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对中国人杀伤力极大。彻底让许多人死心塌地地见利忘义。
《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公”,相关语,群而无首曰公(毓老师语)。“成公意”:一,成“大公”之意,成“群而无首”之公意;二,成“隐为桓立”,讲历史,正伦常。前者是“微言”,后者是“大义”。一般人不易明白者,为微言;大义,能行出者,“大”为赞词。《读经示要》曰:“春秋有大义,有微言。
《公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君,鲁侯隐公也。《春秋说》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公正无私;侯之言候,候逆顺,兼伺候王命矣;伯之言白,明白于德;子者,孳恩宣德;男者,任功立业。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礼法,统理一国,修身洁行矣。”今此侯为鲁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称,故言“鲁侯隐公”。
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化浪潮促成了空前繁荣。盛况之下,“启蒙心态”所衍生的“凡俗人文主义”“工具理性”“绝对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现代性问题,也导致了种种时代困境。对此,杜维明先生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精神人文主义涵摄了己、群、地、天四大议题,是杜维明先生六十余年来致力于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汉朝时期是中国传统“大一统”国家的奠基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其所形塑的民族和文化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世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上,吸收和借鉴汉朝时期的思想精华,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人类共同的普遍关切,不同的语言世界会有不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建基于汉语之上的哲学理应深入思考在此语言世界中所形成的普遍关切以及对于这些关切的回应。“汉语哲学”的提出与表达直接涉及汉语世界的精神结构、汉语概念的构成以及汉语本身的特质与规律。何为“汉语哲学”,其与“中国哲学”有何不同?复旦大学教授、哲学学院院长、通···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何时,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才最终确定下来?二十四节气对古人的生产生活有怎样的指导价值?从古至今延续数千年,二十四节气为何具有持续的影响力?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深入解读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来观察,先秦时代存在两个诗歌文化传统:音乐文化传统和文本文化传统。二者相互交叉,原是一个整体,但很早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分际。音乐文化中的两周歌诗,至西晋荀勖修改雅乐而最终消亡。文本文化中的诗,在春秋时代的外交场所中被引用,已经开始了经典化过程。西汉以后的《诗经》明显属于文本文化传统。
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代表了在出处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其相同之处为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另外,在孟子对舜、百里奚与子思等圣贤的论述中同样体现出其特定的进退观。
20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被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之新气象。20年代末至抗战初,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及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40年代,受持续战争之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
相对于“汉地”的朱子学发展,蒙古朱子学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主要侧重于以伦理学为主导的朱子学面向,和以白话文为主导的教育方式。相对于日、韩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蒙古朱子学因时代的发展和内在特点,又表现为一种“边缘式”的朱子学研究
为期16天的北京冬奥会,中国对外输出了“拔火罐”、赛场上秦凯求婚的爱情、以洪荒少女为代表的新一代运动员精神。这里面没有哪个是官方从一开始就希望外国人看到并为之着迷的,但恰恰因为全球消费者肯为“古老健康的疗法”、“石破天惊的爱情”和“乐观独立的精神”买账,这些内容才足以形成能够支撑文化产品跨越国界的精神内核,让外国看到一···
刘强是位年轻学者,比我晚了一辈,也从未谋过面,但他对《世说新语》的热情和爱好使我深引为同道,尤其是他建立“世说学”的野心,很是搔到我的痒处。虽说《世说新语》最终能否成学,至今也还是个问号,但我却是很早就有此念头的人。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东迁之后,周室微弱,平王莫能中兴,迨隐而死。故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侯之命而绝,春秋自隐公而始也(孙复语)。《周书·谥法解》隐拂不成曰隐,不尸位曰隐。春秋托王于鲁,托始于隐,故以鲁隐公为首。
俗语云:“日行一善,胜过日进斗金”。善念善行是中华文化的底色。明清之际,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繁荣,公益慈善的观念、群体和行为得到发展,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可慈善观念,士绅商民纷纷参与慈善活动,慈善机构和群体开始组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