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周代诗礼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礼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实现礼乐文明建构的重要途径。当然,就“国风”中刺诗产生的宏观社会背景而言,自周平王东迁(前770)之后,王权渐次式微,社会开始动荡,“诗教”“礼教”“乐教”逐渐缺失,趋于礼崩乐坏的境地。毫无疑问,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创作的诗篇,自然会以忧国伤时与讽刺腐政为···
以“五经”为代表的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关于诸种经典的文本内容、成书真伪,甚至其基本性质,有些误说长期流行,难以廓清。由著名学者廖名春教授领衔撰写的“国学经典真精神·五经系列丛书”利用出土文献等新材料破除旧有误说,使得还原经典本来面貌、揭举经典真正内涵成为可能。该丛书在科学性与通俗性之间寻求···
对于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传统学术仅仅从道德修养论角度的论述不同,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大背景下,现代很多哲学学者争相从知识论的角度加以阐发。
孟子(约公元前390—前305年),名轲,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中华民族是尊师重教的民族。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将传授我们技能、启迪我们心灵的师者,视为生命中可敬可亲的长者,以礼相待、深情思念。又到一年丹桂飘香,师者的恩情永不忘,我们从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中,选出相关文物,讲述它们的故事。愿天下的师者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
如果说早期理学家有贬低文艺以至将其工具化的倾向,那么在走向成熟期的理学文艺观念中游艺之学的地位却不降反升。而且,与痴情以至沉溺于诗书画艺术并视其为文人“墨戏”的艺术家相比,理学中人恭敬端庄、严谨精微的游艺态度,更为明确了文艺作为涵养心性工夫和格物穷理对象的功能意义和合法地位。
幸福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意义不同。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早记载的幸福观念见于《尚书》洪范篇的“五福”说,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1世纪,反映了商代末期和周代初期的思想。五福是指“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终考命”。这是以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老而善终为基本的幸福,反映了中国古代早期的幸福观。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精神的精髓在于对人性尤其是人的价值、人的道德的思考,这是礼乐文化的基本属性所在,也是传承的意义之所在。
人们通常理解的性善论,是说每个人都有善性,或者说人具有成为好人的潜质。这种从道德范畴理解孟子的“性善论”,不能算错,但孟子的性善论还有更为深层的含义。就《孟子》文本来说,善的最终考量标准要落到为政者是否尽到了“民之父母”的责任之上。
《吕氏乡约》与朱熹《损益吕氏乡约》《乡礼》建构了一套礼仪化的乡民互助互动模式,成为宋代乃至明清乡约乡礼、家训家规的范本。宋代乡约乡礼蕴含着“里仁之美”的儒者精神,将儒家仁义礼乐推向乡里民间,是宋儒践行齐家治国理念的新探索。对宋代乡约乡礼的考察,是研究宋代儒学的一个必要维度。
冠礼是中华礼仪的滥觞。《礼记·冠义》:“冠者,礼之始也。”冠礼,是冠礼和笄礼的合称,是我国古代的成年礼,标志着男女由少年迈入成年。因而冠礼在古代社会家礼文化和人生成长诸阶段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研究朱熹的生态哲学,经常遇到“朱熹有生态哲学思想吗”这样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于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把握不准;二是对生态哲学不甚了解,先入为主地将生态哲学等同于生态学。中国哲学的根本命题是“天人关系”问题,而“自然”是“天”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内涵。
刘大钧曾称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经文及其传文的出土,是易学研究史上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的确,马王堆帛书《周易》为易学研究带来了新鲜血液。
孔子修订《春秋》成为经典,可以教化天下人,书中不仅仅是叙述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承载着评判和威慑世人的标准。所以通过孔子修订《春秋》,儒家思想成为后世准绳,也发挥了治理天下的作用。
孔子是儒家“诗教”的创始人,“诗教”一词出自《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自产生以来,对其探源阐释颇多,将孔子的诗教与其门人对其思想进行阐释的《礼记》结合到一起来看,其核心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那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
从船山学“坐集千古之智”“希张横渠之正学”和“六经责我开生面”这三大学术基质而言,我们可以说,船山学是中华国学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典范,表现出我们如何对待国学、如何研究国学以及如何赋予国学新的时代内涵应有的态度和精神,对于我们既礼敬中华国学又促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精神启迪和价值砥砺意义。
儒释道三家的文化景观,并置于嵩阳书院内。放眼天地之中的这片土地上,儒家的嵩阳书院、道家的中岳庙、释家的少林寺会聚于此,各自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支血脉,它们相互借鉴与融合,共同成就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微。
以“政”行“教”是一个周密严整的系统,概言之或可列为三点:以“仁义”行“威权”、保民之生、养民之性。若无政治威权,则教化之道无从施设;若无道义至上之精神追求,则政治威权徒落为霸强之道;而王道教化与权力法度之合题,便落实为“保民”“养民”。
明末清初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心怀天下的爱国知识分子,顾炎武就是其中颇有影响力的一位。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个民俗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恐怕只有屈原了。屈原精神是在战乱纷争、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产生的,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