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为祥教授所著《天理与良知》五卷本,是当代宋明道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系统性成果。这部著作以长期的理论深耕与文本钻研为基础,围绕“天道性命相贯通”这一核心线索,对北宋至明代七百年间道学的兴起、展开、传承、分化与转型进行了整体性重构。
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礼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特征。
吴飞是近年来经学研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学者,《礼以义起:传统礼学的义理探询》是他在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收录了十八篇文章,最早的一篇发表于2011年。
顾家宁的黄宗羲研究专著要由三联书店出版,请我写序,作为他的博士导师自觉义不容辞,也乐意为之。家宁是2005年进入人大国学院学习的,之后的硕士、博士也都是在国学院度过的,是地地道道的国学院“三朝元老”,在我指导的学生中,有这样经历的,似乎只有他一个。
“仁”乃儒家文化之精髓。现如今,人们对其概念虽已耳熟能详,但若深究“何为仁”,则常难给出完备的言说。其实,此种解释困境自古有之。纵观儒学史可知,仁最不容忽视,又最不易表达。与如何识仁、行仁等问题相应,如何恰切“言仁”,亦渐成后世儒者必须直面的议题。
【杨德科】《周易》中蕴含的创新智慧
宋人论诗,惯以“气”为核心枢纽。
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吕祖谦二人有感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著述义理艰奥、思辨精深,初学者难以了然于心,于是节选这四位理学家的语录论说,按类编成《近思录》十四卷。
唐末至宋初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秩序崩溃、生灵涂炭、人心思定,各路枭雄呕心沥血、披荆斩棘,追求建设太平社会。
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
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慎行”。君子人格中,慎行与慎言、慎独相统一,共同构成立身行事的圭臬。那么,君子何以“慎行”呢?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慎行”。君子人格中,慎行与慎言、慎独相统一,共同构成立身行事的圭臬。那么,君子何以“慎行”呢?
肇始于孟子的儒家性善说,自其形成之日,便存在着一个理论困局:既然人性本善,那么恶从何来?在性善说与性恶说的辩论中,性善论者无论怎样辩说,都难以突破这个理论困局,就学理而言此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性善说缺乏本体论的根据和支撑。
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时间叙事方式,即以时间的顺序安排事件,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发展的历程;二是空间叙事方式,即以空间的布置安排事件,揭示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示事件发生的广阔空间,以空间变化来推动历史事件的发展。
在王阳明思想中,“知行合一”观点声名远播,自然也受到历代研究者重视。
这是一个变乱交织的时代,世界寻求化解分歧的智慧;这是一个隔阂尚存的时代,人类呼唤联结心灵的纽带;这是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全球需要互鉴共进的桥梁。
汉代是中国经学诠释学的“繁盛时代”,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转型时期”。清代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有言,“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
吴越国(907-978年)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地方政权。奉行“保境安民、尊奉中原”的策略,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海外贸易的兴起,积极维护国家统一,使吴越国发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最为稳定的政权之一,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显著一时。
在《孟子》中,有很多段落都关涉到战争,在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形势下,小国忧虑于国家存亡的问题,大国在相同的紧迫感驱使下,也会积极地发动战争,谋求进一步的壮大。在这个局面下,诸国君主问政于孟子,自然多汲汲于如何富国强兵,以便在战争中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