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阵地战》连载之一: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6-01-25 1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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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

作者简介:康晓光,男,西历一九六三年生,辽宁沈阳人。现任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西历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就读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三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曾经任职于沈阳农业大学农学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兼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委员会执行主席。著有:《君子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二〇一四年)、《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仁政——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二〇〇五年),《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香港明报出版社二〇〇五年),《NGOs扶贫行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法伦功事件透视》(香港明报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等。(吹剑编撰于二〇一一年)


 

 

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1](一)

一、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作者:康晓光[2]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康晓光等著《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十六日丙午

           耶稣2016年1月25日

 

 

 

【目录】

 

一、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1、文化民族主义运动

2、新的发现

3、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二、社会化:分析框架

 

1、社会化

2、社会化分析框架

3、从“社会运动理论”到“社会化理论”

 

三、社会化:经验分析

 

1、社会化的主体

2、社会化的内容

3、社会化主体的施教方式

4、社会化的效果

5、社会化特征总结

 

四、阵地战:理论

 

1、合法性

2、意识形态

3、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五、阵地战:经验分析

 

1、文化格局

2、观念特征群分析

3、文化阵营分析

 

六、动力机制:理论

 

1、软力量

2、文化帝国主义

3、新葛兰西主义

4、亨廷顿理论

6、批判与综合

 

七、动力机制:经验分析

 

1、一元文化体系时代

2、二元文化体系时代

3、三元文化体系时代

 

八、社会化:功能与使命

 

1、中国的力量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

2、当今中国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出路

3、中国的软力量与中国文化重建

4、社会化的意义

 

九、讨论:中华文化命运及其影响因素

 

1、关于中华文化命运的几种猜测及其验证

2、致命的挑战:经济决定论

3、打破“经济决定论魔咒”的逻辑

4、文化的内涵和组织形态对文化命运的影响

 

十、本书介绍

 

1、资料来源

2、篇章结构及分工

3、致谢

 

 

一、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传统文化日趋衰落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特征之一。1976年之后,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终结,官方有组织地反传统文化活动停止了。但是,传统文化的厄运并未结束。伴随着新一轮对外开放,民间自发的反传统思潮开始泛滥。这一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高峰。1989年之后,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推动传统文化复兴。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或“传统文化热”。但是,好景不长,这一缺乏民间基础的思潮很快无疾而终。然而,在21世纪到来之际,由民间力量主导的、得到政府支持的、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现象”悄然兴起,并在短期内获得了迅猛发展。

 

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现象”,在民间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学术研究、学术会议、创办期刊、出版图书;发表宣言、联署倡议、向人大和政协提交议案;组织学术团体;兴建民间书院和组织会讲;建立网站、论坛,组建联合论坛;祭孔;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读经”;推广传统服饰、礼仪、节庆等等。官方也积极“参与”了这一“现象”,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官方媒体宣传;修复孔庙等文化建筑;政府主持的祭孔和祭祖活动;官方推动的读经、礼仪、节庆活动;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发布弘扬传统文化的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等等。

 

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传统文化[3]复兴现象。

 

1、文化民族主义运动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2005年~2007年),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在本土文化复兴现象中,参与者为数众多,组织形态丰富多样,而且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但是,他们并非“一盘散沙”,而是享有共同的信念,并且以此为团结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向主流价值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要求重建社会的价值规范。可见,这一“现象”基本具备了“社会运动”的重要特征。又由于这场“社会运动”的宗旨非常鲜明,即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以我把它定义为“文化民族主义运动”。[4]

 

基于这一判断,我运用“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框架”[5]考察了文化复兴运动的参与者及其构成,他们感受到的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背景,他们提出的纲领,他们的活动领域和采取的行动,他们使用的资源、资源来源及动员策略,他们与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格局,以及这一运动的可能后果。2008年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国归来》一书系统地反映了这一阶段的研究结果。

 

2、新的发现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2008年~2010年)的初期,我们继续运用社会运动理论考察事态的发展。经过几个月的“扫描性考察”,我们发现,在短短的三年之间,文化复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而且其“属性”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扫描性考察发现:(1)参与者队伍不断扩大,而且参与者的身份也日趋多元。如今,本土文化复兴,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诉求,而是正在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带有全民性的行动,无论是从推动阵营还是从反对阵营来看都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纷纷加盟文化复兴运动。精英参与成为这一阶段文化复兴的一大特色。可以说,各类精英已经成为时下文化复兴的主力军。(2)尽管参与者的规模和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他们感知的问题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观察发现,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推崇更加强烈,显然这得益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的持续上升。(3)参与者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仍局限在“知识”和“道德”层面,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态度仍处于分裂状态。(4)参与者的活动领域,从社会的“边缘”、“表层”逐步进入其“核心”、“深层”,其行动方式也从“抗议”、“呼吁”转向扎扎实实地“建设”。从“街头做秀”、“新闻噱头”、“网络声明”等等,演变为在媒体、学校、社区、职场、社会团体、党政机关等主要社会空间中开展系统的、日常性的“教化”活动。简言之,从“非常态”转向“常态”,从“破坏”转向“建设”。(5)参与者使用的资源,也从以个别人提供的零星资源为主,转变为以主流群体和主导性组织提供的“基础性”资源为主。(6)参与者面对的政治机遇结构也越来越好,反对派的势力在衰退,而盟友的阵营却在不断扩大。而且,参与者内部以及参与者与盟友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配合也更加默契。

 

综上所述,在文化复兴现象中,“社会运动”所特有的反抗性、先锋性、边缘性、反常性日趋淡化,而“社会常态”所特有的建设性、主流性、核心性、常规性却日益显著。也就是说,本土文化复兴的“社会运动色彩”正在逐渐淡化。

 

3、从社会运动到社会化

 

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重返社会生活时,首先进入的是文化复兴运动的参与者能够触及和影响到的领域。在法律和政策容忍的限度内,参与者就近就便地开展一些传播传统文化的活动。这一时期的文化复兴实践,零星而分散,与周围社会格格不入。比如,一些人身着汉服到闹市区“示威”;一些人在偏避地带兴办复古的书院;一些人不送子女上正规学校,而是在家自己教授传统文化经典,有的还开办全日制私塾。在这样的教育活动中,只有传统经典,而国家规定的很多教学内容很少涉及,学生也缺乏正常的社会交往机会。诸如此类的“极端”方式,很难被社会接受,只能游离于主流之外。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参与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主流群体纷纷加盟,社会基础性资源陆续投入,在社会的核心地带开展的常规化活动也越来越多。这一切告诉我们,文化复兴运动已经深入到社会的主体结构,而且“破旧”和“立新”在同步进行。对于这样一种现象继续使用社会运动框架来观察和分析合适吗?

 

“广义的文化”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全部,而“狭义的文化”仅仅涵盖人类生活的精神层面,尤其是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魏思纳认为,“文化其实涵容了共有的价值和信仰、一些日常生活惯例所组成的活动、以及那些带有情感交流意义的互动经验。”[6]亨廷顿则提出了一个更加纯粹的主观的文化定义,“文化,指的是价值观、态度、信仰、倾向,以及整个社会普遍的观念”。[7]本文所谓的“文化”即指“狭义的文化”。

 

人们之所以参与文化复兴行动,是希望通过复兴本土文化,来解决他们面对的各种深刻的社会问题。而“本土文化复兴”的含义则是借助本土文化资源重建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这一切最终要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来实现。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视域中,具有塑造人们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功能的社会机制就是“社会化”。田野调查资料表明,目前,文化复兴运动已经深入社会化系统,并通过它实施社会化。也就是说,经过几年的发展,本土文化复兴已经从社会运动演变为社会化。

 

【注释】

 

[1] 本项研究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

 

[2]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3] 在本文中,“本土文化”、“中华文化”、“传统文化”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它们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之中。从“中国与世界”视角讨论问题时,往往用“本土文化”。涉及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时候,使用“中华文化”。关系到“传统与现代”的时候,使用“传统文化”。

 

[4] 康晓光,《中国归来——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研究》,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八方文化创作室,2008年。

 

[5] 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总结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成果,提出了一个“集大成式”的社会运动理论框架,称之为“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议程”,其构成要素或变量包括:(1)社会变迁及其引发的结构性紧张;(2)集体行动框架;(3)资源动员;(4)行动方式或斗争手段;(5)政治过程或政治机遇结构;(6)运动的各种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参加:[美] 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8~25页。

 

[6] 魏思纳,“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文化、童年与进步”,载哈瑞森、亨廷顿 编,《为什么文化很重要》,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84页。

 

[7] 亨廷顿,“序:文化有重要意义”,载哈瑞森、亨廷顿 编,《为什么文化很重要》,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ⅲ页。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