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孔门弟子后学与《论语》编纂新探——兼论《论语》在中国书籍编纂学史上的地位

栏目:思想探索
发布时间:2016-08-08 19: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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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林

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号瘦竹,别署朴舒子,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孔子与中国文化研究室主任,曲阜师范大学国学院学术部副主任,济宁周易学会副会长。曾任《孔子文化》创办人、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编辑,洙泗讲堂召集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学术史研究、儒家哲学。致力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尤倾力于乡村儒学运动。主要著作有:《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孔子文化十五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

  

 

 

孔门弟子后学与《论语》编纂新探

——兼论《论语》在中国书籍编纂学史上的地位

作者:宋立林(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孔庙国子监论丛》(2015)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初六日壬戌

           耶稣2016年8月8日

 

 

 

[摘要]《论语》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私人著述,它是孔门弟子及后学经过精心编纂而成的,有着明确的编纂目的和编纂原则。其编纂体例对于后世书籍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论语》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圣经”之地位,除了与其思想义理有关之外,还有它在中国书籍编纂学史上的鼻祖地位的影响。

 

[关键词]《论语》,孔门弟子,书籍编纂学,私人著述,编纂体例。

 

《论语》在中国文化中之地位,犹如《圣经》在基督教文化之地位。不过,《论语》也经历了一个由“传”升“经”的过程。[①]东汉人赵岐说:“《论语》者,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也。”(赵岐《孟子题辞序》)唐代薛放说:“《论语》者,六经之菁华。”(《旧唐书·薛放传》)明儒杨宗吾则云:“六经譬则山海,《论语》其泛海之航,上山之阶乎?”(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一十引)这还是将《论语》视为五经的辅翼,与赵岐的观点一致。越到后来,人们对《论语》的地位看得越高。如清人李元度云:“《论语》所言之义理,精且萃矣。……《论语》之文,能以数语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气。”(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读<论语>三》)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更有将《论语》视为“宇宙第一之书”(伊藤维桢语)。《论语》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其原因除了与其思想义理有关之外,还不得不提到它在中国书籍编纂学史上之鼻祖地位。过去我们仅仅考察孔子弟子后学在《论语》编纂过程中谁的贡献最大等问题,但是更多的关键问题被忽视了。比如,为什么孔子弟子会编纂如此一部书籍,其目的何在?其编纂有无一定之规?对于我们理解《论语》与孔子,这些问题都是不可绕开的。

 

一、《论语》是精心编纂而成的

 

如所周知,《论语》并非孔子所作,而是有其弟子及后学编纂而成的。[②]《论语》的编纂过程经历了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其最后的编定时期大概在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400年间。[③]因此,《论语》可以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其“著作权”却不独属于孔子,而属于孔门集体。这部记载孔子遗说的文献与其他散见于他处的孔子遗说不同,其不同之处就在于,《论语》有着明确的编纂目的和编纂原则,这导致了此后《论语》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非同寻常。

 

(一)编纂目的

 

很显然,任何一部书籍之编纂、撰著,都有其目的性。而这种目的性,又往往决定了该书的性质。南朝皇侃《论语义疏自序》谓:“弟子佥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成而实录,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④]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夫子既终,微言已绝。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⑤]从上述记述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孔门弟子及后学编纂《论语》有着明显的编纂目的,即:保存孔子遗言,以纪念孔子,并传之后世。

 

孔门是中国文化史上兴起的第一个思想流派。孔子以其思想和人格赢得了弟子的信任和爱戴,在孔门师弟之间形成了一种“拟血缘性”关系。后世所谓“师徒如父子”,是从孔门开始的。孔门弟子对孔子无不十分敬重如孟子所谓“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故而当孔子去世之后,弟子们无不悲痛欲绝。如梁皇侃《论语义疏自序》所谓:“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后,过隙叵驻,门人痛大山长毁,哀梁木永摧,隐几非昔,离索行泪。”[⑥]因此,如何缅怀和纪念夫子,就成了弟子们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同时,作为一个存续了几十年的学派,在孔子去世,失去了核心与领袖的情形下,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尊敬,对孔门的依恋,对孔门分化的担忧,必然要设法维护这个学派的团结和统一,以使孔门得以继续存在,使孔子未竟的事业得以继承和发扬。而其方式之一就是对孔子遗说的汇聚整理,尤其是《论语》的编纂。只有这样,才能使孔子一生的嘉言懿行,长存于世。[⑦]

 

同时,还应该注意孔门弟子后学在编纂《论语》以纪念夫子时,必然考虑到如何更好地保存、传承和传播的问题。是将能够记录下来的孔子全部言行都完整汇集起来,还是精心选择最能够表现孔子人格与思想的资料,以更便利地去让更多的人可以读到了解到?这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编纂目的必然影响到编辑原则的制定。

 

(二)编纂原则

 

最早著录《论语》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上引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又有“相与论撰”之说,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孔门弟子后学编纂《论语》的原则则是“辑而论纂”或“相与论撰”。

 

我们知道,孔子大量言论,都是经过孔子弟子所记录而保存下来的。从《论语》和《孔子家语》等大量文献中可知,孔子弟子有记录孔子嘉言懿行的习惯。如《论语·卫灵公》篇记:“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在《家语》中也有类似记载。如:《入官》篇“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五刑解》记“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则美矣,求未之闻。’退而记之。”等等。故而钱穆先生提出“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可知”。[⑧]以孔子从事教育时间之长,孔门弟子之众,则孔门所存的孔子遗言之数量当相当庞大。那么,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假如真的‘一言一动’当时皆有记录,则孔子执教近半个世纪,何至于现今《论语》连同一些重复章节计算在内,也不足一万三千字?”[⑨]

 

其实,这恰恰与《论语》的编纂理念有关,也就是说,《论语》是孔门弟子及后学在大量的孔子遗说之中,经过精心选择、编纂而成的。《孔子家语》的《孔安国序》对此有所交代:“《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⑩]由孔安国的说法可知,《论语》是“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编纂而成的。所以说,《论语》的编纂理念就是“取其正实而切事者”。

 

这一点可以从《论语》一书的书名略窥一斑。关于“论语”二字的涵义,历代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单承彬、唐明贵等先生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讨论。“论语”之“语”,即“夫子之语”的语。而“论”字则有多种解释,如刘熙、刘勰之“伦理”说,傅玄之“追论”说,皇侃、陆德明、邢昺等“纶、轮、理、次、撰”之“多义”说,陈祥道“言理”说,何异孙、袁枚“讨论”说,刘义钦、李雁之“选择”说。对于上述诸说,单承彬、唐明贵均不认同。他们认同班固《汉志》“相与论纂”的说法,认为“论语”就是“编纂在一起的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话语”。[⑪]

 

不过,单、唐二位所支持的班固之说,尚不能解释上面的疑问,因此此说不可从。结合文字学家的训释和上引孔安国之说,我们认为刘义钦、李雁等人之说可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论,假借为抡。”汉许慎《说文解字·手部》:“抡,择也。”《广雅·释诂一》:“抡,择也。”王念孙疏证云:“抡、伦、论并通。”《国语·齐语》“权节其用,论比协材”韦昭注:“论,择也。”《荀子·王霸》“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杨倞注:“论,选择也。”而孔安国谓:“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因此,“论语”应该是“经过选择整理的对话录”之意。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先秦两汉文献所载大量孔子遗说的情形得到佐证。在《孔子家语》、大小戴《礼记》、《孝经》、《左传》、《孟子》、《荀子》、《韩诗外传》、《说苑》、《孔丛子》和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易传》、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竹书之中保存了大量孔子遗说,其数量十数倍于《论语》。清儒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卷九曾提出,战国记言之体分为三种的看法。他说:

 

古者记言之体有三:其一,闻而记之,所记非一时之言,记之者非一人之笔,汇集成篇,非著书也,尤非作文也。《论语》是也。其一,传闻而记之,所记非一时之言,记之者则一人之笔,伸说引证而成篇,此著书也。《坊记》《表记》《缁衣》是也。其一亦传闻而记之,记之者一人之笔,所记者一时之言,敷衍润色,骈偶用韵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礼运》《儒行》《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是也。[⑫]

 

近代学者蒋伯潜先生据此以为,此三种记言体,由简而繁,由质而文,时代先后,即可由此推知。[⑬]进而指出,《论语》记录所闻所见,皆直录也,故章既简短,辞亦质朴。盖虑铺张润色,或致反失其真,记录忠实,理所当然。此最早的记言体也。[⑭]他还说,就《论语》而言,《上论》为亲闻于孔子之言,《下论》已多传闻所得之孔子之言,但终为直录所闻,最简最质,记者非一人,所记之言非一时,当时各有所记,后虽加以论纂,不过汇录所记各条,编成若干篇而已。《坊记》《表记》《缁衣》等,其记传闻所得之孔子之言,原与《下论》同,但因增加伸说,故其辞已较《论语》为繁为文矣。至《仲尼燕居》《哀公问》等,则所记实仅《论语》之一章,而敷衍润色以成一篇,故其辞更繁而文更华。[⑮]这种以文辞繁简而论时代先后的观点,在近代以来学者讨论古籍文献成书时代先后时,十分常见。但是,仔细分析,可知这一认识,似是而非。

 

我们认为,这三种记言体,未必为纵向演进的关系,也可能为共时性并存关系。孔子与弟子之对话,绝非仅如《论语》之短章,《论语》之所以不同于《家语》、《礼记》当与孔安国所谓“正实而切事”的选择有关。杨朝明师曾谓《论语》为“孔子语录”,则《家语》等则为“孔子文选”,可谓切中要害。李零先生在讨论《论语》的编辑问题时,他将之与《毛主席语录》的做法进行了比较,认为《论语》与上博简《仲弓》或《礼》大小戴记等相关文献之间是后者从前者演义,还是前者从后者摘录,两种情况可能都存在,但很多是《论语》摘录了一些谈话或对话的繁杂记载。[⑯]

 

我们通过出土文献与《论语》的比较,如郭店简《忠信之道》与《论语•卫灵公》,上博简《从政》与《论语•尧曰》《阳货》,上博简《君子为礼》与《论语•颜渊》,上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这几组文本的对照,就可以发现,《论语》是对孔子弟子所记原始笔记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的加工、润色而成的。[⑰]因此,《论语》一定是经过孔门弟子及后学精心编纂而成的孔子语录。

 

另外,从《论语》简的形制亦可得到佐证。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先秦时期的《论语》竹简,但是却发现了汉代的竹简本《论语》,而且汉代文献中也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信息。比如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八角廊发掘出土的定州竹简本《论语》,有简620多枚,残简居多。全简的长度为16.2厘米,约合当时的7寸。[⑱]在汉代文献中对于《论语》的简长也有记载。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学者多以简长来衡定文献的地位。比如《仪礼·聘礼》贾公彦疏引郑玄注《论语序》,以为“《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论语》八寸策,《孝经》一尺二寸策”,故后人多以为经为二尺四寸简,传则为八寸简。其实,如果考察新出简帛,我们会发现在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中,简长二尺四寸即合今天的55-56厘米左右者居多,但并非皆为经典。我们认为,传统的以简长定文献地位的认识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们以为,古代一般的简皆为二尺四寸左右,这是较为通行的简长,过短所记字数不多,势必增加简数,编联和卷存都比较麻烦;而如果简长过长,则不宜于记录和阅读。可能古人根据实践经验不断调试,才将简长大体固定下来。因为这样的简长比较适中,所以才能够通行。而八寸简,主要目的是在于便怀持、便流通,类似于今天的袖珍本,而不一定说明其文献地位不高。而《论语》的抄写在汉代之所以多为八寸简这样的简制,正可以佐证上面我们对《论语》编纂目的和原则的分析。

 

二、《论语》是我国最早的私人著述

 

春秋末期之前,学在官府。图书掌握于官府,教育权垄断在贵族手中。那时的知识系统属于官学,所谓“王官之学”。后来成为经典的《诗》、《书》等六经,都是经过官方整理的教材,再经过孔子的整理,才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中国之有私人著作,大概是从春秋末年开始的。其时,王官之学式微,学术下移民间,孔子开创私学传统,士人阶层脱颖而出,登上历史舞台,百家争鸣,诸子蜂起,诸子之学开始取得王官之学,这为私人著述的出现提供了条件。近代学者提出,战国之前,无私人著作。[⑲]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当然,如何去界定何为“著述”或“著作”,恐怕古今有不同的看法。根据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看法,书籍可以分为著作、编述和抄纂三种。比如孔子删订六经,就只能看作编述,而非著作。而司马迁的《史记》,在他自己看来也不算“作”,而是“述”;王充的《论衡》更是自己以“论”自居,在他看来,“论者,述之次也。”这里的论,就相当于“抄纂”。因此张先生以为,《论语》从书名来看,在孔门弟子后学那里也只是以“论”或“抄纂”自许的。“抄纂的工作,以此为最早了”。[⑳]但是,这些分别更多的只能用于对汉代之后的书籍,对于中国书籍的发轫期,我们不便如此细分。其实,如果以今天的眼光而言,《史记》、《论衡》都可以“著作”当之无愧了。其实,《论语》虽非孔子所“著作”,但是乃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思想的记录,当然算得上具有创造性的“作”;而从孔子弟子及后学来看,则可以称之为“述”,就是将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原创性的思想言论经过一定的方式和原则编纂起来,成为一书。因此,我们只能将张先生说的“作”、“述”合一,将《论语》列为“著述”之林。[21]

 

所谓“私人著述”、“私人著作”,都是相对于此前的王官学而言的,比如说六经可以看作著作,但是不是私人著作。即使孔子修《春秋》,也非私人著作,而是拟于王官之学。因此,我们可以说,《论语》是私人著述。如果认识到这一点,《论语》的编纂,无疑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近代以来,学界公认,《论语》一书,乃我国之有私人著作之始,堪谓中国图书编纂学上的开山之作,其意义不言而喻。

 

不过,关于《论语》是否最早的私人著述,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可以说,对《论语》这一地位构成“威胁”的只有两部书:《老子》和《孙子兵法》。

 

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将老子列为哲学史第一位哲人,而孔子屈居第二。随后梁启超撰文商榷《老子》年代,从而引起关于《老子》的年代争论,在学术界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持续几十年之久,至今未决。一时间,著名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钱宾四、冯芝生、顾颉刚等先生纷纷加入其中,互相驳难。胡适先生认为,《老子》一书成于春秋末年,而冯友兰、钱穆等都反对此说。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将孔子列于“中国哲学史”“开山之地位”[22],认为《老子》成书晚于《论语》。钱穆先生更是将《老子》放在了《庄子》之后,从而“庄老”并提。这一问题,悬而未决。解决之曙光,来自于地下文献的发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帛书甲乙两种,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又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关于《老子》的成书年代又出现了一轮新的争议。不过,由于简帛学的发展,人们对于古书成书的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老子》成书非一时一人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学术界逐渐将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作为两个不同的问题进行区隔。因此,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出现,《老子》成书早于《论语》的观点,已经难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先生在晚年提出新说,他将《孙子兵法》认作中国最早的私人著作。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我国古籍,先经秦火,再因历代迭有佚失,以致近世专攻图籍目录诸学人无不公认《论语》为传世文献中最古的私家著述;其中虽杂有孔子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的笔墨,但全书大都代表孔子的思想和言论。……我1999年冬刊出‘我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文中断定这部军事名著是吴王阖闾三年孙武被召见前已经撰就的,故其成书早于《论语》至少半个世纪。”[23]这一说法影响不大,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对这一说法还没有予以认可。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何先生所谓“近世专攻图籍目录诸学人无不公认《论语》为传世文献中最古的私家著述”,确系学术界的通行的见解。

 

三、《论语》对后世书籍的影响

 

尽管《论语》出自孔门弟子及后学的精心选择、加工、润色和编纂,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私人著述。但正因如此,其编纂也就显得十分原始和粗糙。因之才有学者不承认该书是经过选择、加工的编纂之作。在很多学者看来,《论语》一书只不过是孔子言论的随意堆砌,毫无编纂原则和体例之可言。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从南朝皇侃以来,一直有学者对《论语》之编辑体例有所探求。如皇侃《论语义疏》、朱熹《论语集注》、邢昺《论语注疏》先后做了尝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也指出:“大凡古籍的编纂,在篇目的顺序安排上往往寓有深意。《论语》就是如此。”[24]现代学者钱穆、方骥龄、杨朝明等对此进一步进行推绎。如杨朝明先生就指出,“《论语》有一定的思想主旨,有内在的严密逻辑,有‘正实而切事’的突出特征。”[25]并指出:“《论语》内在的严密逻辑就很清楚了。《论语》首篇围绕做人这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以下各篇分别谈为政以德、守礼明礼、择仁处仁等,层层剥离,依次展开。”[26]《论语诠解》在每篇的概说中都对篇旨进行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第15至18篇的分析:“《论语》自第十五篇到第十八篇,从标题到内容似有一定的内在逻辑。……这四篇先后以诸侯、大夫、陪臣、逸民为落脚点,都通过齐家与修身,而最终的着眼点则都是治邦国、平天下,材料的组织表现了一定的层次性,其思想内涵符合早期儒家的基本理念。”[27]由此我们想到,这与《季氏》第2章孔子所谓“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说《论语》编纂者在试图以这样的编排顺序来突显孔子这一思想。

 

《论语》的这种内在逻辑和编排,尽管还属于草创之举,具有一定的不完善性,但是这部书的编纂对于后来的书籍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诸子兴起之后,各家大都仿照孔门的做法,将本学派的思想文本进行编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儒家的《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几乎都是如此。

 

其次,《论语》首篇论学,“表明应从学问入手进入圣人之教”,末篇以《尧曰》作结,“昭示此为继承尧、舜、禹、汤、文、武之书。”[28]这种安排,对于后来的《孟子》《荀子》二书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所谓:“《孟子》亦不例外。首篇《梁惠王》揭示孟子仁义学说的本质要领,终篇《尽心》显彰孔子传尧、舜之学于孟子,孟子复传于后人之意。《荀子》有《劝学》篇,有《尧问》篇,其编纂体例与《论语》相似。”[29]但是,很明显,《孟子》虽然依然属于语录体,但是已经具有了“文章”的风格;《荀子》则更为明显已经属于“论文”了。

 

再次,唐宋之后,宋明儒学家多有语录传世,如《近思录》、《传习录》、《二程语录》、《朱子语类》等,虽有受佛教影响之因,但在儒家内部也有可以追溯之源头,那就是语录体之鼻祖《论语》。

 

因此抛开《论语》本身之思想义理不言,但就其在我国书籍编纂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而言,该书就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一点需要在中国图书编纂学史记上浓彩重抹的一笔。[30]

 

【本文发表于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孔庙国子监论丛》2015】

 

【注释】

[①]《论语》最初也没有获得经典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在汉文帝时,《论语》《孟子》立传记博士,就是说《论语》属于传记,而非经。但是到了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已经列入“六艺略”,此后历代史志一直都将之列于经部。因此,可以说,《论语》同样经历了一个由“传”升“经”的过程。在学术界大都熟悉“《孟子》的升格运动”,只不过《论语》由传升经的过程,相对短暂,不似《孟子》那样漫长,故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②] 关于《论语》的编纂者是谁?哪些孔门弟子参与或主持了《论语》的编纂。学术界有很多看法,比如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导言》中就认为,《论语》的编定者大概是曾子的学生。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此后,杨朝明教授等提出了《论语》由曾子、子思陆续主持完成的看法。见杨朝明:《<论语>的成书及其文本特征》,载《论语诠解》,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年,第1-17页。这也是笔者目前的看法。不过,由于该问题非本文主旨所在,故不具论。

[③] 关于《论语》的编纂时间,杨伯峻先生以为其着笔在春秋末年,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相当含混。其实,我国历史对于春秋、战国的划界并不统一,或者以《春秋》的下限为断,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或者以郭沫若的公元前475年之说。但是,《论语》的着笔即使在孔子逝世之后的三年之内,也完全不与“战国之前无私人著述”之说相抵牾。日本学者山下寅次在《论语编纂年代考》中认为其编纂上下限为公元前479(孔子卒年)至前400(子思卒年),其上限只能看作《论语》的编纂起始的最早可能。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的推测。杨朝明先生的看法见上注所揭书,第7页。我们认为杨朝明先生的看法将《论语》编定时间缩小到了比较小的范围之内,比较可取。

[④] [南朝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页。

[⑤] [唐]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2页。

[⑥] [南朝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页。

[⑦] 编纂孔子遗说的动议可能就在弟子为孔子服丧期间。黄立振先生认为:“以常情而论,孔子殁,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于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见黄立振:《<论语>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⑧] 钱穆:《论语新解》“上编”之按语,三联书店,2002年,第1页。

[⑨] 高培华:《卜子夏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其实,《论语》字数应为一万六千字左右。

[⑩]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578页。

[⑪] 参见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16页;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8页。

[⑫] 陈澧:《陈澧集》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4-167页。

[⑬] 蒋伯潜:《诸子通考》,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63页。

[⑭] 同上书,第238页。

[⑮] 同上书,第263页。

[⑯]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98-299页。

[⑰] 详参陈桐生:《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宋立林:《由新出简帛<忠信之道><从政>看子思与子张之师承关系》,《哲学研究》2011年第7期,及宋立林:《“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一书相关章节之论述。

 

[⑱]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页。

[⑲] 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载《古史辨》第四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7-40页。冯友兰也认为,“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⑳]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26页。

[21] 皇侃就将孔子弟子对《论语》的编纂称之为“撰”,见前引《论语义疏叙》。

[2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全集》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

[23]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42页。该文刊于王元化主编:《学术集刊》第十七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第33-64页。

[24] 狩野直喜:《<论语>研究的若干问题》,载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译《中国学文薮》,中华书局,2011年,第112页。

[25] 杨朝明:《<论语>首章与<孔子家语•屈节>篇——孔子政治命运悲剧的两个诠释》,庞朴主编:《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26] 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27] 杨朝明主编《论语诠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12年,第324-325页。

[28] 狩野直喜:《<论语>研究的若干问题》,载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译《中国学文薮》,中华书局,2011年,第112页。

[29] 同上。

[30] 比如,韩仲民先生《中国书籍编纂史稿》(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一书对《论语》的成书及其在编纂学史上地位就未予以充分的估量和评价,将之视为“早期资料汇编”。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