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蜜林】董仲舒思想的“天”“元”关系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6-12-13 11: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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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蜜林

作者简介:任蜜林,男,西元1980年生,山西曲沃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两汉魏晋哲学、儒家哲学、道家哲学。著有《汉代内学:纬书思想通论》。

董仲舒思想的“天”“元”关系

作者:任蜜林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十四日庚午

          耶稣2016年12月12日

 

 

 

摘要:“元”和“天”在董仲舒思想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董仲舒一方面说:“元者,始也。”“元者为万物之本。”另一方面又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群物之祖也。”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和“天”的关系是:从生成论上看,“元”是一切宇宙万物的根本,“天”也是由其决定的。但从本体论上来看,则人与万物都由“天”来决定的,人与万物都是从“天”而来的。这实际上把“元”置于比较“虚”的位置,而“天”才有实际的主宰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天;元;生成论;本体论

 

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和“天”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董仲舒一方面说:“元者,始也。”(《春秋繁露·王道》,以下引用《春秋繁露》仅注篇名)“元者为万物之本。”(《重政》)另一方面又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郊语》)“天者,群物之祖也。”(《汉书·董仲舒传》)那么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和“天”究竟是什么含义?二者究竟何为宇宙万物本体?二者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二者与人类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研究董仲舒思想中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元”之内涵

 

董仲舒对于“元”的论述源于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元年春,王正月”乃《春秋经》语,“元年者何”以下是《公羊传》对经的解释。在《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传》对于“元”重视,《穀梁传》《左传》皆对“元”没有论述,如《穀梁传》解释说:“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左传》解释说:“元年春,王周正月。”《公羊传》之所以对“元”重视,盖与其“大一统”思想有关,其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董仲舒对于“元”的理解也是在公羊学背景下展开的,其说:“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玉英》)“志”乃衍字。这里的“元”为大始的思想显然取自公羊学。“元年”为君之始年,因此君主对其非常重视。以“元”为“始”的思想,是汉代春秋学比较常见的看法。如贾谊说:“《易》曰:‘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新书·胎教》)刘向说:“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说苑·建本》)贾谊的说法亦见于《大戴礼记·保傅》篇。从贾谊、刘向的论述来看,他们虽然非正宗公羊学传人,但也受到《公羊传》思想的影响。

 

在公羊学的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对“元”进行了形上学的论证。他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玉英》)“终不及”之“终”,凌曙曰:“原注:终,一作故。”“生不必应四时之变”之“生不”,苏舆认为当作“生死”[1]68。刘师培认为“不”当系衍文,或“又”之讹[2]。“承天地之所为”之“地”,徐复观认为是衍文[3]218。这是说,只有圣人才知道宇宙万物都可以归属于“一”,这个“一”就是“元”。做事如果不能顺承万物之所从来的“元”,那么就不能成功。因此,《春秋》把“一”改称作“元”。“元”就是本原的意思,其是与天地相始终的。人也是有始有终的,其生长与四时的变化相顺应。因此,“元”是万物的本原。人的本原也是天地产生之前的“元”。


对于《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梁启超认为,“元年”本来作“一年”,是孔子作《春秋》的时候才改的。其说:“元年春,王正月。不修《春秋》,疑当作‘一年春一月,公即位’。何以见得呢?据传发问‘元年者何……’,解诂说明‘变一为元者……’。知鲁史本作‘一年’,孔子修之,将‘一字’变为‘元字’。”[4]据上述董仲舒所说“《春秋》变一谓之元”,可知梁氏所说有理。不过“元年”的用法在《尚书》中就已经使用了,如《伊训》说:“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苏舆说:“谓一年为元年,未修《春秋》之先,盖已有此。商称元祀是也。而序《书》称‘一年戊午’,《书传》称‘周公摄一年’,又云‘文王一年质虞芮’。意周初尚参错用之,圣人沿殷法取元,遂为定称。”[1]67由此可知,“元年”“一年”起初只是用来表示君主继位的始年,并无深意。因此,二者起初可以互用。到了孔子修《春秋》的时候,根据殷历,“元年”的用法遂在《春秋》中固定下来。《公羊传》认为“元年”与“春为岁始”一样,是表示君之始年的意思。在《春秋》和《公羊传》中,“元”虽然重要但并没有形上学的意义。董仲舒则对“元”作了形而上的论证。董仲舒认为,《春秋公羊传》言“元年”而不言“一年”大有深意,其表示“元”乃宇宙万物的本原,“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者为万物之本”(《重政》),“元者,始也,言本正也”(《王道》)。宇宙间一切事物皆由“元”生出,“天”“地”也不例外,因此他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二端》)

 

那么“元”在董仲舒那里是什么意思呢?以往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如周桂钿认为董仲舒的“元”只是纯时间观念。他说:“董仲舒用之作为宇宙本原的‘元’就是开始的意思,它只是纯时间的观念,不包含任何物质性的内容,似乎也不包含人的意识,只是纯粹的概念。”[5]徐复观、金春峰等则认为其是“元气”的意思。徐复观说:“在仲舒心目中元年的元,实际是视为元气之元。……仲舒认定《春秋》的元字即是元气,即是天之所自始的‘端’。”[3]219金春峰说:“从哲学上看,元可以有三种释义:1)气;2) 精神;3) 天。本文认为,释为气比较符合董仲舒思想的特点。”[6]冯友兰说:“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元’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的实体。即使把‘元’解释成‘元气’,而这个‘元气’也一定是有意识和道德性质的东西。”[7]这几种说法,哪种更符合董仲舒的思想呢?还是都不符合,另有他义。

 

从现有材料来看,“元”在董仲舒思想中有以下几种含义:1)“始”义。如前面说的“谓一元者,大始也”。《王道》也说:“元者,始也,言本正也。”应该来说,这是“元”的最基本含义。《说文·一部》说:“元,始也”。2) “首”义。如《立元神》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深察名号》说:“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这里的“元”与“国之元”的意思一样,都是首领的意思。3)与“气”连用,指“元气”。如《王道》说:“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天地之行》说:“布恩施惠,若元气之流皮毛腠理也。”4)还有“元士”“黎元”等用词,这些都是古代比较通用的用法,并无特别的含义。

 

可以看出,“元”在董仲舒思想中有不同的含义,但能代表董仲舒独特思想的是第一种含义。除了“元气”外,其余几种含义都是董仲舒以前常用的词。如孟子说:“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元”指的是首、头。贾谊说:“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新书·过秦中》)“元元之民”,与“黎元”的含义相似,指的是百姓。

 

“元气”一词最早见于《鹖冠子》中,其《泰录》篇说:“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这是说天地由元气所生,万物又因天地而有。《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生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此中所引两“气”字,据《太平御览·天部一》所引,皆作“元气”。王念孙说:“此当为‘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下文清阳为天,重浊为地,所谓元气有涯垠也。”[8]王氏所说虽无实据,但据《淮南子》书中所说,此“气”应当理解为“元气”。《淮南子·缪称训》说:“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泰族训》说:“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按:此语亦见于《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说:“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二者虽然皆引自“黄帝”,但表明这种思想是《淮南子》作者认同的。“与元同气”说明“元”也是一种气,因此可以称作“元气”。可以看出,在董仲舒时已经有“元气”的概念。但在董仲舒思想中,“元”与“元气”并不相等。《王道》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这里也说“元”是“始”的意思,但并没有把其当作“元气”。如果把其解释成“元气”,那么下面“王正则元气和顺”就讲不通了。“元气”在这里应指由“元”而生出来的“气”,这种气充塞宇宙,是君王与外界感应的一种中介。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元”在董仲舒思想中并不仅仅是《公羊传》说的时间观念,其还具有形上学的意义。《玉英》说:“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达其所为也。”这是说,“元”是万物的本原。人的本原也是天地产生之前的“元”。人虽然生于天气、遵奉天气,但不能直接与天之“元”相联系,而与天共同违背“元”的作为。

 

董仲舒这种以“元”为本体的思想应源于《易传》。《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两句本来分别是对《周易》“乾,元亨,利贞”和“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的解释。在《周易》中,“元”本来是“大”的意思。《易传》却对其进行了形而上的解释,“乾元”是万物之始。“坤元”则作为“乾元”的辅助,也是万物生长的凭借。《文言传》则认为“元”是“善之长”,即“元”是一切“善”的来源,这是对《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元,体之长也”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而穆姜的思想也是源于《周易》的。可以看出,与《彖传》不同,《文言传》“善之长”的说法并没有将“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在《春秋繁露》中,我们能看到董仲舒对《周易》思想的论述。如《玉杯》说:“《易》《春秋》明其知。”“《易》本天地,故长于数。”《精华》说:“《易》无达占。”这些语言都非明于《易》者不能言。除此之外,董仲舒还直接引用《周易》来论证自己的思想,如《玉英》说:“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此出自小畜卦初九爻辞,原文作“复其道,何其咎,吉。”《精华》说:“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国家倾也。”此出自鼎卦九四爻辞。《基义》说:“故寒不冻,暑不暍,以其有余徐来,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坚冰,盖言逊也。’”此出自坤卦初六爻辞。《坤·文言》曰:“《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说文·心部》:“愻:顺也。”“愻”“逊”古通,可见董仲舒此处的论述受到《文言传》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元”的思想应受到了《易传》的影响,又借助《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的论述对“元”进行了创造性解释,从而突破了《公羊传》“元”的政治含义,把“元”推到了形上学的高度。

 

二、“天”义疏解

 

对于中国古代的“天”,冯友兰曾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之天是也。”[9]这五种含义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天”的不同含义。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主要有主宰之天、物质之天和自然之天等含义。

 

对于主宰之天,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郊语》)“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郊义》)这是说在所有的“神”中,“天”是最高的主宰。如果祭祀“天”的礼节不完备的话,那么祭祀其它众神礼节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既然众神都是由“天”决定的,那么天下万物就更不用说了。董仲舒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汉书·董仲舒传》)这是说,“天”是一切万物的根本。对于“天”来说,天下万物都是一样的。日月风雨、阴阳寒暑等自然现象都是在“天”的作用下才得以实现的。在董仲舒看来,“天”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如果离开“天”,则宇宙万物就不能产生。单独的阴气和单独的阳气都不能产生宇宙万物,它们只有和“天”结合,才能生出宇宙万物。董仲舒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顺命》)董仲舒还用祖先和子孙来比喻天与万物的关系。如其说:“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观德》)“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为人者天》)这里虽然说的是“天地”,但实际上主要是讲“天”,因为“地”是从属于“天”的。《五行对》说:“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可以看出,董仲舒说的主宰之天有着浓厚的神学意味。

 

对于物质之天,董仲舒说:“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玉杯》)“传曰: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为人者天》)“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义。”(《天道施》)这里的“天”都是与“地”“人”相对的物质之天。

 

至于自然之天,主要指天道的运行。在董仲舒思想中,其主要是通过阴阳、五行来表现的。阴阳、五行都是从“天地之气”分化出来的,它们的运行体现了天道的变化。《天地阴阳》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在董仲舒看来,天道的变化,体现在阴阳二气的循环消长,与四季相配,阳气盛于春夏,阴气形于秋冬。虽然阴阳二气都体现了天道的变化,但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阳气处于主要的、实在的位置,而阴气则处于辅助的、空虚的位置。因为阳主德,阴主刑,所以这种关系体现了天道的“任德不任刑”。

 

五行也是体现天道的一个重要内容。董仲舒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五行之义》)木、火、土、金、水五行都为“天”所有。五行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相生关系,一种是相胜关系。所谓“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种次序是由“天”规定的。而“相胜”则是指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在董仲舒看来,五行相生的关系就如同父子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木生火”,木为父,火为子。“火生土”,则火为父,土为子。其余依次类推。父处于支配的地位,子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五行中,土处在居中的位置,“五行莫贵于土”。因此,在与四时相配的关系上,土与其它四行不同。其它四行都有具体对应的季节,如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土则不居于四季的任何一季,实则对四季皆发生作用。五行虽然主宰四季的运行,但其还要服从阴阳二气的支配。《天辨在人》说:“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

 

除了上面三种“天”的主要含义外,在董仲舒思想中,还有运命之天、天理之天,前者如《随本消息》说:“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后者如《度制》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相比其它三义,这两种含义比较次要。

 

在董仲舒思想中,“天”的含义虽然很多,但神灵主宰之天是最主要的,它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物质之天、自然之天等不过是它的表现。《天地阴阳》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因此,在董仲舒那里,物质之天、自然之天背后都参杂着神灵主宰之天。在董仲舒看来,“天”主要有十个方面,其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官制象天》)可以看出,其中天、地、人三者是从物质之天层面讲的,而阴阳、五行则是从自然之天的层面讲的,它们合起来都是神灵主宰之天的表现。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根,而董仲舒则认为“道”也是出于“天”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这样,董仲舒就在继承和改造孔子“天命”和墨子“天志”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天”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三、“天”“元”“人”的内在关系

 

从上可知,董仲舒对于“元”和“天”的根本地位都有论述,那么二者究竟属于何种关系?哪一个处于更为根本的地位?我们前面说过,董仲舒对于“元”的论述,是源自《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天”在其中相当于“春”的位置。《汉书·董仲舒传》说:“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这里明确把“春”解释为“天之所为”。按照这种逻辑,“元”处于更为根本的地位。

 

董仲舒对于“元”与“天”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入的论述,其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玉英》)这段话亦见于《重政》篇。这是说,只有圣人才知道宇宙万物都可以归属于“一”,这个“一”就是“元”。做事如果不能顺承万物之所从来的“元”,那么就不能成功。因此,《春秋》把“一”改称作“元”。“元”就是本原的意思,其是与天地相始终的。人也是有始有终的,其生长与四时的变化相顺应。因此,“元”是万物的本原。人的本原也是天地产生之前的“元”。人虽然生于天气、遵奉天气,但不能直接与天之“元”相联系,而与天共同违背“元”的作为。苏舆说:“天固勿违于元,圣人亦不能违天,故云不共违其所为。元者,人与天所同本也。”[1]69因此,君王要遵奉、继承天的作为来完成自己的功业。君王之道只与天来共同实现他的功业,而与天地之本原的“元”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元”是不能直接施予人的,这是贯彻天的旨意的表现。这说明,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处于更为根本的地位。因此,其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二端》)

 

从上可以看出,尽管“元”处于比“天”更为根本的地位。但“人”不能与“元”发生直接关系。也就是,“人”只能与“天”发生关系,而不能越过“天”直接同“元”发生关系。这实际上使“元”处于比较“虚”的位置。在生出“天”以后,“元”的任务就完成了。而“天”对于人及万物则有实际的主宰作用。因此,董仲舒又说“天”为“万物之本”“群物之祖”。在董仲舒看来,这也是《春秋》的基本要求,如其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楚庄王》)“《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玉杯》)“《春秋》明得失,差贵贱,本之天。”

 

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建立了一套以“天”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人与万物都是从“天”生出来的,但人在宇宙万物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能够超然于万物之上,“最为天下贵”。人的一切都是按照天的样子设计出来的,如人的骨节本于天的岁数和月数,五脏本于五行之数,四肢本于四时之数。天有昼夜,人有视瞑;天有冬夏,人有刚柔,等等。因此,可以通过人来认识天,“求天数之微,莫若与人”(《如天之为》)。

 

在董仲舒看来,天子即是人间的代表,也是天所任命来治理民众的。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深察名号》)“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佑)而子之,号称天子。”(《顺命》)“天子者,则天之子也。”(《郊语》)只有道德能与天地相比的人,才能称为天子。这种能行天意的天子又称作圣人,“行天德者谓之圣人”(《威德所生》)。圣人之性是纯善无恶的,“圣人之道,同诸天地”(《基义》),“圣人不则天地,不能至王”(《奉本》)。因此,圣人是效法天的意旨而治理国家。如说:“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立元神》)这是说,圣人要按照天的意旨,选贤任能,和大臣一起治理国家。

 

天子对上要顺从天意,对下要为民负责。天子的作用是贯通天、地、人的。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王道通三》)古人在创造文字时,把三横画通过一竖画连接起来而称作“王”。三横画分别代表天、地、人,一竖画则代表贯通天、地、人的王。董仲舒通过对“王”字的解释,意在说明只有天子才能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

 

天道是“任阳不任阴”“任德不任刑”的,天子治理国家也应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阴阳义》说:“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如果“刑厚于德”或“废德而任刑”,那就是“逆天”,就会出现灾害、怪异。

 

综上可知,从生成论上看,“元”是一切宇宙万物的根本,“天”也是由其决定的。但从本体论上来看,则人与万物都由“天”来决定的,人与万物都是从“天”而来的。这实际上把“元”置于比较“虚”的位置,而“天”才有实际的主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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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任蜜林(1980-),男,山西曲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