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耀】经筵上的诗教——谈个体德性与传统政教的关系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9-04-14 19:14:58
标签:经筵、诗教
周景耀

作者简介:周景耀,男,西历1981年生,安徽省颍上县人。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文系。主要致力于诗学、儒学与跨文化研究。

经筵上的诗教——谈个体德性与传统政教的关系

作者:周景耀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中国艺术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初八日己卯

          耶稣2019年4月12日

 

张栻(1133—1180),今四川绵竹人,字敬夫,号南轩,南宋大儒,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人誉为“东南三贤”。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南轩承濂洛风雅,毕生以道济天下为念,以古之圣贤自期。宋孝宗乾道年间,张栻被招为左司员外郎,兼侍讲,入经筵,为孝宗讲学。为此张栻上《谢侍讲表》以示谢恩,并表明报国之志。在表中,他对经书所担当的功能进行了概括:

 

窃以刚健笃实,易称多识之功;缉熙光明,诗著仔肩之义。盖典学所以建事,而治国始乎修身。厥惟哲王,乃烛大本。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德先勤俭,政用中和。

 

“缉熙光明”“仔肩”语出《诗经·周颂·敬之》:“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按照朱熹的解释,这是周成王“自为答之之言”,意思是“我不聪而未能敬也,然愿学焉。庶几日有所就,月有所进,继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赖群臣辅助我所负荷之任,而示我以显明之德行,则庶乎其可及尔”。这是说,《敬之》含有成王自警之意,张栻引之示于孝宗皇帝,其用意显然亦在于此。“诗著仔肩之义”的定位源自诗参与政教建设的古老传统,张栻的诗教政治学是这一中国漫长诗教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赋予诗以积极性与开放性,认为诗中所言之志可上通于国家之志。上下气息相通本是常情常理,是故诗天然具有塑造政教秩序的功用亦无须置疑,此即《诗大序》所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正因诗具有与世相呼应的特质,故可借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侍讲期间,张栻以《葛覃》进讲诗之于政教建设的重要意义,全诗如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张栻在讲义的开篇说道:

 

二南之诗,圣人示万世以制治之本源,乃三百篇之纲要,如易之首乾坤然。《葛覃》次于《关雎》,盖述后妃虽贵,不可忘其初。处宫室之中,而思其在父母家之时;居富贵之位,而念夫女工之劳。感时抚事,而因以起其归宁之心思。其节俭敦本,孝爱恭敬,薰然见乎其辞,反复诵咏之,则可以得其趣矣。

 

他认为二南诗示“制治”之本,为三百篇之纲要,如易之乾坤,即所谓“乾坤者,易之门,众卦之父母”,由乾坤二卦而众卦出,可见乾坤之基始意义,乾之大始,坤作成物,阴阳相济,乃有万物生化之道。那么,为何二南诗为制治之本、三百篇之纲要呢?《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从天地化生万物到人伦世界,天道人伦整全而一贯,此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独具特色之处。置诸人世秩序,其延展之起始与关键为夫妇一伦,此亦为传统政教设置及其得失的起点与关键,而在儒家诗经学的阐释传统中,起于闺门内的夫妇之德被视为政教之本,由之推延至闺门之外,以至邦国天下,诗具有这种兴发政治潜能的品质。此即朱熹所言:“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葛覃》居三百篇之首,《毛序》以为其旨为:“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张栻认同这个解释,他认为“制治”之本蕴于《葛覃》,闺门是化成天下的起始,而其本则在于闺门之德,此为“后妃之本”,此“本”是为人为政之“本”,亦三百篇之纲要所系。故由《葛覃》所示,无论富贵福泽之际,还是贫贱忧戚之时,皆不能失“节俭敦本,孝爱恭敬”的德性,此为制治之“本源”,南轩以此告诫孝宗立身治国之本,使之不忘其初。张栻立足于此,对《葛覃》的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解读。

 

张栻指出第一章言“后妃”未嫁时,葛叶茂盛、黄鸟和鸣之景,“诵此章,一时景物如接吾耳目中矣”,由景之美与盛,可见人之美及美之盛,由后两章可知此美更是德之美。第二章言葛成服之不厌,可见其勤劳敦本之意。第三章言思父母,告师氏以言归,薰然见其“其孝爱恭敬与夫节俭之意”。张栻由此推演认为,古之明君亦应具备这些美德,“是以古之明君与其后妃相与夙夜警戒,而不敢少忽乎此也”,为此专门立师傅指导、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诚因“人心易动,贵骄易溺,处其极而无所畏惮”之故。他以周朝为例,指出周自后稷以农事为务,历世相传,君主与后妃皆须勤于劳作,“其君子则重稼穑之事,其室家则躬织絍之勤,相与咨嗟叹息,服习乎艰难,咏歌其劳苦,此实王业之根本也”。在张栻看来,后妃之本在织絍,君主之重在稼穑,二者内外有别而一体相应,在政教运行与制度创设的过程中担负起不同的作用。这一方面显示出在传统政教结构中,作为“后妃”的女性的积极意义与重要价值。在此结构中,女性被赋予一种基于其自身原初特性的身份定位,女性在此定位中,如其所是地进行“王业”之建设。正因“后妃”在政教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张栻在《经筵讲义》中一再强调“治外必先治内”“治国必先齐家”的重要性,他对《螽斯》《兔罝》《汝坟》《鹊巢》《驺虞》《绿衣》《燕燕》等诗的阐释亦以此为旨归。

 

另一方面,“王业之根本”在于后妃与明君的德性,德性之根本在于要像民众那样躬亲农事,以此体验稼穑之艰难,以养敬谨之德,使为国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已饥寒之也”,如此而能“视民如伤”,如是“则百姓之心自然亲附如一体”。这一强调“亲历性”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是传统政治理念极具价值之处,它除了预防治国者在德性上不至“骄矜放肆”外,或也有助于制度建设不至于太过虚妄而不接地气,由是方能上下相通交流无碍。张栻直言孝宗,三代以后的君王,尤其汉唐中叶之君渐渐遗失了这个品质,不再躬亲劳作,不知稼穑艰难,故于己身之省察不足,常常脱离现实,妄为兴作,所谓“但见目前一事之办,一令之行,不知百姓流离痛苦于下”。周公作《七月》,反复说农桑之事,作《无逸》,只说稼穑之艰难,用意很明显,就是让成王知道“许多辛苦曲折”,如此“自然朝夕敬畏,惟恐失民心”。这样做,也便保证了“下情通达”,故凡有决策,必不敢草草,其治因而安固长久。张栻进而言之,君主为何要躬亲稼穑、视民如伤呢?在他看来,之所以在世间立君主,不是让君主“立乎民之上”作威作福,而是毫无私心的替百姓做事,故人主之心,当“念念在民,惟恐伤之”。若君主失此心,民之心亦将“泮涣而离矣”。

 

概言之,无论是强调男女有别的内外共建,还是上下相通的君民一体,在传统政教秩序中,共同的个体德性建设是政教得以延展的根本起点,因此在中国政教传统中对个体修身重要性的强调就显得尤为突出,它无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得以实现的前提与基础。正如他解读《驺虞》一诗时所说的那样:“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本一也”。

 

张栻之所以借《葛覃》“训导”孝宗,也与当时的历史处境有关。彼时南宋偏安,内忧外患,连年战争,至孝宗朝益见疲惫。兼侍讲期间,张栻见孝宗意欲不顾民生而伐金,进言告以境内“比年诸道岁饥民贫,而国家兵弱财匮,小大之臣,又皆诞谩不足倚仗”的事实,劝其恤民之艰,整顿吏治,暂息征伐之事。据《宋史·李彦颖传》载,因张栻这次讲学,既言先王正家之道,又因及时事,出语激切,孝宗不悦。李彦颖引《尚书·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之语劝之,孝宗方释怀,并感慨道:“使臣下皆若此,人主应无过。”孝宗也理解了张栻以诗为教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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