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
萧沆以阴郁的和毫不妥协的方式直面一个擅长应对制造死亡和灾难的物种,一个精心协调用以催生难以理解的恐怖行径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的关系是保守派评论家永远不会终结的厌恶和痴迷对象,其中很多人对两者的思维方式都并不怎么熟悉。
从这个角度看,自由不是别人送给你的或者你购买的东西,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东西。人们赢得自由的方式不是逃避困难而是战胜困难。
本文探讨了当今分析哲学衰落的语言根源。
这个群体的成员之一的女权主义作家、哲学家爱莲·西苏(Hélène Cixous)将这代人称为“不腐之身”,无论好坏,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哲学系而进入文学、电影、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和大众文化等领域。
他在前人思想的延长线上继续诚挚地思考:除了在物质上的近代化以外,近代中国知识人能否引领知识与观念的革新?在传统和现代之外,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属,并开拓新的公共领域?
客观上说,疾病让个人的身体以受苦的方式将个人的思想、感受从外在世界中抽身回来关注自己当下的生命状态和生命感受,个人当下从沉沦的“在者”状态进入到了本真的“此在”状态,确实昭示了个人生命的“存在性”。但是,这种昭示并不是疾病本然地昭示出来的,而是借助疾病这一载体或者工具昭示出来的,真正唤醒个人存在的,是个人当下的生命···
马一浮一般被认为精通多国语言、泛滥西学而后归宗儒家。但据资料显示,马一浮对外文的掌握远谈不上“精通”,对于西学也未达登堂入室之境。“学贯中西”之誉之于马一浮,很可能只是出于后学之附会或以讹传讹。马一浮对西学的轻蔑乃至敌视,与其对西学理解之局限性、片面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日本的文化侵略是促使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防止日本挟持圣裔的需要,国民政府克服内部分歧,于1934年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与此同时,为改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以中央名义派员参加孔庙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配合了1935年的中日邦交调整。凡此举动,均在国民党尊孔史和对日关系史上具有代表···
4月17日,“2022年万荣·中华后土文化论坛”暨“中华后土文化与万荣后土祠研究”课题中期成果报告会在线上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山西大学、山东建筑大学、山大工艺美术学院、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民俗学会等10余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山西省万荣县的后土文化爱好···
有一次,我在孔庙开展现场教学,讲到如今每年一度的“9.28祭孔大典”。有学员问道:“既然八佾舞是天子祭祖、祭天才能使用的最高规格,祭祀孔子使用八佾舞岂不也是僭越?这不是孔子所反对的吗?”我们读《论语·八佾》,都知道那句有名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对鲁国权臣季孙氏“八佾舞于庭”的激烈批评,足见礼乐秩序在孔子思想中的重···
《走进孔子》2022年第2期目录
对于孟子性善论之内涵,释之者众说纷纭。歧解迭出的根本原因,在于诠释者无视其方法论前提,只是根据孟子的某些个别言论推衍发挥。孟子“道性善”的方法论前提是:谈论人性,就是在谈论人生的正常状态;而正常与否,则取决于其人生状态是否有利于人类之生生不息。
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会通精神,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高峰之一。元代理学在延续宋代理学的基础上,因元朝独特的社会构成、政治形态而呈现出新的内容与特点。元代的理学家们为解决当时社会所存在的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对理学进行了改造与创新,完成了理学的官学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