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章考论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6-01-26 18: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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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林

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号瘦竹,别署朴舒子,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孔子与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学术部副主任,济宁周易学会副会长。曾任《孔子文化》创办人、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编辑,洙泗讲堂召集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学术史研究、儒家哲学。致力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尤倾力于乡村儒学运动。主要著作有:《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孔子文化十五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章考论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现代语文》2009年10月上旬刊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十七日丁未

           耶稣2016年1月26日


 

在古代典籍中,孔子曾经研习《易经》的记载并不多。迄今所见关于孔子与《易》关系的最早的、也是最明确的记载见于《论语》,这就是《述而》篇所记:“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论语》向来被作为研究孔子最为可靠的资料,然而对于《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章,后世却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一是所谓“鲁读”问题,二是对章旨的理解。前者是对孔子是否学《易》的关键性分歧,后者的分歧则是在承认孔子曾学《易》的前提下出现的。关于“鲁读”问题,实际上虽然还有争论,但基本已经得到解决。[1]而对于“五十以学易”章旨的理解,还有需要考辨之处。

 

 “鲁读”问题源于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四《论语音义》所记:“‘学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也就是说,《鲁论语》此章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如此以来,则此章无法反映孔子与《易经》的关系。后世学者便据此作为铁证,极力否定孔子曾学《易》。自清代惠栋以后,近代持此意见者更夥,只是到了近些年,才有学者对所谓“铁证”提出疑议[2]。

 

刘大钧、林忠军先生从陆德明《释文·周易音义》中有关“易”字的注释找到旁证,指出陆氏所谓“鲁读易为亦”,是指读音而言。[3]李学勤先生指出:“《古论》作‘易’,《鲁论》作‘亦’,异文的产生是因为音近通假或者传讹所致。”并对此做了进一步论证:“易”与“亦”在上古音中韵部不同,“易”在锡部,“亦”在铎部,直到西汉两部仍不相通,因此,“实际上,‘易’、‘亦’音近而讹,从古音来看,只能是两汉之际以后的事。《史记》既然作‘易’,作‘亦’的异文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也是不足为据的。”[1] 这一看法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4]吕绍纲先生指出:“若易字为亦,说孔子希望自己从五十岁开始学习,于理难通。况且易、亦古代不同韵部,不大可能读易为亦。”[2]

 

但1973年出土的西汉中期的定州汉简《论语》也作“亦”,那么这能否整体推翻李学勤先生的结论呢?王葆玹曾以为:“应当承认《古论》关于‘五十以学《易》’的记述是更为可靠的。……不论定县简本呈何种面貌,似都无助于推翻孔子确曾论《易》的结论,因为简本文字为西汉隶书,抄写时间应在《古论》之后。”[3] [5] 其实从《论语》的版本源流入手,《鲁论》只是《古论》的改编本,《古论》更原始、更可靠。《鲁论》将“易”写作“亦”,当系笔误。将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互相替代假借以致造成笔误,是中国早期手抄本的常见现象。[4] 所以,我们认为,尽管竹简本作“亦”,与《鲁论》相同,证明在西汉中期有“易”“亦”通假现象,二字通假的时间晚至两汉之际的说法是否吻合史实,尚有待音韵学家的进一步考察研究,但《鲁论》作“亦”在文义、版本、语感、史据和情理上都要比《古论》作“易”逊色得多。[5] 综上所述,我们十分赞同李学勤先生所言:“《论语·述而篇》所载孔子自言‘五十以学《易》’等语,是孔子同《周易》一书直接有关的明证。虽有作‘亦’的异文,实乃晚起,与作‘易’的本子没有平等的价值。”[6]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马王堆帛书《要》篇的出土,为解决孔子学《易》问题,增添了更加直接的证据,使这一问题更加明朗。《要》篇中,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之说,而这位“夫子”的弟子是“子赣”即“子贡”,那么这位夫子正是孔子。而且又记子贡之语:“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繁)。’赐以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表明孔子早年确实不曾好《易》,并且反对卜筮。而且,孔子还为自己“老而好《易》”进行辩护,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正如很多论者所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一句与《孟子·滕文公下》记孔子“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颇为相类。从这种种迹象表明,《要》篇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孔子老而好《易》的记载正与《论语》、《史记》相吻合。[6]

 

如前说论,对此章章旨的理解分歧,是在承认孔子学《易》的前提下出现的。分歧实际上是导源于对孔子说这段话的时间的不同理解,这又直接关涉到孔子开始学《易》的时间。因为《论语》为语录体,非编年体,只据本章无法确定其时间。故自郑玄之后,异解纷呈,对此,程树德《论语集释》载之颇详,可以参看。这些说法,有胶柱鼓瑟之病,很难使章旨豁然贯通,为了解决这种弊病,学者们纷纷提出新的解释,即程树德所谓“别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改变章文的断读,如清代龚元玠《十三经客难》谓:“先儒句读未明,当‘五’一读,‘十’一读,言或五或十,以所加年言。”近年也有学者赞同这一观点,然于理不通。2、改变章文的理解,如明代孙应鳌《四书近语》云:“非以五十之年学《易》,是以五十之理数学《易》也。”以大衍之数五十作解,凿之太深,不足凭信。3、改变章文文字,如朱熹《四书集注》谓“‘加’作‘假’,‘五十’作‘卒’”,改经求解,不足为训,又如俞樾《群经平议》疑“五十”为“吾”之讹;又有改“五十”为“九十”“七十”者,皆属臆测之辞,理据不足。[7] 当代易学家程石泉先生也曾提出另一种说法,“五十”乃“用”字之残讹,然证据亦觉不足,难免臆测之嫌。[8]

 

我们以为,欲准确理解本章章旨、确定孔子“学”《易》的时间,首先应正确理解“学《易》”之“学”字。“五十以学《易》”之“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清宦懋庸《论语稽》云:“此孔子四十二岁以后,自齐返鲁,退修《诗》、《书》、《礼》、《乐》时语也。……彼曰修而此曰学,自人言之则曰修,自夫子自言则谦之曰学也。”宦氏定此语为孔子四十二岁时恐不然,以为学为修之义亦未必然,但他指出“学”乃夫子自谦之辞,则属卓见。其实,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说,“五十以学”之“学”与《史记》“晚而喜《易》”之“喜”、《汉书》篇所谓“晚而好《易》”之“好”意思相同。“好”与“喜”乃他人对孔子的客观描述,而“学”则是孔子的谦称。[9]郭沂先生也认为,“学”不是一般的学习,而应理解为研究、探索。[10] 而实际上,很多学者都未意识到这一点。清人毛奇龄在其《论语稽求篇》中说:“《史记》‘六十八赞《易》’,《汉·儒林传》‘孔子晚年好《易》’,不知好《易》、赞《易》非学《易》时也。幼习六艺,便当学《易》,何况五十?五十先学《易》而七十复好《易》赞《易》,未为不可。”毛氏即未准确理解此“学”字,将“学”理解为一般性学习,因而造成误解。

 

帛书《要》篇载有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子贡对“夫子老而好《易》”大惑不解,认为孔子违背了“它日之教”。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在“老而好《易》”之前,确曾学《易》,但只“学”不“好”,此前的学《易》是一般性的学习,并未认识到《易》中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仅仅作为一种卜筮之书,因之也不曾以之教授生徒。

 

我们再从孔子此语的语气、语义来看,此语应为孔子深入学《易》之后的追悔之言。何以见得?因为如果是在学《易》之前,则何以知道学《易》后会无大过?因此,“五十以学易”章所记乃是孔子晚年对《易》有了精深的研究之后,自己的思想境界大为提高,对天道人道的理解更加深入的情况下的追悔之言。吕绍纲先生说:“孔子在垂老之年发这番学《易》恨晚的感慨,意谓如果让我年轻几岁,五十岁开始学《易》,就可以不犯大过错了。既有自谦之意,也是赞扬《周易》之词。”[11] 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比较到位的。

 

那么,孔子“好”《易》到底发生于何时?也就是孔子发此感慨的时间是何时?是否像吕先生所说的“垂暮之年”呢?

 

《史记·孔子世家》将此排在孔子周游列国,“自卫返鲁”之后。按《史记》的说法,孔子返鲁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其时孔子已68岁。那么是否意味着司马迁的观点是“晚而喜《易》”应系孔子68岁返鲁至73岁去世这段时间的事呢?对《史记》的编排,程树德以为:“《世家》将《论语》随意编入,其先后不足为据。”[12]刘宝楠《正义》以为“《世家》与《论语》所述不在一时”[13]。李学勤先生也以为不可过分拘于其叙述次第,司马迁作《世家》并不是将《论语》随意编入,但《世家》此处是叙述孔子返鲁之后好《易》而为《易传》,因而提及孔子曾读《易》韦编三绝,也说过“假我数年”的话,这是连类而及,不可坐实这段话是在作《易传》的时期或以后。同时不可坐实孔子五十岁前没有学过《易》。[14] 因此,孔子学《易》的时间到底在何时还需进一步考察。

 

廖名春先生经过论证,认为此章乃孔子68岁返鲁后所言,也就是说,孔子68岁的垂暮之年始好《易》。廖先生将此章翻译为:再多给我几年时间,只要我从五十岁时就像现在这样学《易》,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了。[15] 这和上引吕绍纲先生的看法相同。

 

我们认为,“加我数年”之“加”与《史记》所谓“假”一样,义为“借”,故吕、廖二先生对“加我数年”的理解是对的。但从68岁时发感慨,“再多给我几年时间”“再年轻几岁”指“五十”岁,于理不通,“十八年”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应以“数年”相称的。在这一点上,古代学者如郑玄、何晏、皇侃、邢昺甚至清代毛奇龄、宦懋庸等将“数年”限定在十年之内,是对的。

 

另外,从其他记载来看,孔子对《周易》的深刻理解并不晚至68岁返鲁之后,《孔子家语》、《韩诗外传》、《说苑》等记载多则孔子论《易》的话,其中有的明确记为周游列国时,如《说苑·杂言》所记:

 

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孔子曰:“……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据《史记》,孔子遭陈、蔡之困,事在鲁哀公四年,时年孔子61岁。此则记载中孔子对《易》的理解决非仅仅引用卦爻辞,而是发挥《困》卦的哲理。尽管《说苑》多带故事性,并非正史,然而许多学者指出,《说苑》、《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所记孔子之事,多有相同的资料来源,内容多是先秦资料的整理与改编。故我们虽不能完全肯定实有其事,但起码提供了一个参考。

 

那么,现在仍有一个疑问,就是孔子所谓“大过”究竟何指?很显然,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乃事竟假设之辞,也即是说,孔子承认自己学《易》之前是曾有大过的。元代陈天祥《四书辨疑》云:

 

予谓若以此章为孔子七十时所言,假我数年以学《易》,则又期在七十以后。然孔子七十三而卒,直有大过一世矣。只从五十字说,亦有五十年大过,小过则又不论也,何足为圣人乎?[16]

 

此说似极有理,实极迂腐。一则,孔子七十言“加我数年”,乃追悔之辞,非待七十以后学《易》;二则,孔子之“圣人”乃他人所称,孔子从不敢自以为“圣”;三则,即使孔子亦不必无过,有过不必不能成圣人;四则,所谓大过,非谓之前全为大过。其实,以为圣人无过,乃后世之观念,在孔子自己,完全可以认为有过。

 

方东树《仪卫轩遗书》云:

 

夫子自言学《易》可以无过,过对中言,非对正言。……大凡有过皆偏于分数有余言,若不及则不可名为过。大贤以上不患不及,恒患其过,故孔子学《易》,欲明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中正耳。吉凶消长之理,天运也。进退存亡之道,人事也。明乎此,是为知天知人,合天人而察其几,以允协于中而无过,是乃圣人所蕲无过之精微也。然非平日学《易》,究时位之异,知变化之情,其孰能与于斯?[17]

 

方氏所说,十分“精微”,以“过”为“过犹不及”之“过”,偏颇之意。廖名春先生即以为孔子所说“过”是指对《周易》的认识的偏颇。这应是正确的。《史记》引孔子语为“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而无“可以无大过”之说。如果将二者联系起来,则《论语》所谓“无大过”应指“于《易》可以彬彬矣”而言。“彬彬”一语见于《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包咸曰:“彬彬,文质相半之貌。”朱子曰:“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在《史记》此处,“彬彬”的意思是指对《易》的理解恰当而不偏颇,适与“无过”相应。清黄式三《论语后案》曰:

 

可无大过,依《史记》说指赞《易》之无差,何解同。程叔子曰:“孔子时学《易》者支离,《易》道不明,故期之五十然后赞《易》,则学《易》者可以无大过。”意亦同。赞《易》不能不宽其期也,以下“雅言”例之,此为正义。[18]

 

黄氏以《史记》为据,认为“可无大过”指“赞《易》之无差”,实际上也是认为无过是指孔子对《易》之理解“无差”,因为赞《易》之无差需以正确的理解为前提。但他引程叔子语,又谓无过指学《易》者而言,非谓孔子自己,则未达一间。

 

对“大过”的理解,因为材料不足,孔子具体何指,今日说来,多少都有些推测的成分。孔子在人生接近结束的时候,总结其一生而谓“五十而知天命”,这里的“五十”不应特指五十岁,而是概指五十至六十之间。正是由于孔子在五十几岁至六十岁之间曾开始好《易》,在他生命的最后近二十年中深入地研习《易》道,基于其一生对社会人事的思考,对人生经验教训的反思,才对天道天命有了全新的认识,思想境界也大为提高。他继承并发展了自文王、周公以来的“易教”传统,开创了人文易学的新传统。

 

(2008年12月29日)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53-62.

 

[2]吕绍纲.周易阐微[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287.

 

[3]王葆玹.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J].哲学研究,1996(3).

 

[4]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68.

 

[5]赵建功.先秦儒家易学略论[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6).

 

[6]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62.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3.97.

 

[8]程石泉.易辞新诠[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86.

 

[9]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M].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164.

 

[10]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75.

 

[11]吕绍纲.周易阐微[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287.

 

[1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471.

 

[13]刘宝楠.论语正义[A]. 诸子集成[C].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144.

 

[14]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51-53.

 

[15]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C].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165.

 

[16]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474.

 

[17]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474.

 

[18]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473.

 

注释:

 

[1] 当然,也还有一些学者坚持“鲁读”,如黄怀信师。他在《论语汇校集释》大作中以按语形式说:“加,增加。加我数年而五十,是时年不足五十,皇、邢之说不误。学,谓学文。此孔子向人道学文的好处,勉人勿以年长而不学。言即是让他再长几年,到五十岁才开始学文,也可以使终身无有大过。旧不知‘易’当为‘亦’,而以天命易数为说,穿凿之甚。学《易》岂可以无过?”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11.

 

[2] 如金景芳、李学勤、吕绍纲、廖名春、郭沂等先生。

 

[3] 参见刘大钧、林忠军.易传全译[M].成都:巴蜀书社,2006.12-13.对此,李平心、李学勤等先生认为,所谓“鲁读”问题是文字有异,而非读音不同。参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M].长春出版社,1992.58.但刘先生的考察也有一定依据,不必完全否定。

 

[4] 参阅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16.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M].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 161—169.

 

[5] 后来他据竹简与《鲁论》同,看法发生了变化:“我们恐不能再坚信孔子曾认真地‘学《易》’或十分地重视《周易》,而应认识到孔子与《易》即使有关,这关系也一定是淡薄的。” 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6.

 

[6] 程石泉先生认为:“帛书《易》文之价值应不居于《论语》之下,其可信度亦不应低于《论语》。”杨庆中认为,帛《易》的出土,已使《鲁论》、《古论》之“加我数年”章的异文,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孔子曾经读易,已经是不争的史事。详参杨庆中.周易经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2-163.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