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明代中央政府围绕乡村善治的目标,通过构建完善的基层行政制度、选任优秀的乡村治理主体、落实全方位的法律保障,创设了层层相因、彼此勾连、逻辑严密的治理体系,这为透视古代中国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样本。
4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用于取代现行年号“平成”的新年号——“令和”。同时,现任天皇签署了改元政令,并在当天颁布。该政令将伴随4月30日天皇退位,在皇太子即位成为新天皇的5月1日零点起施行。由此,“令和”成为自“大化”(公元645年)以来日本所使用的第248个年号。
在早期儒家人性论思想中,除了人性善恶问题外,还有人性、物性异同关系的问题。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同模式,以《中庸》为代表;一种是人性、物性相异模式,以孟子为代表。在宋明以前,孟子的人性论模式居于主流地位。由于受到佛教、道教的刺激,从宋明以后《中庸》的人性论模式开始受到重视。两种模式本来属于···
为了促进高校优秀研究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充分利用研究生教育的优质资源,推动包括孔府档案、南部档案、曲阜碑刻等明清以来的地方档案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由山东省教育厅、曲阜师范大学主办,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孔府档案研究中心承办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圈被一篇“清代垃圾奏折集锦”的帖子刷了屏。这些“垃圾奏折”最早是台湾网友从清宫文书中摘录出来的,配上了白话文翻译,因为奏折的画面太有喜感,很快就被大陆网友传得不亦乐乎。
终于踏上了北宋二程子兄弟的故里——河南省嵩县田湖镇程村。
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
宋明儒学通过彻底消化汉唐以来的新旧传统,使先秦儒学在更高的理论形态上获得复兴,成为此后引导整个近世中国前行的思想洪流。尽管宋明儒学是一场涵摄形上哲思、知识累积,直至生活方式范畴的文化运动,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一浮先生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识见,将宋明儒学统类于“六艺”,并开列“群经统类”的目录,为理解宋明儒···
清明时节尊祭先祖,德孝之风绵延中华。4月5日,农历己亥年清明节,“第二十九届洪洞大槐树文化节寻根祭祖大典”在洪洞大槐树景区祭祖广场隆重举行。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大槐树移民后裔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近万人齐聚一堂,共同祭奠大槐树移民先祖。省政协副主席李思进、市政协主席张建平出席祭祖大典。
这个月刚出了一本《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也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品,是继《宋:现代的拂晓时辰》《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之后,我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第三本书。
记得身份为敦煌研究院榆林窟讲解员的网友许鑫,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文物“修复”前后对比图,称四川安岳石窟的一尊宋代佛像雕塑遭到“毁容式”修复。从对比图可以看出,原来古朴、肃穆的佛像,被涂抹上高饱和度的鲜艳颜色,立即透出一股浓烈的“农家乐”美学风格。许多网友看后,都忍不住讥讽文物“修复”者的审美水平:“这能把古人气活”;“文···
“恨不得把吴狗倾国灭尽”——单是这句词儿,现在的编剧写不出来。
有个号称弄行为艺术的,清明节将他去世多年的父亲的尸骸挖出来,曝光且自己脱光了于骸骨合影,发于网上。
在三教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以儒家人文理性为底色,使道佛二教也打上了人文烙印,形成了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主体色调。历代帝王处理三教关系,大都懂得先确立儒家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也运用多样化的调节手段,促进三教会通融合而不是排斥冲突,实现了从三教融合到三教合一,体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多元一体的基···
《论语讲习录》还为人们指明了“新经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即需将目前学术界普遍进行着的从文学、史学、哲学等单个学科出发的知识性的经学研究转换为以“价值”与“意义”为主要关注点的经学研究,前者将经学视作“死”于过去的“史料”,后者将经学看为“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价值观传承的载体”。
基于二十多年对传统经典的热爱和钻研,作者秉承六经一贯之道,系统阐发《诗经》诗教意旨。全书以阐发《诗》教微旨为宗,作者考究先哲及时贤研究《诗经》成果,缵续精粹,以达述而不作、文以载道之目的。全书以上万字的引言对《诗经》中研究的重大问题作了总结性梳理,并提出观点。
民主是与君主相对而言的,共和则介于民主制与君主制之间,是一种混合政体。共和与民主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没有君主,但如果仅仅从非君主制的角度理解共和就未免太肤浅了。君主和民主都是一种单一模式,共和则是一种混合模式,其概念外延和复杂程度要远远大于民主,民主与专制都只是构成共和的有机成分。中美本质上同属共和制,只是其具···
从魏晋南北朝至唐末五代,这740年间,野心家玩得最嗨的游戏,就是禅让。禅让为他们实现“彼可取而代之”的梦想提供了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成了“墙头变幻大王旗”的主要模式。
孟子的“义”由性所发,以“羞恶之心”为“端”,隐含于其中并关联性之本然,超越了对象性关系的内外之分而具有普遍性。作为“人路”的“义”,也是性善之动能的展开,既表现为对善的思、求,也表现为对恶的自然抵制。义路既落实到按照心性要求的人伦关系,同时也承认身体性的角色人伦关系,孟子以此勾画了“义”的人伦秩序。义通过生出的浩然之气···
《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长编》凸显了“‘学术年谱’的特性”,注意到了唐君毅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三点根本意义:一是“现代转型”的主题,二是“释本开新”的路径,三是“以中化西”的立场。这应当是当代儒家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如何实现这三点意义的问题上,唐先生的某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