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为“政书”之祖,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政治历史文献汇编。《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尚书》诠释治国安民之道、盛衰兴废之理,引导修身务学,重在选贤举能,至言要道,备在此书。《尚书》中的“德”作为维持社会有序运行的一种契约,逐渐成为人民行为的规范,为后世留下重要参考。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说是此语讲的是越王勾践报吴王夫差的灭国之仇,与范雎报须贾与魏齐诬陷之仇的故事,还有人引用“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故事来印证。看来君子报仇是古色古香、源远流长、疏而不失之事。“报仇”一词仍涉嫌狭隘低端,非是君子谈吐,更近市井负气使性的小人。君子应该讲究礼义正道,辨析何为私仇私怨,何为国家民族阶级的···
如果说诗歌是世俗生活的灵光乍现,那么小说就是世情百态的恣意涂抹。尤其是以白话体为主的明清小说,生长于民间,长足发展,其铺陈描摹市井人生与风物场景之功,为其他文学艺术体裁所不及。对民俗节庆活动的描绘,多元立体,热烈生动。而春节,这个中华民族重要节庆,为明清小说涂抹了重彩亮色。
散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兴盛于元朝、流行于明清的新诗体。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散曲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承载着不同阶层的丰富情感,在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绽放出雅俗共赏的流光溢彩。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特色,散曲在表现春节这一举国同庆的盛大节日主题时,不仅有关于国家典礼的恢弘铺叙,也有民间礼俗的生动记录,还有对自然景···
春节,是一连串美好希望的开始。“方知人喜天亦喜,作么钟鸣鸡未鸣。”人们满怀希望,善祝善祷,期盼来年的幸福生活。吉祥如意是春节词里最重要的主题,不仅包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也表达出对未来的满满信心。《南乡子·除夕又作》便是这样一首充满希望的佳作:“和气作春妍。已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更长自不眠···
大唐是诗的国度,有事即有诗,更何况是春节这样隆重的节日。不过,如果你在《全唐诗》中搜索“春节”这个关键词,可能并无预期中的收获,因为把农历新年称为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在唐代,春节被称为元旦或者元日,而元日之前的那个夜晚,则称为除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除夕。
《礼记·杂记下》中记载了孔门师徒间的一个故事:冬日一天,子贡去观看蜡祭,也就是每至年末所举行合祭百神的祭祀活动。观看完毕,孔子询问子贡:“你看到人们的欢乐了吗?”子贡回答:“全国的人高兴得都像疯狂了似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可欢乐的。”
古人以一季耕种与收获为“年”。《说文解字》对于“年”的解释是:“年,谷孰也。”禾谷成熟之时,意味着农事告终,举行庆典,庆贺丰收,慰藉一年的辛劳,这是新年的缘起。《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虽然那时还没有“春节”这个词语,但已呈现了此后近三千年中国传统春节年俗的雏形,其中诸多场景和习俗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这既是一部讨论哲学、社会、政治、伦理、教育问题的书,同时也是一部讨论怎样读书学习的书,其中有30多章讨论或涉及读书学习的问题。我们从中可以领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关于读书学习的深刻见解,还可以学习他们关于读书的许多有益方法。
四为句碑巍然耸立于张载祠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照耀古今,震烁中外。1956年,以关学余脉自任的于右任为关中弟子严协和《孝经白话注释》作序时,愀然于文化承续,慨叹于精神不朽,挥毫题写“四为句”。尔后,题字被镌刻于张载祠东厢房壁上,后又勒石刻碑,立于碑廊之中。
申时行(1535—1614年),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字汝默,号瑶泉。他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三月殿试第一,以状元入仕;万历十一年(1583年)四月接任内阁首辅大学士,主持朝政,是明代为数不多的“状元首辅”;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因“争国本”一事,被言官交章弹劾下台。
书院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孕育出来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机构,不仅在中华文明传承、学术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流传至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地区,对儒教文明、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君子之道早已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典范。而在君子的德行中,“勇”又受到相当的重视。《论语》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至《礼记·中庸》,又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许慎《说文解字》云:“勇,气也,从力甬声”,把勇看作是一种能够激发行动力量的“气”。
书院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孕育出来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机构,不仅在中华文明传承、学术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流传至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地区,对儒教文明、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书院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延绵千年而不绝?其独特的精神与价值是什么?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宋学精神···
南宋淳祐年间建造的明道书院是成立较早的一所书院,地处建康府城镇淮桥东北(今江苏省南京市中华门北),明道书院的命名和理学创始者之一程颢有直接的关系,因程颢号曰明道先生而得之。最初建立明道书院的目的是“刊其遗书,崇其仪型,使天下后世之学者,收其心之所思,而明先生之教”。
据说最初君子一词为“君王之子”,用以表达受过良好教育,道德与风度比较高尚的王室新生代。后来,追求道德风度的人也都喜欢君子的美名,对君子的内涵的拓宽与讲究日益丰富起来。
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时年已64岁的朱熹接到了自己的老友、宜兴县令高商老寄来的信,信中请他为宜兴新修建的县学校著文以记之。按照儒家的传统,写杂记一类的文章,是要和写碑文一样立意的。立碑著文主要是称颂功德,而这样的文章所记大事、小事各异,故取义也就不一样。因此,清朝姚鼐说,有的人作序与作铭文、作诗文全部用写···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典出北宋欧阳修所著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在这篇史论中,欧阳修通过对五代时期后唐盛衰过程的精辟分析,掷地有声地提出国家的兴衰存亡不取决于天命而取决于“人事”的论断,借此告诫北宋统治者要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始终励精图治,重贤者远小人,从而保持国家的繁荣昌盛。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这是岳麓书院一副对联的上联。那么,这“濂溪一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一般把尧舜推位让贤时的“十六字心法”作为中华文化正脉之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私塾、义学与书院是中国传统文教的公共载体,作为传统士人、科举时代的状元,张謇受益于义学和书院教育。张謇曾在南京钟山书院、惜阴书院求学,师从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琇、惜阴书院山长薛时雨,并且向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问学。张裕钊后至北方保定莲池书院任职,张謇还曾专程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