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古愚表现出了对传统强大的诠释能力,他的思考无一不出自儒学之传统。可以说,刘古愚儒家教化思想改革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儒学之传统有自我革新之能力,而近代地方性儒学的丰富实践,也体现出了儒学生命力的普遍性及其与地方社会风俗普遍结合的真实意义。
新会学宫又名孔庙,建于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新会县博物馆在学宫成立,是省内建馆较早、规模较大、藏品类型齐全、藏品数量较多的县级综合性博物馆之一,从此,学宫成为一个展示新会丰厚历史文化的地方。
芒种之后夏至来,这是四季中最为灿烂的节气。白昼久,圭影短,宵漏渐长;绿成荫,荷绽放,清香溢远。
“道可道,非常道。”“器、术、道”为道家思想的精髓,对推动中外文化对话有何意义?在文化加速融合的新时代语境下,如何讲好中华文化故事、推动更深层的优秀文化和中国哲学思想在海外传播?
由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孔子学会会长涂可国撰写的《儒家责任伦理学》日前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西伦理学比较视阈中的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4BZX046)的最终结项成果。全书分上中下三卷,150万字。
孔子的一生中,接触的人比较庞杂,但他唯有与弟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精神才是最放松、最自由的,他的思想才是最活跃、最深刻的。尽管他倡导“有教无类”,在弟子出身、年龄上不刻意设置门槛,但他的一众弟子,在拜入孔门时,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至少都是比孔子小的人。
在中国思想史上,孟子是孔子“道统”和“衣钵”的继承者,被后人尊称为“亚圣”。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将儒家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养成。
6月19日,首届“孔子文化”创意设计大赛颁奖典礼暨优秀作品展启动仪式在孔子博物馆拉开帷幕。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大团圆,明清说部与戏曲中还形成了“才子佳人相见欢,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以及“善恶果报,毫厘不爽”等的叙述程式。这既是符合大众愿望的文学表达,也强化了大团圆的审美标准。但是,在先秦人们的观念中,却另有一番光景。譬如《周易》从自然现象中得出启示,云:“日中则昃,月盈则食。”
北宋时,经儒家士大夫与学者的不断努力,儒学终得复兴,再次成为学术主流。在这一过程中,《周易》作为儒家“群经之首”,自然受到广泛关注。以周敦颐、邵雍、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学者除对《周易》经传加以新注之外,还进行了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即绘制出以《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为代表的诸多《周易》图像。
中国传统礼教精神主要表现在以儒家价值观念塑造人、以礼治和人伦之道作为公私生活秩序的基础、推崇礼乐典章及仪节的传承和教化等方面。阳明心学的良知说将儒家的价值规范内化为人的心性秩序,从而将一般意义上的恪守礼教转化为遵从良知。阳明心学重视儒家礼教的人伦之道,在理论上强调人伦之道对于公私生活秩序的重要性,并将人伦教化···
天道、性命等观念代表了儒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先秦儒家尤其是孔门之仁学,并不注重对天道、性命等观念进行客观学理的论述,因其认为天道、性命并非现成的和外在于人生命的客观存在对象。他们更注重从具体的人生情境中,从人的情感现象中来揭示天道、性命作为超越性人生价值的内涵,以及两者贯通为一的真实意义。这一思路也反映了儒学···
纵观《谷风》全诗,诗中女子与男子知礼与不知礼的分判昭然若揭,这种分判隐含着古今婚恋是非观的差异。当今男女婚恋生活可谓没有是非观可言,表现为“谈感情不讲道理”。婚恋是非观的缺失是由婚恋男女产生过多私情、私欲造成的,它是心性危机的表征。
战国秦汉至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发生巨大变迁的时期。受其影响,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和处理死亡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丰富的墓葬材料和大量的传世文献,使这一时期成为死亡考古学研究的极佳范例。
本书在充分反思疑古思潮的背景之下,借助新出土的简帛文献资料,在重新厘清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对孔门后学在不同层面对孔子思想的多元诠释予以梳理和辨析,揭示早期儒家哲学的复杂面向与多元嬗变的内在脉络,进而把握其多重分化与整合的发展理路,以及不同学派之间互鉴互融的内在关系,使得早期儒学中孔门后学的学术传承与学派分化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