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十五日,道教称为中元节,佛教称为盂兰盆节,民间俗称鬼节、七月半。尽管这个节日有着浓厚的道、佛两教色彩,但中元节的最初来源,却带有深刻的儒家印迹。
畅通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的血脉联系,发掘“人本”等思想资源的内在价值并将其运用于现代管理实践,探索建构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共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音乐是人类最古老、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对人的心灵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乐也是孔门“六艺”之一。“士无故不撤琴瑟”,显示出音乐在古代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说,古人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在正式的祭祀、聚会等场合,都有德音雅乐来陶冶性情。和谐雅正的音乐,能达到深入人心的教化效果。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七夕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穿针乞巧、储七夕水等习俗,都体现了一种“中国式浪漫”。
刘宗周创立了蕺山学派,被后人称为“刘蕺山”,起源于他在蕺山讲学。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当道,缇骑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刘宗周慨然于天地晦冥,人心灭息,认为只有讲学明理,才能给公义留一线生机。天启五年(1625年),他召集诸生,会讲于蕺山之麓解吟轩。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源于不学无术;讲学的目的,正···
人立于世,凡事有所节制,懂得适可而止,能够准确地定位自己,有一定的方向、目标和愿景,领悟好“止”字中的哲学极为关键。
《鹿洲公案》,又称《蓝公案》《公案偶记》,是清代蓝鼎元(1680—1733年)纂辑的案例集。因作者号鹿洲,故书以此名。《鹿洲公案》一书完成于雍正七年(1729年),主要刊本有雍正十年(1732年)刻本,光绪五年(1879年)重刊本等,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
晚周诸子百家争鸣,彼此诘难,势同冰炭不同器,但他们在君臣孰劳问题上却表现出难得的一致。“君逸臣劳”论调在晚周诸子著述中频见,俨然成为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如《管子·宙合》曰:“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荀子·君道》将“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视为“人主之要守”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合多民族文化为一体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支撑。尽管中华文化不能仅用儒家文化所涵盖,但儒家文化却占据了核心地位。
班固《离骚序》云:“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其中“贬絜”语焉不详,古今学者唯汤炳正先生有所考证,他在《楚辞类稿》中论定“絜”当为“清洁”之脱误。“洁”繁体作“潔”,“贬清潔”脱去“清”字与“潔”之偏旁,即成“贬絜”。
西夏文是宋辽夏金时期西夏王朝创制的文字,记录西夏统治民族党项族的语言。西夏灭亡后,党项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于明清之际消亡,融入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之中,西夏文便成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
如果你去安徽省桐城市,会看到当地有一条古风犹存的小巷,旁边的石碑上刻着“六尺巷”三个字。2007年4月,六尺巷被列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成为象征中华民族谦让美德的实物标志,背后凝聚着“无讼”思想的智慧,是推进当下诉源治理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资源。
儒家学派本身的发生、存在和延续是与儒学教育事业密不可分的,事实上,在我看来,儒家之为儒家,甚至可以说与其对人的教育、教养乃是一而、二而一的问题。就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来讲,把人文教养或对人的教育事业作为自己创宗立派之根基的学术思想流派,当首推孔子和儒家,此外还有墨家。
网上看过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是《离骚》的作者姓名是什么?回答“屈原”是错误的。《史记·屈原列传》开头就说了嘛,“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记·楚世家》也说了,楚国是芈姓的后人。那屈原自然也是芈姓了。那为什么我们要管屈原叫“屈原”,却不叫“芈平”呢?这就涉及古人的姓、氏、名、字四个概念了。
说起山东,人们往往首先提到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凭借中国思想史上这一最伟大成果,山东才有了“圣地”所特有的、中国其他任何地域都无法替代的文化影响力。即使现在,解读山东各种文化现象,大家还是习惯从儒学故乡的角度去寻找答案。
正念是现代社会治疗抑郁症的一种心理治疗手段。卡巴金(J.Kabat.Zinn)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精神训练的方法。在这种精神训练中,强调的是有意识地觉察、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以及对当下的一切观念都不作评判。正念一般被认为源自于佛教的禅修,包含坐禅、冥想、参悟等内容。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哲学重视德性的涵养而轻视知识的获取,挺立了道德主体而未能开出认知主体。但这种说法其实值得商榷,因为荀子已经注意到知识的形成有待于主客的分化,“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人具有能知之性,故可成为主体;物具有所知之理,则可成为客体。“知有所合谓之智”,主客相合而有知识的形成。
儒家慎始。经书开篇,大都寓意颇深,统摄全篇,如《诗》之《关雎》、《书》之《尧典》、《易》之《乾》《坤》。至于《春秋》为何自鲁隐公开始,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1年,清华简《系年》的公布,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新的视角。《春秋》始于隐公,实是源自西周末期“二王并立”开启春秋各国乱局,霸权迭兴,孔子···
《典语》是三国之际吴人陆景所撰,著作时间不详,最迟当不晚于吴天纪四年(280年)。是年,陆景遇害,年仅31岁。此书有感于东吴末年内忧外患的背景而作,针砭时弊,言无虚物,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然世已久佚,赖唐初魏征等人所编之《群书治要》得以保存其大概,内容既反映了陆景救弊于一时的殷切考虑,也逐渐凝练为一种治道主张,至···
从“结绳记数”到“书契刻数”,从“文字记数”到“算筹记数”,远古先民的数思维逐渐从形象走向抽象,逐渐从符号走向逻辑。数思维是古代先民从数与数度之维认知天地万物的一种思维范式,其中贯穿着认识论、宇宙论和价值论的理论路向与历史逻辑。宇宙无穷,盈虚有数。数是超越的、理念的,又是具体的、量化的;从数绎出数目,数与数目成为远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