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道统共识与多元整合——在“牛津共识”五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韩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廿一日乙未

           耶稣2018年8月31日

谢谢石衡谭兄给我发的通知邀请，很荣幸参加这次牛津共识五周年畅谈。前面听了各位的发言，我也很受启发，我就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现在大家也都感觉到，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这40年来前30年应该说因为改革开放，摆脱了原来的那样一套国家的治理模式，我们都抱着很大的希望，确实中国摆脱了前苏联的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是举世瞩目的。但是问题是30多年以后这10多年，特别是这5、6年以来，这种变化是让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这里涉及到治理的合法性。过去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治理合法性，我们也都期望跳过我们经常说的修昔底德律和中等收入的陷阱，但是现在我们都觉得比较失望，这很麻烦，因为现在很明显的左转、倒车的感觉。

当然，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比如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提法很好，我们很多的学者也讨论了这个问题，觉得这可能是由原来的管控型国家走向一种多元治理型国家，但现在大家觉得很失望。前面各位也说了，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失败，原来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讲的小政府大社会，党政分开，法治社会等等，但是从“八九”以后，反而又逐渐逆转了，不是往小政府、大社会发展，而是往一个强势政府方向推进。尽管如此，我觉得其实社会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在社会空间里面，从文化的角度、从教育的角度、社会教化的角度，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最起码现在暂时还是有空间的，这方面有待儒者们和爱好国学传统文化的人来共同努力。

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道统问题。其实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达不到共识就是我们几千年道统的断裂。道统传承了几千年，时断时续，孙中山自称继承了道统，并在革命斗争中加以提倡和发扬光大。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孙中山深知“道统”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帝制可废，道统不可废；深知以民国政统取代两千多年的帝王政统可能带来的隐患，所以，明确宣告：国民革命的目标，就是继承并光大这个正统思想。

可是，我觉得我们大陆这个问题好像没有解决，或者说这个“道统”不是我们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道统，这个大家都明白。我们现在这个“道统”有它做自己的传承体系，特别是在十九大以后又有新的一种表述，它要以这一套思想体系成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来指导社会的方方面面。

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儒家的道统不能复兴，我就觉得可能是我们现在达不到共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从儒家这方面讲，我这两年比较关注的就是社会儒学，儒学在社会层面如果发挥其教化功能，还有比较关注以儒为主，在已经融合了道佛的基础上今后怎么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会通融合，所以我想从这一方面再稍微谈点我的看法。

我认为儒家或者说我们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还是以人为本，人文精神。这个其实在我们古代，比如说早期不同的思想流派都有不同的体现，后来括儒释道三教当在这一点也都是契同的。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贯通诸子、道佛等的基本特征。

我觉得当今寻求社会共识的一个更深层的基础，还是是人文精神。

我们现在有不同思想、不同文化，包括不同宗教。我想从宗教这方面讲。传统儒家经过上千年的努力，已经成功地处理好了与诸子百家，与道教、佛教的会通融合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儒家如何与基督教问题和伊斯兰教的会通融合问题。我想，人文精神也是儒家和基督教会通、儒家和伊斯兰教会通的一个基点，因为基督教、伊斯兰教虽然是宗教，但是还是有人文精神的。此外，还有儒家《六经》中的宗教因素，如“上帝观”等，儒家礼乐系统中的祭祀礼仪也有宗教成分。为此，我写过一些论文，如《儒家“三祭之礼”的人文精神及其与基督教的会通》、《重建上帝信仰——明清之际儒者的上帝观——以儒家天主教徒为主》（未发表）、《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回儒——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正道》等。

但是，问题就是人类到了现在，面临着一个关键的时刻，普遍的情况是人文精神丧失，遗失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东西。因为儒家讲人之为人最基本的东西，如仁爱、礼仪等，首先把人和禽兽区分开来。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是人了，堕如禽兽，甚至还禽兽不如，这是往下的一方面。往上一方面就是人和神的问题，神圣的信仰问题。当今中国社会信仰真空，怪力乱神泛起，邪教的蔓延，还有各种合法宗教自身的败坏，比如说最近佛教界发生的事情。

所以，人文精神就面临着人禽兽化和怪力乱神的冲击，人文精神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了。所以，我觉得儒家还是要坚守住这一点，还要发扬光大，以人文精神为基础，实现不同思想流派和各种宗教的会通，进行文化整合。

作为中国人，文化整合还是要站在儒家或者是中国文化的立场，以儒家、中国文化为主，这当然是一个主体性的问题。但是这种主体性又是开放的，可容忍多元存在的。

这两年我除了学理上做点与伊斯兰教会通的探讨，我实际上也跟他们学者和宗教人士有所止接触，参加他们召开的学术会议。因为人大的哲学学院宗教系有一个研究生班，各大宗教的人士在那个班里都有。后来有一个伊斯兰的年轻阿訇，他在中国伊斯兰协会做事，他的编制在那儿，但他在人大读研究生，就听我的儒学课，然后跟我联系，我们就成为朋友。上学期我还应邀在中国伊协办的伊斯兰教硕士研究生班（主要是各地年轻的阿訇），给他们上过一个学期的《中国文化通论》课，他们很渴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对明末清初以儒诠回也都很感兴趣，下课我跟他们也就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以及一些现实问题有所交流。我觉得他们大部分人还是能够认同伊斯兰教还要中国化的。我们一般学者直接与宗教教职人员还是接触比较少，比如说伊斯兰教，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主要还是回族）和阿訇，就像我们儒家民间的儒者和学院的儒家学者一样，之间的差别也挺大的。阿訇对伊斯兰教的学者也是有意见，觉得他们学术上讲得多，关注社会不够。从宗教方面，阿訇对社会现实当中道德的堕落、社会风气的败坏、社会层面的混乱，也是深怀忧虑，批评甚至抗拒的，这当然有一定的正当性。因为不管怎么样，信宗教的人总得来讲道德的素养还是要比不信的人要好。

通过历史上佛教的中国化，然后融入中国文化，同时又保留了它自己应有的传承系统，在中国文化大的结构当中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我觉得未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应该是这样的趋势，当然肯定有很多不同，还需要对话、会通，也许会经历很长的时间。

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具体地说，在在思想（理性）层面，以儒学为主体，向左吸收马克思主义，向右吸收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其他各种有益的思想，然后整合成新的思想体系。在宗教（信仰）层面，面对多元宗教，也是以儒为主，在已经整合了道佛的基础上继续整合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这样，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包含各种世俗、宗教的新文化，也许这才是将来我们最大的共识，不仅是一般理论的、思想上的共识，而是现实社会各个层面，怎么把这种共识能够得到落实。

我就简单谈这些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