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古人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观点,倡导在一个人年幼时即培养其纯正的品质。古代教育儿童的“蒙书”洋洋大观,在使儿童识字、掌握读写技巧、获得文史常识的同时,也使其见贤思齐,涵养美德。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先秦语体散文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重点,产出了诸如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等丰硕的成果。2021年,夏德靠《古“语”文体述论》一书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梳理了先秦两汉以来文献典籍中出现的各种语类文体,对古“语”文体的产生及种类做了深入细致的阐述,书···
进入21世纪,全球化步伐加快,多元文明日益接近,人类社会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西方文明将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但也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不仅不是造成任何冲突的根源,相反为化解各种冲突提供了基本理念。避免文明冲突的基本途径是文明对话,可以通过阐发儒家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以···
每一位思想家往往都会提出几个独创性概念。“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但在孔子仁学研究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言不尽意”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仅仅将孔子之“仁”界定为伦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忽略了孔子之“仁”其实也是一哲学概念,仁具有不可言说性;其二,深受子贡“子罕言性与天道”误导,对孔子之仁与人性内在关系缺乏深···
从传世文献和甲骨卜辞看,殷周之际,天人思想发生了三次新变,在中国宗教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转折意义。这个时期对天命转移因素的思考和王者受命的主题叙事,点燃了先秦道德思潮的导火线,将天命与王德合二为一、将敬天和保民视为天命所归的主因,是周人思考天人关系的重大发现。
作为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在儒学历史上具有重要贡献。《春秋繁露·俞序》说“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指出孔子作《春秋》的主旨是批判当时社会缺乏仁爱。董仲舒认为,《春秋》以仁为本体,倡扬德治仁政,反对武力服人,“《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
中国天下理念标榜一种王道精神,批判霸道政治手段。中国传统天下理念在中华文明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理念既不回避天下是由利益不同、文化差异的民族构成,但是又不将这一种利益、文化的差异固化,反是以不同族群能够和谐共处的仁义精神、王道精神,为天下寻求价值共识提供天道的依据。
自清人皮锡瑞定性元明为“经学积衰时代”(《经学历史》),学术界一直公认元代是经学的衰落时期。在《诗经》学领域,则认为元代《诗》学“皆本《诗集传》,无多新说”(鲁洪生《诗经学概论》)“墨守朱子之诗”(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无成就可言。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元代《诗经》学,可能会得出大不相同的认识。因为正是在元代,朱熹《···
中国古代天文学,堪称古文明之肇基与渊薮。古代先贤,仰观浩瀚苍穹,俯察方位分野,记录天象变化,确定星宿排列,测算日躔月离,了解黄道白道,标记景昃朔望,创制演进,从观象授时到制定历法,“敬授民时”“以前民用”,发展出包罗众多形态、记录丰富数据、具有精妙特色的以历法制定为核心的天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
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思想源远流长,历代统治者皆将养老制度系于治国安邦的高度,而民间百姓也将尊亲养老视为道德高下的标准之一。无论是国家层面、家庭层面抑或社会层面的养老制度和风尚,无不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古人把慎言看作良好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是“君子之所不至”(王安石:《王文公文集·杂著·礼乐论》)的三种行为之一。同时,认为慎言是养成良好道德修养的重要方式。“言谨则能崇其德。”(胡宏:《胡宏集·知言·文王》)“才妄言时心已不诚,才有谨言之心即是诚也。”(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新泉问辨录》)言为心声,谨言不仅是内心之···
历史意识,指关于人类社会经验关联性之感觉、知识、意象。此种意识本身为历史经验组成部分,故其深层倾向,需在特定文化传统中理解。雅斯贝斯比较世界文化,认为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多个文明中“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
在先秦儒学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引诗叙事。按照先秦儒学的演变顺序,它们存在着一种递进上升的趋势,其中《论语》引诗5条,简帛文献《五行》引诗6条、《缁衣》引诗23条,至《孟子》引诗37条,《荀子》引诗多达83条。从形式上看,这些引诗叙事并非独立存在的经典文献形态,而是融入先秦儒学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中;从···
乐府采诗说,源出汉儒。但采诗与乐府之真正绾合,则完成于盛中唐诗学革变思潮中。两宋以降,依托“采诗说”观风察政的核心要义,乐府诗成为诸多诗体中最具社会担当的一种。从“采诗”角度审视乐府诗体的意蕴生成,可在当下正确认识与发扬乐府学。
《中庸》因其高度凝练的理论智慧“直抵中国思想的核心”。尽管《中庸》难免带有某些时代局限性,但“学问思辨行”的学习过程观是我国本土学习思想的重要内容,完整清晰地呈现了学习过程的本质、特点、方法和规律,影响广泛而深远。
安大简《诗》文本公布以后,许多学者集中于文字释读与文字现象,就简文中字词之义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丰富、完善了整理者的认识。也有一些学者沿着整理者将简文与《毛诗》文本对照的思路,或从文本差异入手,或从具体《诗》篇入手,对安大简《诗》的文本进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涉及了它的文本性质,却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笔者的学术研究,是从《孔子诗论》开始的。廖名春先生曾指出简文并非全部是孔子论诗,故改称《诗论》。而经过简序重排,所谓颂、雅、风的顺序说明显然站不住脚。《诗论》的出版,并没有解决大家关心的子夏传《毛诗》、诗序等问题。
班固论“文”的文字,既见于《汉书》等专书,又见于《离骚赞序》《两都赋序》等文章。在《汉书》中,班固虽然还没有专门列“文苑传”,但从其《叙传》可见,他为一些人物立传,目的就在于文学的贡献。同样是为司马相如作传,而且班书之传基本照抄迁史,甚至赞语亦近似,但其作意却似同而有异。《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的教育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基本是各种实用技能的培训,不涉及文本教育。孔子确立六经为新的教学内容,保留礼、乐两种技能培训科目,另设诗、书、易、春秋四门课程,皆为文本教育。孔子晚年始编定六经,才有了固定的文本。此前的儒家教学活动显然仍受传统教学方式影响,以口授而不是以文本学习为主要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核心和源头非经学莫属。“经学”一词,始见于西汉文献。《庄子》举孔门六艺,已有“六经”之名。汉武帝时,《诗》《书》等五经相继被列为官学,由博士传授。因弟子从师研习某经,皆属专门之学,遂有“经学”之名。经学承自春秋诸子中儒家之儒学,以六艺为主要传授内容,至宋发展成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