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善蒙 著《〈传习录〉释读》出版暨跋

《〈传习录〉释读》系《阳明文库》的一种。本书是对《传习录》的释读,共分为十讲,主要内容包括:朱子理学的问题与阳明心学的兴起、《朱子晚年定论》、心即是理、心外无物、致良知教、知行合一、本体工夫论、活泼泼的生活世界、万物一体论、四句教。结合学界的热点、动态,汲取最新的研究成果,强调阳明学的重要价值在于现实生活世界···

儒家知行营第十四期暨第二届儒门会讲在广州成功举办

癸卯年闰二月初四、初五(公历2023年3月25日~2023年3月26日),儒家知行营第十四期暨第二届儒门会讲在广州海珠黄埔古村里仁学园、广州天河五山华南农业大学何陋轩成功举办。来自广东、广西、江苏等十多位学友齐聚一堂,共论儒家风气,同感圣贤力量。

第十届“儒商论域”在北京开幕 探寻儒商精神与文化中国

2023年4月8日上午,第十届“儒商论域”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开幕。本届年会主题为“儒商精神与文化中国——精神人文主义视域下的新商业文明”,海内外近40余位学者与企业家将就此议题开展交流与对话。

【儒家邮报】第385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74年暨孔子2574年〔耶稣2023年〕4月24日邮发

【翁怀灿】儒家信仰是否宗教?——对福建霞浦儒学实践的回顾与展望

霞浦城乡儒学实践研究,虽然尚处于初期的不成熟阶段,但似乎向学术界透露了一条信息:儒学是否是宗教,还另有研究蹊径一一可以从研究乡村儒学实践着手,让实践检验真理,让亊实胜于雄辩。我想,霞浦县城乡的儒学实践意义即在于此。

讲座纪要|以沃格林的视角看早期中国文明的生成与转型(陈赟、唐文明、李文堂、何···

2023年4月3日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办的“历史与真理”——人文博雅高端讲座青年学者系列第一讲,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现场做了题为“以沃格林的视角看早期中国文明的生成与转型”的学术讲座,文史部全体教员以及部分研究生、在校学员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现场讨论气氛热烈,交流深入。

【房茂成 李传昌 王钦伟】孔门七十二贤中的荣子

汶上县苑庄镇演马村的荣氏祠堂,是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御旨为祭祀孔子七十二贤弟子荣旗所建。今尚存殿堂三楹,建筑为硬山顶式砖木结构,流龙脊顶,雕梁画栋,风格高雅别致。

第四届礼制与礼学工作坊在曲阜师范大学举行

近日,第四届礼制与礼学工作坊在曲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工作坊由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举办,由曲阜师范大学礼乐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承办,由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

新疆喀什地区中小学老师走进喀什大学国学院,学习传统文化

“春和景明,桃李竞芳”,清明节刚过,喀什地区教师培训中心103名中小学老师走进喀什大学国学院,开启了一场“学习传统文化,汲取先贤智慧”之旅。

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首讲,陈来主讲冯友兰学术宗旨与精神境界

中国文化书院最新推出以我国著名学者、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命名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首讲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于4月9日在北京大学启动开讲。“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由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联合开办,以“时代”“学术”“人生”为关键词,展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在时代变迁中追求真理、潜···

【岳冠林 张淑一】春秋至汉代律历关系演变

先秦时期,中国已发展出相当成熟的历法和声律体系,二者在当时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论语·卫灵公》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委员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在曲阜顺利召开

2023年4月4日下午,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儒促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在曲阜召开。会议由秘书长孔德立主持。

【王彬 戴和圣】正学书院:明清两代皖北重要学府

在皖北地区,有一座至今保存完好的书院,苏轼曾于此处设立学堂,乾隆皇帝亲临题字赠联,这就是位于“山川灵秀,有石如璧”的灵璧县的正学书院。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出任徐州知州,“南望灵壁(璧),鸡犬之声相闻”,闲暇时常做客张氏园亭,探访灵地名胜。

【许允龙】洁静精微开生面——读刘长允著《天下周易》

《天下周易》一书系刘长允先生积四十年治易之功,最新推出的力作。作者自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其易学研究,先后撰写多篇论文和专著。1985年,他提出的“《易经》是一部古老辞书”的观点,在易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几十年来,作者一直没有中断对易学的思考与研究。在这部新著中,他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新见解。

【李竹】清代学规卧碑的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随着儒家思想占据中心地位,明清两朝逐渐确立了推进圣谕宣讲的制度化手段,以实现思想教化的统治目的。从明太祖颁布的“圣谕六言”,到清顺治年间仿其所制的“六谕文”、康熙年间的“圣谕十六条”,直到雍正所制近万字的《圣谕广训》达细致严苛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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