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由新出简帛看《论语》成书问题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6-01-20 13: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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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林

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号瘦竹,别署朴舒子,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孔子与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学术部副主任,济宁周易学会副会长。曾任《孔子文化》创办人、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编辑,洙泗讲堂召集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学术史研究、儒家哲学。致力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尤倾力于乡村儒学运动。主要著作有:《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孔子文化十五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由新出简帛看《论语》成书问题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退溪学刊》2014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十一日辛丑

           耶稣2016年1月20日


 

摘要:《论语》向来被视为研究孔子思想最为可靠的文献资料,但是人们对于《论语》的成书问题还有很多争议。本文结合新出简帛文献,重新思考《论语》的资料来源、编纂目的、成书过程等问题,认为《论语》资料来源于孔门弟子的记录,《论语》的编纂出于孔门弟子纪念孔子、共同维护孔门延续的目的,在实录基础上经过不断的选择、整理和加工,最后由子思主持完成的。

 

关键词:《论语》成书子思简帛

 

研究孔子思想,依赖于文献资料,即保存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大量“孔子遗说”。这些孔子遗说是孔子在教学、生活过程中与学生、时人的交谈记录。在这些孔子遗说之中,最为世人所重的是《论语》。但是,关于《论语》成书之问题,学者们依然歧义纷纭,莫衷一是。一些流行甚广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有重新检讨的必要。这种检讨,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献的形成和传流、孔子与早期儒学之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孔子遗说之纪录

 

孔子一生设教,当留下非常庞大的言语。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却并不多。当然,相对于先秦时代的其他先哲,孔子遗说还是保存最为丰富的。那么,这些孔子遗说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呢?

 

我们认为,孔子的这些“谈话记录”大都出自孔子弟子之手。根据文献的记载,《论语》就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成;再如《孔子家语》,据孔安国所说,“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当然,孔子与各国君主、卿大夫的对话,也有可能由史官等记录下来,流传下来,然后为孔门后学整理进儒家典籍之中,成为孔子遗说的一部分。从文献的记载看,孔子遗说绝大部分应该都属于七十子及其后学所记,而且孔子弟子记录整理孔子遗言也有明确记载。

 

最为典型的材料见于《论语》,《卫灵公》篇记曰: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所谓“书诸绅”,即写在束腰的大带上。不难想象,孔子弟子在问学时有作笔记的习惯,随时将夫子的精粹之语,记录下来以备忘。子张“书诸绅”,显然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可以试着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一天,子张陪同夫子在外游玩,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向夫子提出来。孔子做了精辟的解答,子张感到十分精妙,为了防止忘记,想立刻记录下来。可惜手头没带竹简,情急之下,子张将孔子之语写在了自己衣服的大带之上。古时候的人,有将笔墨随身携带的习惯,而竹简则因为沉重而无法随身携带,往往会在出远门时放入橐中或车上。

 

其实,《论语》中的这一记载并不是孤立的,它可以与《孔子家语》相互印证。如:

 

《入官》:“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

 

《论礼》:“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五刑解》:“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则美矣,求未之闻。’退而记之。”

 

《正论解》:“子贡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暴虎。’”

 

《正论解》:“孔子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可谓不过矣。’”

 

《曲礼子贡问》:“孔子在卫,卫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藏乎,足以为法也。小子识之!’”子贡问曰:‘夫子何善尔?’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反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识之。我未之能也。’”

 

这些材料中的“志”、“识”都是“记录”、“记住”的意思。可见,孔子对于一些重要的观点、思想是时常提醒弟子记录的,而弟子对于老师的很多嘉言懿行,也往往有随时记录或时候补记的习惯。

 

在孔门之中,还有一种近乎“制度化”的措施,类似于王官中的史官。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这一段记载,在《史记索隐》所引《家语》中稍有不同:“鲁人。少孔子五十四岁。与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执笔迭侍于夫子。”虽然这则材料尚属孤证,但我们可以猜测,孔门可能有让年轻的学生负责记录孔门事务的规矩,这有点像史官制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所有这些,正是孔子遗说得以留存的前提所在。

 

近来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孔子及孔门弟子所处的时代,尚无随时作笔记的条件。比如,高培华先生指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多为心记而很少笔记。当时的书写条件,尚不具备学生记课堂笔记之便利,孔门教学多为天地大课堂,弟子还不可能形成普遍记课堂笔记的习惯。他还引用傅斯年先生《论语》成书时代“文书之物质尚难得”的说法,来说明当时绝无后来记课堂笔记之便利,并坚持认为,当时多数弟子只是默记于心,事后追述。高先生对钱穆先生提出的“则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可知”一说,也提出批评。他的理由是:“假如真的‘一言一动’当时皆有记录,则孔子执教近半个世纪,何至于现今《论语》连同一些重复章节计算在内,也不足一万三千字?”[①]对于高先生的这些看法,我们不能同意。首先,孔子课堂多为“天地大课堂”的说法,未免有些夸张。孔子时代,当然不可能有现今时代十分规整的“课堂”;孔子确实也经常将课堂延伸到任何地方,在河边,在树下,在山岗,在路上,但是,毫无疑问,孔子教学还是必然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讲授《诗》《书》,演习礼乐。孔门六经,固然需要口诵心记,但也必须有抄录、笔记,否则很难想象其教学效果会怎样。孔子弟子对于老师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随时记录,当然这样的记录肯定是简略的大纲,如傅斯年先生所言,“一段话只能写下个纲目,以备忘记”,而需要事后予以补记。但傅先生所谓“详细处则凭口说”[②],恐怕只看到了一种情形,而忽视了孔子弟子多有“退而记之”的习惯。其次,高先生忽略了《论语》一书的性质。《论语》绝非孔子遗说的全部记录,而是孔门后学对孔子遗说的精选精编本。所以,即使孔子弟子对于老师的“一言一动”都予以记录,也绝不能全部反映在《论语》之中。君不见,在大小戴《礼记》、《孔子家语》等等文献中还保存着大量《论语》未载的孔子遗说吗?

 

对于孔子遗说的记录情况,陈桐生先生有过详细的论说。他指出,在七十子之前,商周史官有执笔记载的传统。王侯卿相发表治国言论,史官随时将这些“治国之善语”记载下来,《尚书》《国语》中的王侯卿相言论,就是由当时的史官记录整理的。七十子记载孔子言行,就是从商周史官记言记事学来的。不过,我们将《尚书》《国语》和《论语》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论语》口语化倾向特别明显。这是因为,商周史官记载王侯卿相言论,是在忠实履行王室职责,感情色彩要淡;而七十子对孔子的心理就不同了。他们对孔子有一种由衷的崇拜之情,以高山仰止的心情看待孔子,因此他们才会以虔诚的态度执简记载孔子的言行。从文献来看,孔子教育弟子不仅仅在课堂上,更多是利用课后时间进行教育,闲居交谈,登临山水,征程旅途,祭所庙堂,无一不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场所。弟子有了问题,或者有特殊的理论兴趣,便及时向孔子请教,孔子会随时随地耐心予以解答,这些个人辅导也成为七十子记录的重要内容。孔子在教学之余,席不暇暖,向各国诸侯卿大夫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孔子与这些政治权要谈话时,七十子必会执笔侍候,以备记录。所以,七十子笔录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时是孔子的某一句名言,有时是孔子与门生弟子的闲居交谈,有时是个别弟子的请益,有时是与诸侯贵族及时人的谈话,有时是孔子生平经历的各种事件,有时是孔子传授的礼仪,有时是孔子阐述的礼义,有时是孔子讲述的历史旧闻,甚至孔子的行为举止,起居嗜好也成为七十子记录内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孔门弟子应该事先为记载准备了笔墨简帛。孔子时代书写条件远没有今天这样便利,当时弟子是用毛笔在竹简或绢帛上记载孔子的话。竹简有一定的重量,一支竹简只能写几十个字。绢帛虽然很轻,但是价格昂贵,成本太高,不易得到。用毛笔写字,还需要磨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弟子们记录的速度和内容。孔子谈话是“一次过”,当时又没有录音设备,所以要想完整、准确地记录孔子的谈话,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凡是有过记录经验的人都知道,记什么,不记什么,以及记录稿的质量,都与记录者的文化素质、理解能力、写字速度、理论兴趣有关。同时,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孔门弟子的记录手稿,都能有幸成为《论语》的备选材料,因为《论语》是在孔子去世后编成的,当时七十子散居在各个诸侯国,在古代通信、交通极不发达的条件下,要想把他们召集起来并非易事,编辑者只能联系到那些他们所知道的人,这显然会漏掉相当一部分人手中的材料。[③]陈先生以上这些详细的论述,完全可以回应高培华先生对孔子遗说记录情况的质疑了。

 

(二)由新出简帛看《论语》成书

 

综览先秦两汉文献,我们发现,孔子弟子记录传流下来的“孔子遗说”可以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语录体”,即所记孔子遗说大多为语言片段,多数缺乏具体背景的交代,语句短小,语言凝炼,简明深刻,有语约义丰之效果,以《论语》、大小戴《礼记》等为代表;除了《论语》以外,孔子裔孙子思的著作中很有可能就有一部分专门记录了孔子的言论片段,如保存在今本《中庸》的第二章到第九章、上博竹书《从政》篇、今本《礼记》保留的子思著作中的《坊记》、《表记》、《缁衣》(包括郭店、上博简《缁衣》)等等。此外,其它典籍在叙事之后常常引述的孔子的评论之语应该属于此类,例如《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等都有类似例证,《孟子》、《荀子》、《韩诗外传》等书中也有一些例子。这正如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经常引用《诗》、《书》,借用经典那样,乃是以孔子言语裁断是非,评人论事。这些自然多出现在儒家著作中。这一类“孔子遗说”属于对孔子言语的精选,是精中选精的结果,未必完全出于原始记录。这一类材料应该属于孔子常常言及的典型话语,虽未必都有像孔安国所言《论语》那样具有“切事”的特点,却应该都比较“正实”(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王充说:“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论衡•正说篇》)从王充的说法中,可以窥知这类记载的特征。

 

第二类则是成篇的论述,对话背景有一定的交代,所记为完整的对话情形,篇幅相对较长,这一类姑且可以称之为“文选”。这一类材料以《孔子家语》最为集中,其它当然还有很多,如《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中的一些篇章,又如《孟子》、《荀子》(《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庄子》、《吕氏春秋》、《说苑》中的一些章节,还有帛书《易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一些篇章(如《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中弓》、《季庚子问孔子》、《君子为礼》、《弟子问》),等等。

 

当然,这样的区分十分粗略,也未必能够准确反映现存孔子遗说的实际,这样分类只是为了更好地概观孔子遗说的材料。

 

近代以来学者多受到文章学的影响,认为第一类为原始状态,而第二类则是后起的,颠倒了二者的顺序,有必要进行辨析。清儒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卷九曾提出,战国记言之体分为三种的看法。他说:

 

古者记言之体有三:其一,闻而记之,所记非一时之言,记之者非一人之笔,汇集成篇,非著书也,尤非作文也。《论语》是也。其一,传闻而记之,所记非一时之言,记之者则一人之笔,伸说引证而成篇,此著书也。《坊记》《表记》《缁衣》是也。其一亦传闻而记之,记之者一人之笔,所记者一时之言,敷衍润色,骈偶用韵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礼运》《儒行》《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是也。[④]

 

近代学者蒋伯潜先生据此以为,此三种记言体,由简而繁,由质而文,时代先后,即可由此推知。[⑤]进而指出,《论语》记录所闻所见,皆直录也,故章既简短,辞亦质朴。盖虑铺张润色,或致反失其真,记录忠实,理所当然。此最早的记言体也。[⑥]他还说,就《论语》而言,《上论》为亲闻于孔子之言,《下论》已多传闻所得之孔子之言,但终为直录所闻,最简最质,记者非一人,所记之言非一时,当时各有所记,后虽加以论纂,不过汇录所记各条,编成若干篇而已。《坊记》《表记》《缁衣》等,其记传闻所得之孔子之言,原与《下论》同,但因增加伸说,故其辞已较《论语》为繁为文矣。至《仲尼燕居》《哀公问》等,则所记实仅《论语》之一章,而敷衍润色以成一篇,故其辞更繁而文更华。[⑦]

 

这种以文辞繁简而论时代先后的观点,在近代以来学者讨论古籍文献成书时代先后时,十分常见。但是,仔细分析,可知这一认识,似是而非。

 

我们认为,这三种记言体,未必为纵向演进的关系,也可能为共时性并存关系。孔子与弟子之对话,绝非仅如《论语》之短章,《论语》之所以不同于《家语》、《礼记》当与孔安国所谓“正实而切事”的选择有关。杨朝明师曾谓《论语》为“孔子语录”,则《家语》等则为“孔子文选”,可谓切中要害。李零先生在讨论《论语》的编辑问题时,他将之与《毛主席语录》的做法进行了比较,认为《论语》与上博简《仲弓》或《礼》大小戴记等相关文献之间是后者从前者演义,还是前者从后者摘录,两种情况可能都存在,但很多是《论语》摘录了一些谈话或对话的繁杂记载。[⑧]

 

其实,要搞清楚这一问题,近年出土的大量简帛文献已经提供了诸多例证。在郭店简、上博简等简帛文献中,我们发现有不少内容与《论语》《孔子家语》相关,一方面可证《家语》等文献的真伪与可靠程度;另一方面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论语》成书及孔子遗说的记录、整理情况提供了直接证据。这些例子主要有郭店简《忠信之道》与《论语·卫灵公》,上博简《从政》与《论语·尧曰》《阳货》,上博简《君子为礼》与《论语·颜渊》,上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关于这几组文献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看法。

 

如关于《从政》与《论语》的关系,就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郭齐勇先生指出:“《从政》与《论语》的亲缘关系,的然可见。可能是七十子后学或战国儒家综合孔子治世思想而整理、发扬的一种儒‘书’。”[⑨]周凤五先生也提出,《论语·尧曰》“子张问从政”章和《阳货》的“子张问仁”章可能是《从政》甲、乙篇的蓝本,《从政》可能是由《论语》这二章展开的。《从政》与《论语》相关,其内容可能是七十子之徒或其后学阐述《论语》或相关材料的记录。[⑩]陈剑先生也有类似看法:“简文所云,亦当系本自《论语》。”[⑪]又说:“看来,《从政》跟今传《论语》之文有关的内容,可能是根据《论语》的原始材料或相关材料,也可能是根据当时流传的《论语》别本。”[⑫]而陈伟先生则提出说:“《从政》也许属于今传《论语》的祖本系统,或者是与之并行的另外一系。”[⑬]

 

关于《君子为礼》与《论语•颜渊》首章的关系,学者也有所推论。如徐少华先生根据“侍于夫子”作开篇语多见诸于文献,认为这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们借以立言立说的一种基本形式。”[⑭]言下之意,这篇简文当是儒家学者“借以立言”的,并非实有其事。浅野裕一则认为,简文是以《颜渊》首章这类资料为基础并将其故事化的。[⑮]陈桐生先生则提出:有没有可能二者所记载的是孔子与颜回两次谈话呢?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是,颜回“闻一知十”,这一对圣贤师徒决不可能重复同一话题。那么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差异呢?他分析道,《论语•颜渊》“颜渊问仁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一组高度凝炼齐整的排比句,是《论语》编纂者在“颜氏之儒”的原始记录材料上提炼的,具体地说,“非礼勿视”四句是从“言之而不义,口勿言也;视之而不义,目勿视也;听之而不义,耳勿听也;动而不义,身勿动焉”浓缩而成,它是《论语》编纂者艺术加工的产物。我们看到,加工前后的孔子语录,艺术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君子为礼》中这几句话很普通,不会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而到了《论语》,编纂者将其提炼成四个“非礼勿……”的整齐句式,而且有意识地将“言”“视”二句互换位置,使第二句句末的“听”和第四句句末的“动”押韵,经过这种点石成金的艺术处理,思想内涵没有变化,但孔子这句话却成为千古名句。[⑯]

 

关于《仲弓》与《论语》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郭齐勇先生受周凤五教授有关《忠信之道》等论述启发,提出简文《仲弓》当是《论语•子路》第2章的“传”,也就是说,《论语•子路》第2章为经,简文《仲弓》为传。[⑰]而晁福林、罗新慧等先生都认为《论语》的相关内容是剪裁、删削简文而成。[⑱]这涉及到《论语》的成书问题。据孔安国所说,《论语》是从孔子弟子所记的孔子言论中取出“正实而切事”者而编成。从《论语》文本来看,此说信不诬也。对比《仲弓》与《子路》第2章的内容,很明显地可以认定,二者所记有繁有简,《论语》当是在简文的基础上节录整理而成,而不会是简文在《论语》基础上所作的解释和阐发之“传”。

 

虽然我们也承认,关于简文与《论语》的关系,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是,我们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其中主要有几种情况。第一,如《忠信之道》,当是子张之儒对于孔子“忠信”思想的阐释之作,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不能视为孔子语录。第二,如《仲弓》、《君子为礼》等当是孔子弟子所记原始材料,《论语》相关内容是经过提炼加工而成的。对此,陈桐生先生提出了“繁本”与“节本”的看法,极富启发性,但也存在很多问题。

 

陈桐生指出,今本《论语》、大小戴《礼记》乃至上博简中记载孔子应答弟子时人的文章,大都是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在原始记录材料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今本《论语》不是孔门弟子的原始记录,而是经过编者一番筛选、整理、提炼、编辑的工夫,是精选出来的“节本”或“精华本”。对比相关文献可知,《论语》编选孔子语录有几种情形:一是孔子对某一论题有多章语录传世,《论语》只选一章。二是孔子对某一论题有较长一段论述,《论语》删削了孔子语录的部分内容,这些被删的内容还保存在《礼记》之中。三是对孔子语录进行提炼。他提醒人们,《论语》所展现的片断语录体,并不能代表春秋时代写作水平。[⑲]这无疑都是十分精到正确的说法。

 

不过,他还指出了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形。他认为大小戴《礼记》以及上博简的孔子应对弟子及时人的文章,应该是经过七十子后学的演绎加工,它们就是孔子语录的“繁本”或“扩写本”。[⑳]陈桐生先生在讨论上博《孔子诗论》时就认为,战国时期有一个重塑孔子形象的过程,他将很多文献如《易传》、《孝经》、大小戴《礼记》、《春秋》三传以及竹书《孔子诗论》等中的“孔子曰”或“子曰”都看作后儒假托孔子以争夺“话语霸权”之语。[21]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既然《论语》是节录的精华本,那么原本是怎样的呢?

 

我们认为,所谓“繁本”就是孔子弟子的原始记录,也就是《论语》所从出的大量原始记录材料,而并非出于七十子后学的扩充。陈先生从称谓的变化以证明存在改写,是经不起推敲的。“仲尼”、“夫子”、“孔子”等称谓并不存在论者所说的亲疏远近的差别。现在存于大小戴《礼记》、《孔子家语》等文献的短篇、中篇和长篇的孔子语录,皆当出于孔子弟子的记录,这才是孔子讲授问题之实际情形的反映。至于其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整理、润色等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这并不等于是借孔子之名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果我们以《论语》为第一类孔子遗说的代表,以《孔子家语》为第二类孔子遗说的代表,那么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认为,第二类的孔子遗说,反映了孔子弟子对孔子遗说记录的原始面貌;而第一类的孔子遗说,则是在第二类孔子遗说基础上进行精选精编而成的,反映的是孔子弟子对孔子思想精华的提炼和整理。即使在第二类孔子遗说内部,也存在加工程度不同的问题。比如,《家语》有《王言解》一篇,在《大戴礼记》中作《主言》,根据杨朝明先生的考证,《大戴礼记》与《孔子家语》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大戴礼记》经过汉代学者的加工、整理,而这种加工和整理又受到汉代威权政治的影响所致。[22]再比如,《家语》中有《哀公问政》,又见于《礼记·中庸》,将二者对勘会发现《礼记·中庸》语言更为简练,似曾进行过修改、润色,这种改动明显带有西汉时期的政治风貌。《家语·哀公问政》“为政在于得人”,在《礼记·中庸》中作“为政在人”,前者强调贤者的重要性,后者却是强调统治者的重要性。前者“爵其能”,《礼记·中庸》改为“尊其位”;“笃亲亲”、“敬大臣”、“子百姓”、“来百工”几句,分别变成“劝亲亲”、“劝大臣”、“劝百姓”、“劝百工”,都反映了西汉政权高度统一,专制主义正在逐渐加强的特征。至于前者的“举废邦”在《礼记·中庸》中改为“举废国”,显然是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礼记·中庸》晚于《孔子家语·哀公问政》显而易见。又如《贤君》部分可见于《说苑·政理》,在《家语·贤君》中作“孔子见宋君”,而在《说苑·政理》作“孔子见梁君”。清儒俞樾指出,“仲尼时无梁君,当从《家语》作宋君为是。”[23]这也说明《家语》早于《说苑》。这类例证比比皆是,不烦枚举。

 

而如果将《家语》与《论语》相比较,显而易见,《家语》记载的内容更为丰富、更为完整。正如孔子后裔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所说:“《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

 

前面我们说过,《论语》是孔子遗说的精选精编本。这在文字训诂方面可以得到佐证。关于“论语”的“论”,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曰:“论,叚借为抡。”《国语·齐语》“权节其用,论比其材”韦昭注:“论,择也。”《荀子·王霸》“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成者也”,杨倞注:“论,选择也。”可见,“论”,有“选择”、“别择”的意思。如果《论语》书名的“论”为选择之意,则《论语》应该是选自“孔子家”之“语”中的材料,这样《论语》就是“孔子语录”,《孔子家语》则相当于“孔子文集”。[24]而日本学者太宰纯说:“《论语》之于《家语》,犹《春秋》之内外传也。”[25]另外,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容上,《家语》都要高出《论语》很多。仅从规模上讲,《论语》仅有一万六千多字,而《家语》内容比《论语》多出近四倍。《家语》详于《论语》,所记全面,又有孔子言行的生动情节,与《论语》相比,显然更能展现孔子的人品和思想。杨朝明先生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讲,《家语》之价值甚至要超出《论语》,可以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

 

(三)《论语》、《家语》与子思之关系

 

孔子遗说经孔子弟子的记录而留存,但是如要更好地保护、传播孔子的思想、言论,就不得不进行进一步的整理、汇编,乃至精选加工。这就涉及到《论语》和《孔子家语》的成书问题。过去,关于《孔子家语》人们多将之视为“伪书”,而不太重视,因此对其成书的探讨相对较少,而学界关于《论语》成书的看法,则要丰富得多。那么,我们先讨论《论语》的编纂成书,然后再分析《家语》的成书问题。

 

孔子遗说的汇聚整理,尤其是《论语》的编纂,是在孔子去世之后进行的。其原因大体有二:其一,孔子去世之后,众弟子为了缅怀夫子,纪念夫子,继承和弘扬夫子思想,需要将孔子的嘉言懿行进行汇编整理。由于孔子的学问、人格之魅力,及其对弟子的教诲、关爱,在孔门师弟之间形成了一种“拟血缘性”关系。后世所谓“师徒如父子”,是从孔门开始的。孔门弟子对孔子无不十分敬重,如孟子所谓“七十子之服孔子,中心悦而诚服”。孔子去世之后,众弟子悲痛欲绝。如梁皇侃《论语义疏叙》所谓:“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后,过隙叵驻,门人痛大山长毁,哀梁木永摧,隐几非昔,离索行泪,微言一绝,景行莫书,于是弟子佥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成而实录,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亦谓:“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集时贤与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

 

今人黄立振先生说:“以常情论,孔子殁,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以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26]杨朝明先生对黄先生的说法表示赞同,但同时又提出,“此时所汇聚起来的可能是弟子们各自记录整理的孔子言行,它应该就是《孔子家语》的雏形。而从孔子言语中‘取’出‘正实而切事’的《论语》,很可能是此后的事情。”[27]唐明贵先生也有类似看法,认为这时汇集起来的可能是“一个类似孔子文集之类的东西”[28]。

 

对于这一分析,我们表示认可。出于对孔子的怀念之情,此时提议汇编孔子遗说,可谓合情合理。但是,这时孔子遗说的汇编,还只是初步的。整理出一个具有权威性,能够得到多数孔门弟子及孔门后学认可的孔子遗说精华本,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花费相当多的功夫,更需要一个在孔门内部具有极高威望和崇高地位的人来主持其事。

 

其二,孔子去世之后,众弟子“分化”的现象越发严重,为了统一或协调不同弟子学派的分歧,弥合孔门不同学派之间的矛盾,有必要对孔子言论进行一番汇编整理,形成一个相对权威的孔子语录,供各派教学、弘扬之用。

 

韩非在《显学篇》提出,孔子去世之后,儒分为八。尽管韩非的这一说法不尽可信,但是他指出孔门在孔子之后出现分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曾指出:一个学派之成立,往往需要有宗师与门徒组成,还要有一个基本一致的思想观念。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组成了这样一个学派,被汉代学者称为“儒者”、“儒家者流”。《淮南子•要略》云:“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典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班固的这个说法来源于刘歆的《七略》。这个学派在后世不断壮大,但基本上都“宗师仲尼”,“咸遵夫子之业”,这是判断一个学者是否为儒家的标志或标准。

 

不过,在这个基本的前提下,历史上儒学的形态往往千姿百态,呈现出“多元嬗变”的发展格局。而这一格局的底定便在先秦时代。战国儒学之多元嬗变,正是儒学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而绝非儒学陷于低谷之表征。其实,在人类思想史上,大凡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创立或发展了一套思想体系或学说之后,往往会出现其后学据一端以发挥思想的局面,甚而出现分化,这是十分普遍而正常的现象,亦可说是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正如大江大河,往往同源而异流,流亦分流,最终汇入大江大海;参天大树,大凡一干而多枝,枝又分枝,方能冠盖成荫。分是发展,合亦是发展,有分有合,方是思想发展的常态。而那些没有发展变化的封闭保守者,则往往会被历史所淘汰。一个学说之发展,必然要结合不同的时代情势,发挥思想家本人之思想个性,从而形成异说纷纭、多姿多彩的思想盛况。因循守旧,泥古不化,绝非思想发展的应有状态,而必然是自寻死路。[29]

 

孔子弟子的这种分化,在孔子生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只是由于孔子的巨大影响力而被遮蔽住了,待到孔子去世之后,孔子弟子之间因气质、禀性、年龄、地位等引起的对孔子思想的不同理解,及由此出现的矛盾与对立,就日益彰显出来了。同时,孔门弟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要借重孔子言论,从而将会继续强化这种他们之间的分歧。很显然,作为孔子弟子,在他们之间的相互“论争”中,无论是批评他人还是维护自己,最好的“尚方宝剑”都是“子曰”,都是孔子的遗说。不过,我们还应该清楚,尽管孔门发生了分化,但是这种分化乃是出于对孔子思想的不同理解,而不是利益之争、派性之争,所以这种分化,绝非不可调和,水火不容的。

 

作为一个存续了几十年的学派,在孔子去世,失去了核心与领袖的情形下,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尊敬,对孔门的依恋,对孔门分化的担忧,必然要设法维护这个学派的团结和统一,以使孔门得以继续存在,使孔子未竟的事业得以继承和发扬。孔门弟子为此进行了努力。那么,如何维护孔门的团结和统一?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孔子遗说进行汇编整理,进而编纂为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孔子语录精华本。那么,谁将担负领纂这一重任呢?历代学者对《论语》的领纂者做了分析。从汉代以来,就有“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说(《经典释文》引郑玄说)、“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说(《经典释文·论语音义》引郑玄说)、“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说(《论语崇爵谶》)、“仲弓之徒”说(《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曾子弟子”“曾氏之徒”说(柳宗元)、“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崔述)说、“曾子领纂”说[30]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离事实可能有一定距离。

 

我们以为,孔子遗说的整理和编纂,开始于孔子去世之后,由孔门弟子中某人倡议,众弟子“共纪孔子之言”、“相与辑而论纂”,同时又有某位或某几位出众弟子领纂而成。其中,仲弓、子游、子夏等都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综合所有信息来看,孔子遗说的后期汇集和整理,尤其是《论语》的编订,与有子、曾子关系最为密切。所以,我们认为,《论语》当由有子、曾子、曾子弟子先后领纂完成。

 

这一推测,是由对《论语》及其他文献所反映的有子、曾子在孔门地位的分析中得来的。在孔子弟子中,颜子地位最高,可惜他先孔子而去。在孔子晚年的孔门之中,子贡、有若、曾子都有重要地位。这在一些古代典籍中都有所体现。

 

《孔子家语•终记》:二三子三年丧毕,或留或去,惟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孟子•滕文公上》: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乡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故所居堂,弟子内。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从以上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做出如下一些推测:

 

子贡虽然颇受孔子器重,自身也有非凡的能力,但是他在思想深度上,似乎不及很多同门。我们在韩非所提的儒家八派之中,没有发现子贡之儒,其实一点都不用奇怪。子贡虽然绝顶聪明,但是他的思想中具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的特质,对于开宗立派、传道传经都不感兴趣。因此,他在孔门中的核心地位,也只能是特殊情况下的暂时状态而已。在孔子弟子为老师治丧完毕之后,他们提出拥立有若为新的“掌门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孟子·滕文公》的那段引文中推测出来。

 

从《论语》和《礼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子留存下来的言语虽然不多,但是在理解和把握孔子的思想方面,却是十分深刻的。正因如此,当孔子弟子思慕恩师的时候,他们便推出有若,“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史记》所谓“有若状似孔子”并不是说,有若长相与孔子相仿,就像孔子与阳货那样。南宋学者王十朋曾指出:“所谓‘似圣人’者,盖必有子之学识于群弟子中有一日之长,其见道有似吾夫子焉。世儒以谓貌似孔子,其说陋矣。且有子之似夫子,而曾子有不逮焉者,曾子尝以‘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为夫子之言,而有子不然之。曾子质诸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子游之徒知有子似夫子素矣。所谓‘似’者,必有如辨曾子之言之类,岂以貌似之故虚欲师事之耶?虽然直似之耳,欲以事孔子事之则不可,故曾子不许之,而有子未尝居师之位也。说者谓不能答弟子之问遂见叱而退,盖好事者为之辞以诬有子耳。然世皆知颜子之后有曾子,而不知有子者,亦回、参之亚匹也。序《论语》者知之,故首记夫子之言,次记有子之言,又次记曾子之言,未必言之次第如是也,其必寓推尊之意焉。以谓夫子既没之后,其道可尊,其人可子,其言可法者,莫先乎有子、曾子也。”[31]这种说法自有其道理。但是,我们还想指出,有子之被推举,恐怕不会仅仅悟道甚深,堪于传道。很可能有若长期浸染于孔子影响之中,在举止动作或神态方面,与孔子有相似之处,这种形似与神似的结合,使得有子更容易引起其他弟子的关注,进而公推其为孔门新掌门人。

 

代替有子而起的孔门新核心,当是孔门中年纪比较小的曾子。从《孔子世家》的记载可知,当子夏、子张、子游建议像师尊孔子那样师尊有若时,他们必须首先征求曾子的同意,显示了曾子非同一般的地位。曾子以湅丝的工序为喻,赞誉孔子之境界,如湅丝过程中,以江汉之水濯之,以秋日之阳暴之,方成明洁之素缟。[32]反对子夏等人将有若推至那样的地位。结果,有若这一新的“掌门人”由于未能得到曾子的认可,最后不得不离开“宝座”。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曾子在当时的地位不同凡响。

 

曾子在孔门中的地位是特殊的。由于曾子为人谨慎,性格内敛,但同时柔中有刚,“弘毅”之气,浩然可见。也许,正是由于曾子更加忠诚于孔子,长期活动于鲁地,而且又得享高寿,所以他在孔门之中,具有了特殊地位。据说孔子的裔孙子思,就是受教于曾子的。这虽然是出于宋儒的后起之说,但是得到了文献与思想的印证。

 

我们从《论语》本身来看,在众多出现在《论语》中的孔子弟子中,颜渊、子路、子贡、子游、子夏、子张等皆称字,而只有有子、曾子被称为“子”,显示出有子、曾子在孔门之中的地位,也彰显出有子、曾子与《论语》成书的密切关系。打开《论语·学而》,第一章是孔子语录,第二章便是有子语录,第三章是孔子语录,第四章便是曾子语录。显然,这种编排,体现出编纂者的刻意安排,这是在突显有子、曾子在孔门中的位置。

 

但是,在《论语》中,出现了关于曾子生命垂危时的情形,很显然,曾子不可能是《论语》的最终编纂完成者,这一重任要由其弟子来完成。柳宗元曾提出,是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为之的观点。柳宗元的这一观点,在现代学者中得到了回应。黄怀信先生以为,子思不可能编订《论语》,而乐正子春可能是最佳人选,但也不敢肯定;[33]而杨朝明先生则提出子思是最为可信的最终领纂者。[34]我们认为,杨先生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于历史实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综合各种条件而言,在曾子弟子之中,乐正子春的地位无法与子思相提并论。尽管乐正子春真正继承并发扬了曾子的孝论,而子思则逐渐背离了曾子的这一思路,但也恰恰因为这样,子思成为曾子之后,在孔门更具影响力的领袖。

 

子思是怎样走到孔门领袖地位的呢?他到底是怎样一位人物呢?

 

子思,名伋。是孔子之孙,伯鱼之子。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关于子思的生平,《史记》载之甚略。后世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少探索。但仍存在不少失误。笔者也曾经对此有所探讨,提出了新的看法。我们认为,子思之生卒年因史料不足,不能遽以论断。不过,可以大体推测一个范围:其生年当在西元前493-486年之间,其卒年当在西元前412-405年之间。[35]子思的师承问题,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自从宋儒提出“孔—曾—思—孟”的“道统说”之后,子思师承曾子的说法便成为一种共识。不过,随着“道统说”的式微,人们对此一成说表示了怀疑。子思师承再次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们认为,子思从辈分上来说,属于孔子裔孙,当为孔门再传。不过,子思曾经亲受业于孔子。只是年限不长,随着孔子的去世,子思也只能就学于孔子的诸位弟子。子思作为孔子的裔孙,地位特殊。而孔门弟子与孔子之关系,有“拟血缘”性,情同父子。孔子去世后,子思年幼,而伯鱼又先孔子卒,在这种情况下,孔门弟子担当起教育、培养子思的任务,实属自然之举。尤其是在孔子刚刚去世的数年中,孔子的弟子大多在鲁为孔子服丧,他们教育年幼的子思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据我们考场,在孔子弟子中,曾子、子游、子张等可能对子思的影响较大。

 

而子思也不负众望,在战国早期占据了儒家群体的中心位置,是当之无愧的儒家领袖。正如梁涛先生所说:“子思不仅是早期儒学的关键人物,其所代表的时代在早期儒学发展中也处于一种枢纽的地位。子思之前,孔子吸收、总结尧舜三代的礼乐文化并加以创造、发展而形成的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学思想,汇聚到子思这里,得到较为全面的继承;子思而下,这一丰富的儒学传统开始分化,出现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从子思到孟、荀,是儒学内部深化同时也是窄化的过程,孟子、荀子分别从不同方向发展了孔子以来的儒学传统,使儒学的某些方面得到充分发展,变得深刻而精致,但对儒学的其他方面或有所忽略或出现偏差,因为并没有真正全面继承孔子以来的儒学传统。”[36]因此,我们推测子思最后主持完成了《论语》的编纂,是有充分理由的。正如杨朝明先生所言:“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论语》出于曾子门人,阅读《论语》,其中厚重的曾子言行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曾子门人,他人一般不会如此。另一方面,论者又指出,《论语》形成于孔门后学分化的背景之下,而孔门的严重分化又难以聚集这么多的材料。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合理的推论只能是众弟子将材料汇聚到一起,最后主要由一人进行整理、选辑、编订,而这位整理编订者应在孔门之中地位尊隆,而且是曾子门人。符合这种条件的人只有子思。”[37]

 

前面我们提到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的说法:“《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由此可知,《孔子家语》是孔子弟子所共记的孔子遗说的较为原始的资料。正如杨朝明先生所指出的,《孔子家语》之称为“家”,其中记录孔子身世、生平,又有《本姓》叙述其家世源流,说明《孔子家语》属于“孔氏家学”的范畴。而《家语》与《论语》“并时”的情况表明,二者的整理与最终领纂者只能是子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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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桐生:《论语十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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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立林:《儒家八派的再批判》,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

 

[16]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17]郭齐勇:《上博楚简所见孔子为政思想及其与<论语>之比较》,载郭齐勇主编:《儒家文化研究》第1辑。

 

[18]周凤五:《读上博楚竹书<从政>甲篇札记》,载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楚竹书研究续编》。

 

[19]陈剑:《上博簡<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2003-1-9。

 

[20]陈剑:《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政>篇研究(三题)》,载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2005》。

 

[21]陈伟:《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从政>校读》,简帛研究网,2003-1-10。

 

[22]徐少华:《论竹书<君子为礼>的思想内涵与特征》,《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2期。

 

[23]陈桐生:《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湖北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24]晁福林:《上博简<仲弓>疏证》,《孔子研究》2005年第2期。

 

[25]罗新慧:《孔子的历史观、入仕观及其它——从上博楚竹书<仲弓>篇谈起》,《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6]陈桐生:《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

 

[27]杨朝明《读<孔子家语>札记》,《文史哲》2006年第4期。

 

[28]傅斯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刘梦溪主编,雷颐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9]黄立振:(《<论语>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30]贾庆超《曾子领纂〈论语〉说》,《东岳论丛》2003年第1期。

 

[31]宋立林:《儒家八派形成因缘考》,杨朝明主编《孔子学刊》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2]张德付《<孟子>“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句解》,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11辑。

 

[33][日]浅野裕一:《上海楚简<君子为礼>与孔子素王说》,载陈伟主编:《简帛》第2辑,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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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高培华:《卜子夏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引者按,《论语》字数应为一万六千字左右。

 

[②]傅斯年语。见傅氏《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刘梦溪主编,雷颐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5页。

 

[③]陈桐生:《论语十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8页。陈先生还做了一个有趣的类比。他说,孔子本人从来不动笔写文章,他的教学方法是先生讲,弟子记,孔门绝大多数文献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情形有些类似于今天中央领导发表谈话,工作人员将其谈话录音并加以整理,这些记录稿就成了中央领导的著作。虽然陈先生说“孔子本人从来不动笔写文章”,未免过于绝对了,但这个说法,无疑富有启发性。

 

[④]《陈澧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4-165页。

 

[⑤]蒋伯潜:《诸子通考》,岳麓书社,2010年,第263页。

 

[⑥]同上,第238页。

 

[⑦]同上,第263页。

 

[⑧]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第298-299页。

 

[⑨]郭齐勇:《上博楚简所见孔子为政思想及其与<论语>之比较》,载郭齐勇主编:《儒家文化研究》第1辑,第13页。

 

[⑩]见周凤五:《读上博楚竹书<从政>甲篇札记》,载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楚竹书研究续编》,第188页。

 

[⑪]见陈剑:《上博簡<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2003-1-9。

 

[⑫]见陈剑:《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政>篇研究(三题)》,载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2005》,第38页。

 

[⑬]陈伟:《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从政>校读》,简帛研究网,2003-1-10。

 

[⑭]徐少华:《论竹书<君子为礼>的思想内涵与特征》,《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2期。

 

[⑮][日]浅野裕一:《上海楚简<君子为礼>与孔子素王说》,载陈伟主编:《简帛》第2辑,第291页。

 

[⑯]陈桐生:《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湖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⑰]郭齐勇:《上博楚简所见孔子为政思想及其与<论语>之比较》,《儒家文化研究》第1辑。

 

[⑱]详参晁福林:《上博简<仲弓>疏证》,《孔子研究》2005年第2期。罗新慧:《孔子的历史观、入仕观及其它——从上博楚竹书<仲弓>篇谈起》,《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⑲]陈桐生:《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

 

[⑳]见陈桐生:《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

 

[21]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36-96页。

 

[22]杨朝明《读<孔子家语>札记》,《文史哲》2006年第4期。

 

[23]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24]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25]太宰纯《孔子家语序》,日本元文元年[1736]江都嵩山房刻本。

 

[26]黄立振:(《<论语>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27]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28]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29]宋立林:《儒家八派形成因缘考》,杨朝明主编《孔子学刊》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0]贾庆超《曾子领纂〈论语〉说》,《东岳论丛》2003年第1期。

 

[31]王十朋:《梅溪集•梅溪前集》卷十九《论语三说》。

 

[32]参见张德付《<孟子>“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句解》,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11辑。

 

[33]黄怀信:《论语新校注》前言,三秦出版社,2006年;黄怀信等:《论语汇校集释》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4]杨朝明:《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年,第4-9页。

 

[35]宋立林:《儒家八派的再批判》,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04-107页。

 

[36]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6-537页。

 

[37]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