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俱为宋高宗讲《论语》《孟子》而作的“经筵讲义”,学界鲜有研究。由于经筵讲义是宋代帝王之学的产物,承载着宋代士大夫通过儒家经典教育提升人君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能力的功能,因而程俱在经筵讲学时,通过经义诠释寄寓了其以仁政王道、施之于当。制器创物、慎始思终,选贤授能、以礼相待,以仁存心、惠泽百姓的政治理想与治国方略。
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
宋代以文治国方略的确定与经筵制度的定型,促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重权术与治术的儒家新帝学的兴起。士大夫与帝王在以经筵为平台、以经典为媒介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学,以《大学》为框架,以君德成就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与理论体系,以此确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与社会政治···
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与教学体例,是儒家士大夫诠释儒家经旨并对帝王进行教育的讲稿,是宋代经筵制度定型与学术转型的产物。学界虽然从文献整理、概念与特点界定、文本诠释等角度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对经筵讲义的通贯性的文献整理、对经筵讲义发展脉络的梳理,及其···
无论是强调男女有别的内外共建,还是上下相通的君民一体,在传统政教秩序中,共同的个体德性建设是政教得以延展的根本起点,因此在中国政教传统中对个体修身重要性的强调就显得尤为突出,它无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得以实现的前提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