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繁荣的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对百姓疾苦有着刻骨铭心的经历,对贪官污吏更是深恶痛绝。居官要清,为民造福,体现在“居官七要”说里。
近年来,先秦两汉文献整理取得不少新成果,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对这一趋向进行梳理,无论是对古籍整理事业,还是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都具有一定意义。
尽管当代社会早已习惯将炎帝、黄帝合称为“炎黄”,但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世人更习惯将两者合称为“黄炎”。由“黄炎”到“炎黄”的变化,并非仅仅是文字表层的调换,其背后蕴含着炎帝形象的衍生与身份建构的过程。
明代思想家吕坤曾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在中国古代,孔子被称为“圣人”,孟子被称为“亚圣”。“圣”是从文化角度而言的。“圣人”与“亚圣”作为对孔孟的尊称,意在肯定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塑造之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理论体系形成了“孔孟之道”,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主脉,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孟之道重在“仁义”的发展,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
“小惩大诫”出自《周易·系辞下》:“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意思是说,因轻微过失受到小的惩罚,能够使人警诫自己,从小的过失里吸取教训,这样才不至于以后犯更大的错误。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是先秦时期的编年体史书,为解释《春秋经》而作。《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讫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的历史,共计18万多字,全面、系统、周详地记载了周王室及诸侯列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辨明其原委曲折,反映了春秋时期的···
传统政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对官员的道德修为和职业素养的重视。谈到中国古代政德文化,周朝六廉制度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该制度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首次系统地提出考核和衡量官员的标准。《周礼·天官》对周朝六廉制度有着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
敬事而信,出自《论语·学而篇》,原文是:“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具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严肃治事并有诚信,要节约财用并爱护人民,要根据农时来使用民力。“敬事”代表严肃的治事态度。在孔子看来,严谨认真地对待事情,以身作则,才能够使人信服。
先秦圣哲历经数代锻冶,创构《诗经》《楚辞》《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观照宇宙、社会、人生的文本。它们是先民文学智慧的结晶、后世文学思想运行之基轴和腾跃的跳板,决定着中国文学发展方向、性质和特征,是积淀“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诗经》作为六经之一,历来备受尊崇,对它的图像表现很早就已经出现,目前所见较早的记载是东汉刘褒作《云汉图》《北风图》,晋明帝司马绍作《豳风七月图》等。不过,历史上的《诗经图》大都以单幅或组图为主,只有南宋和清代分别出现了两种《诗经全图》,成为《诗经图》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
汉以后,儒家学者往往用孔子圣人的标准来评价屈原,对屈原不合圣人的行为模式多有指摘。如,班固认为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离骚序》)孟郊认为屈原“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旅次湘沅有怀灵均》)。
在《诗经》众篇目中,含有“嘒”(huì)字的共有五篇,分别是《小雅·小弁》“菀彼柳斯,鸣蜩嘒嘒”、《商颂·那》“鞉鼓渊渊,嘒嘒管声”、《小雅·鱼藻之什·采菽》“其旂淠淠,鸾声嘒嘒”、《大雅·云汉》“瞻昂昊天,有嘒其星”,以及《国风·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其中,前三篇里“嘒”都是作为状声词,与“鸣蜩”“管声”“鸾声”相联系,而···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入“孝经类”,汉文帝时期,《尔雅》与《论语》《孝经》《孟子》一起被设置为博士职,唐代以后列入“十三经”,成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并非一时一人之作
作为孔子对“仁”的一种解释,“仁者爱人”为历代思想家所推崇,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今天,继承和弘扬儒家伦理精神,我们有必要深入挖掘其伦理意蕴,发挥其面向当代生活的理论活力。为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梳理“仁者爱人”的伦理意蕴,进而探究其当代价值。
中国儒家文化有“乐学”的传统。《论语》开篇就讲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明确指出了“学”与“悦”之间的关系。孔子还谈到学习的三重境界:知之、好之、乐之,在他看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备受尊崇的“孔颜之乐”,就是儒家“乐学”理念的生动实践。明代大儒王艮(字汝止,号心斋,阳明后学的集···
人类用符号表意的历史十分绵长,但是对符号的诞生及发展却鲜有探索。在阅读《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与伦理转向》(祝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一书过程中,不由得会联想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等名著。该书在理论阐发上,有尼采对悲剧的希腊酒神精神的探源的风味;在学术方法上,却接近福柯周密而富于学···
孟康论《易》之兴云“伏羲为上古”。在传世文献中,上古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载的历史。因此,对上古人物的记述多经口耳历代递传,而对他们事迹的叙述更是多附益于神话,让人不得其实,让后人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多有疑惑。
岐周,又称周原、岐邑,金文中称为“周”。中国古代有关岐周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该书收录了许多与岐周相关的材料,如《大雅·绵》记载“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孟子·梁惠王下》也记载了太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当前全球文明发展面临哪些挑战?为什么说“和而不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姚新中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