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书院精神与师道之复兴——写在第二届中国书院高峰论坛即将召开之际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6-09-13 10: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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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

作者简介: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笔名留白,西历一九七〇年生,河南正阳人。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著作《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古诗今读》《世说新语今读》《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湾》《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十讲》《清世说新语校注》《论语新识》等。

书院精神与师道之复兴

——写在第二届中国书院高峰论坛即将召开之际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初二日丁亥

          耶稣2016年9月2日


 

 

作者按:本文第二部分,大部分取自拙著《论语新识》(岳麓书社2016年9月版),余则为第二届中国书院高峰论坛特别撰写而成,9月10日在武汉经心书院择要发表。

 

一、书院精神与师道尊严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作为古代传承学术、培养人才、教化一方的教育机构,书院,开始成为聚焦目光和凝聚关切的一大“热点”,不仅以书院标目的各种国学教育与传播机构在大江南北纷纷出现,学术界对书院文化的研究也日益形成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相关著作不断问世,可喜可贺。但是,书院的精神究竟为何?书院加上“现代”二字,能否更好地传承书院文化之命脉,接续并传承中华文明之道统?这些问题,的确值得今日有志于复兴书院的同道认真思考。

 

1923年12月10日,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演讲,题目是《书院制史略》。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在谈到书院制度及其精神时,一反“咸与维新”、“全盘西化”之论调,竟开宗明义说:“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在“书院的精神”一节中,他又将“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作为书院精神的三个核心。末了,他不无伤感地说:“惜乎光绪变政,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在德国已行一百余年之学校代替此制,诩为自新。使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话虽沉痛,然后隔着近百年的时空,我们不禁要问:传统文化之劫数,以及书院精神之毁弃,胡适之先生怕也难辞其咎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胡适虽主新学,但毕竟受过旧学熏陶,其对书院制度的认知,大体符合情实。尤其是,其认为书院之精神,实与“时代的精神”同调,并将时代之精神与历代大德硕儒等量齐观,更可谓一语中的!他说:

 

一时代的精神,只有一时代的祠祀,可以代表。因某时之所尊奉者,列为祠祀,即可觇某时代民意的趋向,古时书院常设神祠祀,带有宗教的色彩,其为一千年来民意之所寄托,所以能代表各时代的精神。如宋朝书院,多崇拜张载、周濂溪、邵康节、程颐、程颢诸人,至南宋时就崇拜朱子,明时学者又改崇阳明,清时偏重汉学。而书院之祠祀,不外供许慎、郑玄的神像。由此以观,一时代精神,即于一时代书院所崇祀者足以代表了。(《书院制史略》)

 

胡适的观点很明确,书院的“祠祀”传统所彰显的无外乎道统之承传与学统之归宗,而其“古时书院常设神祠祀,带有宗教的色彩”,实即古语所谓“神道设教” ,并以此彰显“师道尊严”。窃以为,追本溯源,作为书院精神之灵魂的“师道”,早在孔子时代便已确立。故孔子所办之私学,实即后世书院之滥觞也!正是在此一意义上,探讨书院精神与师道尊严之关系,呼唤被毁弃已久的千年师道,才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二、孔门师道之确立——从《论语•先进篇》所见之师弟关系说起

 

众所周知,尽管孔子所办之私学,并无书院之名目,然其教育弟子之精神,实为后世书院之楷则。特别是,私人办学,师徒相与授受之道,必须严明,《礼记•学记》所谓“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正此意也!通常所谓的道统与学统,正是建立在“师道尊严”之基础上,始可得以存续和光大。

 

夫子一生,谦恭好学,虑以下人,故其学无常师,深造自得,左右逢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这也就是为什么夫子殁后,子贡卫公孙朝“仲尼焉学”之问,脱口而出:“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惟其如此,夫子方能超凡而入圣,成就一种后世无法企及的道德高度、生命境界与文化奇观!

 

就尊师重道言,夫子身体力行;就爱护弟子言,夫子亦可谓千古一人。正是夫子,才将以往相对松弛的师徒关系进一步凝固,奠定了“师道尊严”的伟大传统。在《论语》中,“师”略有二义:一是宽泛意义上可资师法的贤者,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等;这一意义上的“师”,略与“友”近义,如“无友不如己者”、“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孟子所谓“尚友古人” ,亦是此意。二是比较严格的师弟子关系中的师者,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当仁,不让于师”、“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二三子以我为隐乎”等等,这里的“师”,当指授业之师,而“徒”、“小子”、“二三子”之谓,皆夫子以师者而称徒众也。

 

整部《论语》,最能见出孔门师弟子之关系及孔子对师道之“精心擘画”者,莫过于《先进篇》。该篇不仅可谓孔门弟子之巡礼,且以“孔门四科”为主线,分别记录了十余位孔门弟子,尤其重要的是,这一篇不仅探讨了如何“学”才能“升堂入室”,还探讨了如何“死”才能“得其所哉”。而孔子的众多弟子中,真正对“师道”之确立起到关键作用者,莫过于颜回。《先进篇》凡26章,涉及颜回者就有9章,可见其在孔门弟子中首屈一指之地位。而且,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颜回都是践行孔子理想中师徒关系的不二人选。其生前博文约礼、尊师重道、下学上达、欲罢不能姑且不论,即使其死后,也作为一“不在场的在场者”,共同参与了夫子对“师徒关系”及“师道”的苦心孤诣般的“设计”与“立法”。诚所谓生死事大,透过夫子对颜回丧事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最可见出夫子对师弟子这一关系的情感定位与伦理设计。《先进篇》涉及“颜渊之死”的共有6章,可以说是《论语》中难得一见的“大块文章”,起承转合,匠心独运,草蛇灰线,顾盼多姿!

 

按照叙事学原理来分析,“颜渊之死”采取的显然是“倒叙”手法。先是第7章,孔子答季康子“弟子孰为好学”,云:“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这一章时间上最晚,当在颜回死后,却置于最前,以死带生,先声夺人!紧接着第8、9、10、11四章,皆以“颜渊死”三字为首,渐次追溯颜回之死给孔门带来的巨大震荡。以下分别阐释之。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进》8)


这一章说,颜回死后,颜路请夫子卖车以为颜回置办棺椁,夫子不听。夫子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孔鲤死,便“有棺而无椁”,都是儿子,应一视同仁。二是“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卖了车,我坐什么?其实,这两条理由皆为托辞,盖对颜路其人,只能如此解释。夫子未说的理由至少有三:其一,夫子视颜回若子,孔鲤死,有棺而无椁,颜回死,自不能有不同。唯其不为其置办外椁,更能见师徒之情深。这一层乃夫子隐衷,当着颜路的面,不便明说。其二,颜路提出如此要求,完全不合礼数。夫子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丧事尽哀则可,不可铺张奢侈。再者,夫子所乘之车,必是当年为大夫时国君所赐,颜路让其卖车买椁,实在过分。其三,夫子最讲诚信,反对欺伪。颜路此举,犹今之所言“打肿脸充胖子”,不诚而有伪。试想,夫子生病时,“子路使门人为臣”,便为夫子所斥责:“吾谁欺?欺天乎?”(《子罕》)颜路如此自欺欺人,岂非让黄泉路上最诚实淳厚的颜回蒙羞?夫子所以委婉其词,盖因颜路虽系弟子,而年龄仅比自己小六岁,犹如今之所谓“发小”,如此说,方不至伤害彼此感情。夫子宅心仁厚,于此可见一斑。最令人感叹的是下面一章: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9)

 

此章所记,必是夫子初闻噩耗时所言,反复凄恻,令人唏嘘。故朱熹《集注》说:“悼道无传,若天丧己也。”儒家虽无“道成肉身”之说,然学儒学道而至于极处、深处、高处、广处,确乎有一种宗教情怀潜滋暗长。夫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夫子畏于匡时,曾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可如今,“我”之“后死者”已先我而死,则“斯文”何依?吾道安行?!夫子“丧予”之叹,颇有“后继无人”之义。故颜回早夭,实孔子晚年所遭受之最大打击,伯鱼死于前,颜回夭于后,血脉之嗣(血缘)与精神之裔(学缘)皆告凋零,夫子心中之痛,可谓无以复加矣!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先进》10)

 

今按:夫子之哭颜回,乃吾国精神史和心灵史上极大之事件,值得大书特书,致意再三。盖夫子尝云:“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意谓:人一般不会情感难以自控,除非到了丧亲之痛时!此番夫子痛失颜回,甚至有比痛失爱子更痛者在焉。“恸”,乃哀过之义,夫子乃“圣之时者”,喜怒哀乐皆发而中节,唯颜回之死,令其“哭之恸”,此一“恸”,岂可等闲视之?窃谓夫子之“恸”,盖为“吾道”与“斯文”所发:颜回在,夫子可说“吾道不孤”;颜回死,夫子则如手持火炬之礼乐文明守夜人,茫然四顾,不知该将火炬传与何人!夫子这一哭,将师弟子之伦理提升到了亲情伦理之上,使我华夏文明从此具备一道统超越宗法血统之哲学乃至宗教维度。此正维系中华文化数千年于不坠之重大关钥也!夫子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亦性情中语,其所蕴含者,乃是一超越亲情血脉的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悲情!再看下面一章: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进》11)

 

此章可与颜路章呼应,“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正是夫子对颜路未曾说也不便说的心画心声!若颜路不能体察夫子深衷,尚可理解,门下先进弟子如子路、子贡辈此番为颜回厚葬,再次“表错情”,则不能不让夫子伤心莫名。朱熹《集注》说:“叹不得如葬鲤之得宜,以责门人也。”窃谓夫子所感叹者,乃颜回死后,世上再无“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4)之“知音”矣!试想,若子贡辈先死,颜回还在,夫子欲以葬孔鲤之规格葬子贡辈,颜回必能默识心通,不至先斩后奏、违拗于斯矣!明乎此,则可知夫子何以两答“好学”之问,皆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了!“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此数语大可注意,因其乃《论语》中唯一一句生者对死者所言之语,岂非茫茫人间,知我者其谁之叹!可知,颜渊之死给夫子带来的伤痛,远超伯鱼之死,故几乎一年后才渐渐平息 。

 

紧承这六章,乃是子路问“事鬼神”及问“死”一章,下一章又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隔了几章之后,当我们从“颜渊死”的悲痛中刚刚平静些时,突然又是下面一章: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先进》22)

 

这一章从时序上讲,距离颜回之死将近十年,但师徒间的这番对答,极为值得注意。因前章夫子曾告诫子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乃纠正子路之好勇鲁莽之失。本章颜回说:“子在,回何敢死?”正是夫子所谓“回也,视予犹父也”之“情景再现”。《礼记•曲礼》说:“父母在,不许友以死。”又《礼记•檀弓上》:“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可知,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绝非虚语。所以,若夫子被匡人所杀,作为弟子,颜回必当以死相报,不容犹豫,而得知夫子已经突围脱险,颜回便失去“敢死”之理由,故不敢轻生赴斗,做无谓牺牲。透过此一故事,我们可以推知,早在颜回生时,便已事师如事父,父母在,自不敢言死。又加夫子乃弘道传道之人,任重道远,死而后已,作为道业之接力者,弟子岂可先师父而赴死?师徒一问一答,真含不尽之意于言外也。

 

相比颜回之默识心通,其他弟子的表现则不尽人意。如《子罕篇》第12章云: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本章记子路欲为夫子越礼治丧,夫子斥其行诈,以明仁者无欺。按照古礼,大夫之丧,家臣治其礼。君臣之服,斩衰三年。君臣本无父子之亲,犹当服斩衰三年,何谓也?不独尊之,盖又亲之也。然孔子当时已非大夫,并无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丧,意为尊师,却属违礼之举。按:师弟之服,心丧三年。《礼记•檀弓上》:“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郑玄注:“心丧,戚容如父而无服也。”

 

本章涉及君师之辨,颇具伦理意义。古有尊师之礼,然“君师”之间尚有主次。如《尚书•秦誓》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又《荀子•礼论》亦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 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故民间有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之传统,而“君”在“亲”“师”之前。夫子此处说:“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细味此语,尤为感人。说明在夫子心里,师徒之亲,远在君臣之上!子路使弟子为臣,虽非有意行诈,但此举实在颟顸粗鲁,不唯不解夫子深衷,实亦将陷夫子于不义也。夫子对于众弟子,可谓知深爱重,故颜回死,弟子厚葬之,夫子则叹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盖在夫子看来,师徒之情,绝有不亚于父子之亲者在焉。父子者,血脉之延续也;师徒者,精神之承传也。

 

钱穆先生说:“孔子之道之尊,在其有门人弟子,岂在其能有家臣?孔子心之所重,亦重在其有诸弟子,岂重在其能有家臣?……至于孔子之可尊,其所以为百世之圣者,在其创师道,不在其曾为大夫。” 宋儒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良有以也!夫子宁死于弟子之手,是将弟子作为精神之后裔,这一种文化情怀和师者仁心,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颜回之死,众弟子未能体察夫子深衷,故而“厚葬之”。这一遗憾,终于在夫子殁后得到弥补,如果说,“师道”之奠定者乃孔子和颜回,那么,其最终完型者,则是子贡和子游。据《孔子家语•终记解篇》,夫子殁后,众弟子庐墓守孝,心丧三年,“二三子三年丧毕,或留或去,惟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居曰孔里”。此真可谓“死于二三子之手”了。夫子泉下有知,亦当含笑矣!

 

又,《终记解篇》复记夫子丧礼云:

 

既卒,门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贡曰:“昔夫子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于是弟子皆吊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则由绖。子夏曰:“入宜绖可也,出则不绖。”子游曰:“吾闻诸夫子,丧朋友,居则绖,出则否;丧所尊,虽绖而出,可也。”

 

观此可知,“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此礼乃子贡所创制;弟子守丧期间,“绖而出入”,则子游所主张。自此而后,师弟子之亲,师道之尊,更有逾于往昔者,子贡、子游之功也。夫子生前曾对子路说:“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今观夫子死后,二三子用命尽孝之情景,真可谓“生荣死哀”矣!

 

正是孔门师徒对师道尊严的确立、维护与弘扬,才使得师道得以与孝道、君道鼎足而三,使中华文化在政统、血统之外,复又建立一学统和道统。《礼记•学记》说:“是故君之所以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天子亦当尊师,何况士子及庶民?故《荀子•儒效》云:“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畏,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我们也可套用孔子的话说:“人而无师,不知其可也。”

 

三、后世书院尊师之礼及其破坏

 

众所周知,书院起源于唐代,大兴于宋元明清,至近代迭遭摧折,逐渐式微,其发展史历经一千余年,诚为我国古代组织教育、传承学问、维护道统的重要阵地。学统和道统无不赖师者而传,故书院不仅有学规,而且有学礼。而学礼之中,最为核心的便是尊师之礼。大抵不出以下三端:

 

一曰束脩礼。束脩礼源于夫子“自省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一语,汉以后成为弟子拜师之礼,即便皇太子亦不例外。唐代尤重此礼,如唐中宗时曾颁布敕令:“初入学,皆行束脩之礼。”通俗点说,束脩之礼类似于“交学费”而又性质不同。朱熹《论语集注》云:“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脩其至薄者。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也就是说,在行束脩之礼时,本是物质的束脩(十条干肉),其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物质意义已经让位于象征意义,体现着尊师重道的精神内涵。行过束脩之礼,师生关系遂得以确定,相互之间的责任和义务亦由此形成。

 

二曰释奠礼与释菜礼。所谓释奠,便是陈设酒食以祭奠先师先圣。所谓释菜,则是用蘋藻之类的蔬菜祭奠先圣先师,或者敬奉给师长,作为从师之礼。《论语•为政》夫子论孝,尝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庸》亦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事父母如此,事师长亦然。《礼记•文王世子》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师先圣,及行事,必用币。”又《礼记•月令》:“释菜,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同书《王制》:天子“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即便天子出征返回,也要释奠先师。释奠礼和释菜礼因而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信仰内涵。先秦时,释奠释菜之礼所祭祀的先圣先师未必定为孔子,而汉以后,因孔庙成为举行此二礼的重要场所,对孔子的祭祀便成了重中之重。《吕氏春秋•尊师》载:“子贡问孔子曰:‘后世将何以称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庙,祭先圣,则齿尝为师者弗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由此可见,后世尊师之礼的奠定,确与孔门师徒有关。故唐宋时期,祭祀孔子成为庙学、书院之通制。北宋陈宜中《学道书院记》说:“宋兴,崇尚文治,吾夫子之祀遍天下。”南宋林希逸《潮州海阳县京山书舍记》称:“素王之祀,天下所同。” 即便在元朝,亦不废尊孔祭孔之礼。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上谕称:“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应设庙学、书院……赡学地土产业,及贡士庄,诸人毋得侵夺,所出钱粮,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师生廪膳……庙宇损坏,随即修完。” 凡此种种,皆可见历代朝野尊师重道之风。

 

三曰祭贤礼,即祭祀儒家先贤以确立“道统之传”的从祀与专祀之礼。与官学培养人才志在考科举、求功名不同,作为私学的书院旨在传承道统,希圣希贤,认为“圣人可学而至”,故其不唯祭祀孔子,对孔子之后历代大儒圣贤皆行祭祀之礼。祭贤之礼,大概有实践与理论两个渊源。实践上或与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亲到孔子宅,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首开弟子从祀于孔子的先例有关。理论上的渊源,则可追溯到韩愈《原道》一文,其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作为“道统”命脉,一句“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隐然有以传道人自居之意。此后,如何接续这一道统序列便成为民间书院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归依。如元代蒋易说:“书院设官,春秋命祀,非徒尊其人,尊其道也。”明代王世贞说:“文庙之有从祀者,谓能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也,亦以报功也。”(《弇州四部稿》)而在书院的从祀与专祀的先贤先儒中,诸如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董仲舒、王通、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杨时、朱熹、张栻、黄干、王守仁、陈白沙等大儒,皆在其列。可以说,祭贤礼将道统和学统有机融合在一起,特别是先儒专祀和弟子从祀这一制度,给了后生末学求学问道、希圣希贤的广阔空间与无穷激励。

 

《荀子•修身》云:“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撇开礼法之类的发挥不论,荀子的话很好地说明了学礼与尊师之间的内在联系。要言之,不能尊师,则不能正身;不能正身,则不能敬学;不能敬学,则不能安礼;不能安礼,则不能弘道矣。

 

然而,近代以来,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中华文教迭经摧残,灵根倒悬;书院教育,横遭取缔,千年文脉,危在旦夕。1898年戊戌变法,政治上的变革很快胎死腹中,但在文教方面的变革却颇具效力。“5月22日,清廷下令各省府厅州县的所有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之学的学堂,省城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郡城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 。至此,延续千年之久的古代书院制度宣告破产。应该说,这场不过百日的维新变法运动,对于改变清政府闭关锁国、腐朽僵化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状况,不无积极意义,但其一味求新求变乃至完全无视传统的做法,亦难免急躁激进之讥。特别是对千年书院传统的外科手术式的强硬“切割”,现在看来,更是弊大于利,难怪后来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也要对书院的没落大发感慨了。

 

大体说来,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受西方尤其是德国大学建制之影响为多;而1949以后,则照搬苏联模式,甚至大学的建筑设施亦向“老大哥”看齐。但无论哪一种模式,皆唯西方是瞻,传统书院的教育模式几无立锥之地!流风所及,致使现代大学以知识论的专业教育为核心,分科日益细密而刻板,且工具理性至上,好大喜功,学者汲汲于功利化的求知逐利,全不知为己、求道为何物,“为人之学”大行其道,传统文化中维系学统、道统于不坠的师道尊严,扫地以尽,花果飘零。特别是1949以后,针对知识分子和为人师者的一轮又一轮的思想改造运动,从“洗脑”到“洗澡”,不停折腾,持续凌辱,严重损害了知识人赖以自存、自立、自强的独立人格和士大夫精神,更是彻底摧毁了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师道尊严。

 

“文革”之祸,对于教育的危害,更是罄竹难书。不仅学校停课,全面废学,而且毁弃文化,厚诬圣贤,欺师灭祖,无法无天!把知识分子当作“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斥老师为“臭老九”,动辄得咎;直呼孔子为“孔老二”,极尽诋毁之能事。更有甚者,1966年11月,在“中央文革”授意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谭厚兰带领二百余位红卫兵小将,从北京赶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开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大破坏。他们穷凶极恶地铲平了孔子墓,砸碎了“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碑,掘开了孔子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捣毁了“万世师表”的牌匾,又将大成殿的孔子像胸前贴上“头号大坏蛋”的标语,用绳子将孔子像及其他十七座泥胎像拉出来,断头、腰斩、开膛、破肚。……据记载,“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别忘了,这些热血沸腾“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小将,都是师范生。——让未来的老师打到“至圣先师”,这一招,不是丧心病狂的人绝对想不到!

 

文革中更骇人听闻的是学生打老师,不仅打,而且打死!动手施暴的大多是初中生,有不少竟然是花季少女!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就是被她的女学生活活打死在学校的。而那些参与暴行的女孩子,很多都是高干子女。卞仲耘是北京也是文革时期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老师,但绝不是最后一个!

 

众所周知,如今的师生关系已经特别功利化和冷漠化。政府买单的九年义务教育,将师生关系压缩为权利和义务关系,而产业化的高等教育,则将师生关系切割为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受西方影响,今天的教育似乎是“买方市场”的教育,家长和学生是爷,处处受保护,动辄去投诉。而老师们,则成了考试流水线上的“包身工”,按劳取酬,尊严全无。一到教师节,政府和媒体还像防贼一样地盯着教师的一举一动,束脩礼和拜师礼没有了,偶尔收到一份小礼物,还会被指为“腐败”!这个时代最大的笑话就是,社会把教师与贪官相提并论,民众把尊师重道当作了行贿受贿!

 

2016年4月12日中午12点40分左右,桃江县职业中专高一学生文某,因不满宿管老师的管理而跳楼自杀,学生家长到学校兴师问罪,迫于压力,宿管老师夫妇被迫双双下跪“谢罪”。无独有偶。就在八天之后的4月20日,安徽亳州市蒙城县范集乡的范集初级中学,一位老师要学生交考试试卷,遭到学生拒绝,进而被好几位学生轮番围殴,过程中竟使用了木棒和板凳!

 

呜呼!千年斯文,无可奈何花落去!悠悠师道,零落成泥碾作尘!

 

四、当今社会如何复兴师道尊严

 

今天是9月10日,政府法定的教师节。本次书院论坛选在今天召开,岂有意乎?而我这篇小文竟以师道尊严为题,何其应景乎!我相信,这一无心插柳的巧合,会使今天我讲的这个话题更具现实价值和未来意义。

 

古语有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现代社会如何恢复师道尊严?传统书院尊师重道的宝贵遗产,如何影响到今日之学校教育?我辈书院同道当具何种共识,以共同担荷师道复兴之使命?以下试做简要回答,藉以抛砖引玉。

 

首先,尊师重道绝非仅仅教育界之责任,而应该是政府和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共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够尊师重道,则各级领导部门必然亦步亦趋;如果各级政府说到做到,则民间必能形成尊师风气。其实,今天的不少党政领导,也是从平民阶层一步步踏入仕途,他们也有尊师的良知良能,关键看如何扭转“官本位”的价值观。同时,为师者也要自尊自强,不要学生一做官,自己就感觉低人一等。特别是大学校庆这样庄严的场合,拍合影照的时候,坐在中间的不应该是官员,而应该是老师!为官者亦当有自知之明,没有老师的培养教导,哪里会有你今日的地位和权力?前不久,长沙迎来了90岁高龄的罗锦堂先生,据说老先生讲课时,不少领导干部坐在下面认真聆听,完全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这才是“当位”之举!

 

其次,翻开书院的发展史,差不多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兴,则书院兴;书院兴,则国家兴。我们今日欲恢复书院昨日之辉煌,当有一使命感在胸。我们研究并探寻现代书院的发展之道,正是为了纠正今日体制内教育专业化、格式化、衙门化、平庸化等诸多弊端,尤其是师生关系的功利化、市侩化、冷漠化、对立化,更是愈演愈烈,积重难返。窃以为,造成这些弊端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今日之教育彻底打破了古代的师生之礼。所以,今日之书院应该适当恢复古代的学礼(部分承担起文庙的功能),如拜师礼、上课礼、下课礼,以及释奠、释菜礼,包括祭孔礼和祭贤礼。有的书院,可以有自己的专祀先师,如经心书院,就可以专祀张之洞;杭州的复性书院,就可专祀马一浮;等等。这些学礼,书院可以先做起来,形成风气后,自然会影响到体制内的大中小学。在前引《书院制史略》一文中,胡适反复提到美国的“道尔顿制”教育 ,并认为其与中国书院的自主、自由的教学模式有着某种相似性。《礼记》有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可是今天的学校教育,恰恰是“不闻来学,只闻往教”,整个就是“非礼”的!我们应该提倡并呼吁今日之学校,即使不行束脩之礼,至少也应给孩子行开笔礼;即使不行释菜礼和释奠礼,至少也应行拜孔礼和尊师礼;即使不能打破分年级、分班级、分科目的教学模式,至少也应该体现教师的主导地位!

 

第三,今天的书院,不仅应该有学规、有藏书、有学生,还应该有师者。今天有些民间书院,大体以公司形式运营,常常是一位国学爱好者创办,并自任院长,然后请高校学者前来授课,虽然也有功于教化,但总觉得像个学术中介机构,而不能赋予书院以灵魂和学术品位。窃以为,每个书院都应该礼请一位学有专攻、德才兼备的学者来做山长,山长对书院的讲学和发展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比如一年之内,应有部分时间是在书院讲学或著述。光有一位山长还不够,每家书院还可成立一个学术委员会,礼请其他书院的山长担任委员。如果书院联盟得以成立,那么天下书院一家亲,就可以形成良性的师资互动和学术资源的交流。而这一切,都应在尊师重道这一大的指导原则下展开。

 

以上,是我对书院精神与师道复兴这一议题的粗浅思考,仓促写成此文,野叟献芹,捉襟见肘,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前辈、方家批评指正!


                                           

    2016年9月2日草成于守中斋

 

 

【注释】


1) 《易·观》:“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

2) 《孟子·万章下》:“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3)《礼记·檀弓上》载:“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而后食之。”祥肉,乃亲丧满十三月祭祀时所供之肉。此时夫子可能已遭遇子路之丧,其“入弹琴而后食之”,必是食不甘味,满目沧桑!

4)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3页。

5)  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11月版,第465页。

6) 参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174页。

7) 转引自生云龙《中国古代书院学礼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8) 朱汉民:《中国书院文化简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0页。

9) 按:道尔顿制是教学的一种组织形式和方法。又称“契约式教育”,全称道尔顿实验室计划(Daltonlaboratory plan)。由美国H.H.帕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所创行,故名。其目的是废除年级和班级教学,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自主动地在实验室(作业室)内,根据拟定位于美国纽约的 The Dalton School的学习计划,以不同的教材,不同的速度和时间进行学习,用以适应其能力、兴趣和需要,从而发展其个性。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