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朱熹的理解,太极图每相邻的两层都有天地之心的作用,也就是说,太极图其实也可以称作天地之心图;朱熹特别重视天地之心的主宰含义,在其思想架构中,天地之心的理论功能是统合理气,也就是说,与工夫论层面的心统性情相应,宇宙论层面则是心统理气。
在宋王朝的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生活着大量外国人。13世纪的泉州就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一名来过泉州的意大利商人观察到:“在刺桐(即泉州),人们可以见到来自阿拉贡或威尼斯、亚历山大里亚、佛兰芒的布鲁格等地的商人,还有黑人商人以及英国商人。……在城里,人们还可以听到一百种不同的口音,到那里的人中有许多来自别的国家。”广州···
不管是汉唐,还是宋明,大臣写进呈皇帝的奏疏时,都是自称“臣”。惟独清王朝是个例外——如果我们去读清朝人的奏折,便会发现,他们总是自称“奴才谨奏”、“奴才跪奏”;接到皇上的圣旨,则赶紧表态说:“奴才跪诵之下不胜悚惧无地自容”,“奴才伏读再三更切悚惶”。
2019年9月26日上午10时,孔子文化月系列讲座第一讲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科研楼A204如期举行。本场讲座中,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金刚老师,以“朱子论气运之不齐”为题为在场二十余名师生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国际儒学院李春颖副教授主持。国际儒学院王威威教授、人文学院哲···
先秦诸子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诸子学说甚至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灵感来源。国人历来重视家庭教育,结合诸子著述、探求基本经验,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
陈立明确区分了“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从而托鲁为王者乃“《春秋》之鲁”,而非“衰周之鲁”。同时,陈立在为何休《公羊解诂》作新疏时,不仅全面继承了何休的“王鲁”思想,并且顺着何休、徐彦的思路,对《公羊》本文的“王鲁”意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被更为彻底···
东海曾提出一主三辅论:儒家为主,佛道和自由主义为辅。一主,坚持儒家文化的社会主体性和政治主导性;三辅,是承认三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优秀性,道德上值得尊重,政治上值得参考,享有辅助儒家、辅相中华的文化资格。
最近,历史学家和记者麦克斯·哈斯汀斯(Max Hastings)在《卫报》撰文分析了保守党领袖候选人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的性格特征。
中华民族在复兴,传统文化没落下。从还算漫长的近代来看,这的确是个新近的现象,也自然有其由来。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哈里斯顿酒店10月6日、10月7日举办了2019年国际孔教大会,旨在纪念孔子2570周年诞辰,即于农历2570年8月27日或阳历2019年9月25日。此次大会主题为“对促进发展商业经济的儒家价值”及“伊斯兰教—孔教对话”。
中国古代推行的兵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全民兵役制、军户制、募兵制。全民兵役制是指所有男性国民成年之后,均有服军役若干年的义务;军户制则是国家划定一部分户口为军户,每户出一名男丁服军役,世代相承,父死子继;募兵制则是以招募的方式招揽成年男丁入伍。
羊祜(公元221—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今山东新泰市)。魏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羊祜为人博学善文,胸怀洒落,器量宏深;为官深谋远虑,清正廉明,仁德爱民。羊祜在主政荆州的十年间广施仁政,功勋卓著,深得军民之心。为西晋伐吴胜利并最终实现中国的统一,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
中华文化追求以王道行天下,孔子继承发扬三代文化传统,王道政治是孔子心中的理想政治。孔子常谈“王天下之言”,谈以“道”治国才能“致霸王”;孟子则言及“王”“霸”之别。霸道,靠的是兵甲之力,使人被动屈服,埋下隐患,自食恶果。王道,以德行仁,人们主动臣服,心悦诚服,自求多福。
2019年9月21日至22日,第五届国学与大学德育论坛在襄阳湖北文理学院举行。此次会议由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和湖北文理学院联合举办,有来自国际儒联、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河北经贸大学、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河北衡水学院、新疆师范大学等20多所院校和教育传播机构的近5···
《庄子•逍遥游》中的“尧让天下与许由”的故事有其深刻的寓意,它关联着对自由主体与自由秩序的理解,但历代对之的解释颇多分歧,这一分歧集中在对尧与许由二人的态度上,历代的解释可以归结为扬许抑由、扬尧抑许、尧由俱抑、尧由俱扬四种类型,在对对四种态度做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郭象哲学对扬尧抑许、尧由俱扬的综合,而···
针对晚清民国时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以及儒学游魂化的问题,梁漱溟侧重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来诠释儒家的良知观念、理性观念,并强调理性制度化(组织化)之必要性,由此重塑新的礼乐秩序。其实质是以心学的致思进路回到伦常生活的大本大源,重建儒家伦理的公共性和凝聚力。
《明夷待访录》将宋学变革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的非历史论理气质使得治体构想能够截断众流,别开天地。这一别开天地,建立在抽掉现实立国传统本末的基础上,在转向未来的时刻倚靠的是一个虚无化的历史世界和完美化的经学典范。
某忝为所谓美食家,假日被两次请去品尝美食,其中一次是被某地邀去为其大型美食主题商业联合体出谋划策。
如果要在古代找出一个极富现代气息的繁华时代,这个时代一定是中国宋代。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曾这样形容宋王朝:“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活埋”,“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船山的夫子自况,其背后的辛酸,孤独,玄远,乃至偏激,恐非后人轻易能解,也未必合乎当世时宜。要还原船山思想原貌,谈何容易,遑论“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