然未能提到一自爲规范的概念性存在。正惟其如此,所以海峡两岸的中国皆处在危疑动荡之中,顶多只是一张力下的、权称的平衡而已,一直不能达到一理的恒定。然而,令人觉得振奋而安慰的是,虽然此概念性的存在仍然未能贞定,但中国之爲中国却有一可能,它能跨过此概念性的层次,而直契于理念的层次,以此理念的层次,而使得此未得贞定的概念性层次,亦得暂时绾结爲一,不致流离失所。此理念层次之中国厥爲「文化中国」之谓也。

 

其实,中国之爲中国,自古以来,便不是以政治范围的中国,而是以文化意识所充周的中国,早所谓的「内诸夏,外夷狄」,便是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样的方式来说一「文化的中国」,这样的「文化中国」的理念是超乎现实的「政治中国」之上的。[7]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之说文化中国的理念是超乎现实的政治中国之上的,这一方面说的是「文化中国」乃是「政治中国」之本,一方面则又强调「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不能浑成一体,不能等而视之;当然,更不能以「政治中国」来攫夺了「文化中国」。以哲学的诠释角度来说,在概念性的层次而说的拟实体的对比分别,不能浑同于理念性的层次而说的本体的真实存。用中国以前老的哲学语言来说,「文化中国」是属于「道统」的层次,而「政治中国」则是属于「政统」的层次。在理上来说,「道统」在「政统」之上,政统须得接受道统的规范,不得回过头来反控道统。

 

值得注意的是,早从秦汉以来,由于中国的大统一格局已然形成,因此「道统」与「政统」的关系更难疏理。大体说来,在理上,知识分子仍然强调「道统」是绝对优于「政统」的,是做爲整个政统之规范与指导的;但实际上则相反,拥有政统的便宣称自己是符合道统的,甚至自己就是道统的护卫者。这麽一来,便将原先属于文化层次的道统,与属于现实政治层次的政统,混成一个。这样的一种混成的情况,除了在政体上造成一种严重的「单元式的专制」外,更而在国体上特别强调「民族」与「国家」须统一爲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用陈其南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类缘性」和「国家政体性质」不可分割的一种认定方式。[8]这样的认定方式经由庞大的言说论述结构的扩张,更而使得整个中国族群甚至认爲这是天经地义,百世不迁的道理。

 

以宏观的角度看来,从春秋战国而至秦汉,就国体来说,这是由多元格局转而爲秦汉大统一的格局,而在政体上,由封建走入了帝皇专制,这是历史之理势所使然,这是整个中国族群由「散开而一统的感性格局」进入到一抟结爲一个「整体的专制理性的格局」。再者,辛亥革命,民国肇造以来,帝皇专制当走入历史,而开啓了民主共和。专制的理性该当瓦解,而具有「个体性的民主理性」于焉诞生。但显然地,民国以来,这种具有个体性的民主理性一直没有得到恰当而善遂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数千年专制的余毒仍在,而另方面则又由于一直将「民族文化的类缘性」和「国家的政体性质」视爲一不可分割的一物所致。殊不知,「民族文化的类缘性」此是就中国族群之爲中国族群这样的本体性之存在而说的,这是就理念的层次而立言的;至于,「国家的政体性质」则是就人们的意愿,基于自由意志之选择,彼此经由一合理的程序而构成的,这顶多只构成一现实的实体性的分别,这是就概念的层次而立言的。[9]这两个层次,可以是通而爲一,可以是一个不可分的全体的方式,但也可以是两个层次,而以理念层之爲一,而统属此概念层之爲多的方式。笔者以爲历史的理势之发展,似乎是给予了我们一个「多元而一统」的可能。「多元而一统」其意指的是,在道统上是「一」,而在政统上则是「多」,或者说在民族文化的类缘性上是「一」,而在国家的政体性质上则是「多」。

 

五、结语:迈向「多元而一统」的可能

 

如上所述,笔者意在指出「经济中国」是一「关系性的功能串结」,而「政治中国」是一「拟实体性的对比分别」,至于「文化中国」是一「本体性的真实存在」。以哲学的理论层次视之,经济中国是属于「感性层」,而政治中国则属于「概念层」,而文化中国才爲「理念层」。感性层不能以其自身定立其自己,而必须依倚于概念层;以台海两岸当前的情况视之,此概念层仍处于彼此张力均衡下的、权称下的存在而已,仍不足以贞定其自己。若要有一理上的恒定的话,笔者以爲须得上溯至理念层,而此理念层乃即所谓的「本体性的真实存在」这样的「文化中国」。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化中国」不能只是一个理念而已,它亟待落实,亦唯其落实,此本体性的真实存在,才不致挂空。换言之,此本体性的真实存在,须得成爲一生活化的日常之物,如此才能造就一文化土壤,有此文化土壤,始能成爲未来新中国重建的根基。笔者以爲此本体性的真实存在既能浇灌于吾人的生活世界之中,便能转化当前「政治中国」所处的「拟实体性的对比分别」,而成就爲一「双元而互济」的方式。如此一来,当前台海两岸的「统、独」问题亦可由是而得化解。如此「双元而互济」的模式既已形成,则台海两岸便统于此「本体性的真实存在」下,而爲一对比而互济的两元,中国将因之而走向「阴阳合德」、「乾坤并建」之局。由此,「双元互济」之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进而可以迈向一「多元而一统」的中国。[10]此「多元而一统」的中国是「经济中国」、亦是「政治中国」,而此当然皆在「文化中国」之绾结下,才成其爲「中国」也。[11]

 

末了,笔者将以在《台湾、中国──迈向世界史》一书的序中的一段话做爲结语:

 

『「台湾」与「中国」不是两个敌体,也不是单元的独统所能范围的,他应是一双元的互济而结成的整体。相对于西方文化之爲一「言说的论定」传统,这样的整体代表的是一「气的感通」传统。(注18)从宗教、自然、人文、社会乃至其他种种,这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的开啓点,他将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而成爲目前后现代世界的调整动源点。进入廿一世纪,台湾与中国所形成双元互济的整体将迈入崭新的世界史旅程。尤其台湾更是一个最重要的动源点,我们必须「贞下起元」,「一元复始」,终而能「三阳开泰」,再造一双元互济所形成的整体大格局。』


注释:

 

[1]一般說來,「中國」一詞,原等同於國內之謂也。蓋「中」本義爲內」,而「中國」實即「國內」之謂也。再者,因我國自昔以來建都黃河南北,別于四方之蠻夷戎狄,而自稱爲「中國」。「中國」一詞,自古以來,與其說爲一個國度的名稱,毋寧是一個文化區域的名稱,或者是一個文化所及於人的稱呼,也因此我們仍然稱乎許多華裔的外國人爲中國人,此習慣即使到二十世紀末葉仍然。

 

[2]見高希均「巨人與小龍的結合───經濟中國」一文,刊于《遠見》,頁24,一九九三年,元月號。

 

[3]高希均,前揭文,頁26。

 

[4]同上注。

 

[5]關於此,請參見孫文「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民國六十二年,頁780。

 

[6]在一九二二年,中共在所論及《中囯共產黨的任務及其目前的奮鬥》綱領中提出「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爲真正民主自由邦;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施自治,成爲民主自由邦;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但在一九四九之後,中共則改而主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範圍內,在中央的集中統一的領導下,遵循憲法的總道路,少數民族以聚居區爲基礎,建立自治地方,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享受當家做主、管理本地區本民族內部事務的綜合民族和地區爲一體的自治」,其詳請參見張中複<<論中共民族政策與國家結構的關係>>,《思與言》,第三十卷第二期,頁91-108,臺北。

 

[7]依筆者看來,「文化」這個詞就中文的意義來說極爲豐富,如《易經》裏所謂的「人文化成」即可做爲解說。以人之爲人,必得使用象徵符號去理解詮釋這個世界。如此所使用之文,合稱人文,而此人文必得要化成乎天下。這是說經由這樣的理解與詮釋所構成的一套龐大的言說論述結構,而提供一生長的土壤,使得人們就在此土壤上長養其自己。如陳其南所言「文化是一個存在於某社會或民族中每個人腦海深層裏的一套程式設計。換句話說,文化的本質是一套我們無法直接剖開來用肉眼加以觀察的軟體。但有了這套軟體,每個人乃具備了說話和行爲的能力,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源於這一套軟體的應用,同時也受這一套程式的制約」(見氏著《文化的軌迹》(上),頁3,允晨文化,民國七十六年八月,臺北)。這樣子說來的文化中國,特別指的是由一套完整而融貫的言說論述所構成的龐大系統,做爲整個族群腦海深層裏的一套程式設計。

 

[8]關於此,請參見陳其南《關鍵年代的臺灣───國體、法治與農政》,頁22,允晨文化,民國七十七年十月,臺北。

 

[9]孫文曾在《三民主義》的講辭中說「民族和國家在根本上是用什麽力造成的!簡單的分別,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這裏顯然地將民族與國家做了區分,此爲筆者所贊成;但筆者以爲國家在發生上或由武力、或由其他力量造成,但追根究底則不能不是一自由意志爲根柢之普遍意志(General Will)所成也。

 

[10]關於一「多元而一統」的中國,林正杰之「中華邦聯」之構想頗可參考,請見林正杰<<中華春秋策>>,收入氏著《肥皂箱上》,頁231--238,民國八十一年四月,臺北。

 

[11]關於「文化中國」之如何造成,筆者亦曾有論略,請參見林安梧《臺灣、中國───邁向世界史》一書,第一章,唐山出版社印行,民國八十一年八月,臺北。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