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庆幸自己的年龄,使我在自己年轻的时候,能接触到一些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农村的老年人。这些被我称为可以收藏的老人,有两个表面特征,一是年龄今天大都在80岁以上,二是大都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在我看来,他们是不识字、没读过书的文化老人。
哪些宋朝人设若生活在大清,确切地说,生活在雍正—乾隆盛世,会被大清皇帝砍了脑袋呢?——这当然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不可能得到直接的证实。
周敦颐对宋代理学的开创厥功甚伟,他的学说对他的家乡湖南影响甚大。理学继承儒学以诚为本的理念,周敦颐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胡澹庵十年贬海外,北归之日,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谓侍妓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见之,题绝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2020世纪初世纪初,,有着不同政治倾向、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的中国人,在接触和了解社会主义思想之后,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把社会主义和井田制画上等号呢?本文试图阐述这个疑问。
《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晋代陆机提出“诗缘情”;“诗言志”说的是诗歌要干什么,“诗缘情”说的是诗歌源自什么。
欲求既往以资现在,如今我们是否该走出“后经学时代”而回到经学?所谓回到经学,当然不是回到哪个文本,哪段注疏,也不仅仅是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更重要的是重新构建本民族自身文化价值的连续性,为近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是一种当代意义上的文化政治意识。
张扣扣为母复仇杀人案的争论背后,其实是思想史所谓“古今之争”的张力。这个“古”,不是一般人理解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而是指现代国家、理性化的科层组织和公共秩序治理出现以前的社会本位。
《孔天胤评传》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能够在整个思想史和明代这样的时空中观察玄览,因此很多地方对明代的政治、吏治、科举、文化风貌都有新的发现,对山西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理解,因此对当代山西学术可以说增益添采,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美国哲学系在很关键的方面令学生感到失望,因为没有能讲授深刻、迷人、且相关性越来越强的中国哲学传统。在美国121所拥有博士点的哲学系中,只有11所长期开设中国哲学课程。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张扣扣案是一起引发舆论强烈关注的血亲复仇案,据检方指控,1996年8月27日,因邻里纠纷,张扣扣母亲汪秀萍被当时17岁的王正军伤害致死。1996年12月5日,王正军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2018年春节,张扣扣对王正军等人作出报复。
经过百余年的自轻自贱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逐渐恢复了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宗教中国化的问题,那么法律的中国化呢?何时能够到来?我们现在的法学教育、立法原则都是西方的舶来品,缺乏基本的中国品格。法学更是众多学科中的西化重灾区。只有法律的中国化才会有法治的中国化,只有中国化的法治才能弥合法律与人心···
人类社会所以异于弱肉强食的禽兽世界,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人类具有伦理学的观念。否则的话,人类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正如孟子所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所谓“人伦”,所谓“仁义”,都是属于伦理学的观念。那么,人类的伦理学观念是从哪里来···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把握这五百年的世界历史,既要理解西方现代观念和制度的优长与限度,也要理解中国文明内在的现代性质及其在现代之新生转进。这一点,今天尤其重要。为此,需以新视野重建知识体系,以古老的中国知识消化现代西方知识,是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有一个颇受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过于重口供,为取得犯人认罪的供词,允许用刑讯逼供。
中华文化强调“以德治国、以文化人”,我们从小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学习传统文化后会产生心灵共鸣,这就是传统文化教化人心的作用。但是近年来,传统文化在大学教育中的缺失,加之学生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疏离,导致部分人失去人生目标,陷入迷茫与困惑。作为一名从教多年的高校教师,结合教学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我认为应将传统···
“礼”原是宗教祭典上的仪程节文,据说夏代即已有“礼”,商代进一步发展,周代的礼是在损益前代礼的基础上形成的。五经中的“礼经”即指记载周代礼仪制度的经典,据传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制礼作乐,后人书其制度所著,即《周礼》和《仪礼》。
“家”在二十世遭受重创,顾炎武的痛彻犹如魔咒,仍萦绕在铜驼荆棘的瓦砾之上。越来越多的人们失去“家”,成为流浪的原子,而“家”的焦虑也仍在印刻在流民们的黑话切口之中——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吴汝纶在一封教训儿子的家书上说:“凡为官者,子孙往往无德,以习于骄恣浇薄故也。”他点破了一个自古存在的“官二代”现象——官宦子弟因为“习于骄恣浇薄”,故而“往往无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