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社会思想的视野中,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是“推”的人性基础;亲亲与尊尊是“推”的基本人伦依据;能近取譬是“推”的日常路径;由己及人“推”而展开的群己关系形成具有独特文明内涵的差序格局。“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涵……对社会学研究而言,关于“推”的理论和方法论思考具有“明伦”和“自省”的意义。
黑色与白色是至简至纯、相反相成的两种颜色,黑夜与白天的交替,很容易让人类感受到这一点。对于人类来说,黑夜与白天的交替是最为常见的自然现象之一,无论是仰望天空还是星空都会引发他们的无限思索,而这一无限思索是哲学的重要源泉。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命脉。《近思录》既是理学的集大成之作,又是进入儒学的门径。
礼器,指古代在祭祀、丧葬、宴飨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是礼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就文庙祭祀来说,主要指祭器和乐器。阙里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起源较早,礼器较全备,是研究古代祭礼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依据《孔府档案》等相关史料,对清代阙里孔庙祭祀礼器的数量、来源、管理等情况进行梳理,以管窥当时祀典之盛况。
什么是美好生活?
汉代士人在积极颂扬现实“大一统”政治的同时,也在努力描绘着心中的“大一统”愿景,期望建立起一个“王者一统”、“思想一统”与“夷夏一体”的理想政治形态。
在山东曲阜明故城东北约一公里的地方,建有一座庄严肃穆的庙宇——周公庙,庙里祭祀着周武王姬发之弟周公旦,这座庙也称鲁太庙。在周公庙正殿前的甬道西侧,矗立着一块布满岁月印记的石碑——《金人铭》碑,此碑因刻于其上的《金人铭》一文而得名。
长久以来,因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论断,《国语》的编纂者长期被归至左丘明名下,甚或认为《国语》乃《左传》撰成后的剩余材料纂辑而成。又因两书记载历史时期相近,每有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
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曾这样评论儒家:“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此论可谓准确地表达了儒之君子的现实关怀与价值取向。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真儒或曰儒之君子,他们极富道德情感、人文情怀、责任当担与天下意识。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黄帝之后的五帝之间存在着较为亲近的血缘关系,颛顼传位于族侄帝喾,帝喾传位于儿子挚和尧,尧传位于族孙舜,舜传位于族祖禹,若按司马迁所论,这是典型的家族内部的选贤任能机制。
《白虎通义·礼乐篇》云:“太平乃制礼作乐。”汉代儒学始终把创立一套广泛意义上的礼制,以巩固王者“功成治定”,实现太平之后的政治秩序、维护大一统国家的长久统治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
《诗》是周代的一部诗歌总集,从周初到晚周(少数到战国),五百年社会生活的整体世界尽在其中。
梁启超非常推崇严复,曾在信中称许其“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唯一让人稍觉遗憾的,就是译笔太过古雅深奥,不够近俗,在传播上恐受影响。
书院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唐中叶至晚清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和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书院文化在新时代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和发展。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科学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鲜明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家礼乐机关是“乐府”概念最早的指称,且该内涵直至清末仍然沿用。汉、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也是乐府建设与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在由汉至唐的发展与嬗变历程中,乐府艺术对于中华文化的沉淀与构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也值得我们关注。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又叫登高节、菊花节等等,有晒秋、饮菊花酒等丰富多样的习俗。
中国文明史中有绵延数千年的“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存在智慧,这源于“我国灾害之多,罕有其匹”的历史。
关于《周易》一书题名中二字的含义,历代已有多种解释。本文在简要梳理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整全性哲学”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