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耀】“俎豆之事”的象征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9-07-06 18:17:23
标签:卫国、孔子
周景耀

作者简介:周景耀,男,西历1981年生,安徽省颍上县人。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文系。主要致力于诗学、儒学与跨文化研究。

原载于  孔子为何离开卫国  

作者:周景耀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中国艺术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初三日癸卯

          耶稣2019年7月5日

 

 

 

电影《孔子》中卫灵公与孔子对谈

 

孔子周游列国,多次到卫国,在卫居住的时间也最长,卫国曾有意用他,孔子却无意接受,以至决然离去,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委,或可从卫灵公与孔子的一次对话中一探究竟。

 

公元前493年前后,孔子至卫,当时卫国国君是卫灵公。此人可谓一代枭雄,执政期间内平叛乱,外会盟于诸侯,格外重视能护佑其国稳固强大的军事,也希望孔子能在这方面施展其才能,就此,他们有过一段对话: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他学过礼乐俎豆之事,军旅之事却没有学过。这里“陈”同“阵”,指作战队伍的阵法。春秋之际,诸侯热衷于制作阵法,如郑国有鱼丽之阵,鲁国有支离之阵,楚有荆户之阵,由此可以想见,彼时诸侯对军旅之事和称霸之事的热衷,卫灵公也不例外。“俎豆”是古代祭祀、宴飨时盛食物用的两种礼器,它们一般用于诸侯觐见天子的朝聘之礼,孔子借之以示礼仪之事。问答结束后的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卫国。为什么一次简单的问答竟导致孔子离卫呢?对于军事,孔子肯定精通,但为什么孔子说他只知俎豆之事?

 

事实上,孔子对卫灵公与卫国的态度颇为复杂,他对卫灵公是有一些期待的,《论语》专设《卫灵公》一章,可见孔子对其人之态度。在《孔子家语》中哀公问孔子“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答道,未曾见过最贤良的君主,如果有的话,卫灵公算是一个吧。哀公不解,都说他家庭内有淫乱的行为,怎么算得上是贤君呢?孔子说卫灵公贤良与否是由他在朝堂做的事情来判定的,不是以家庭中的行为作为判断依据的。可见,孔子对卫灵公的评价具有多面性,未全盘否定他。孔子认为,卫灵公之所以具有贤良之君的一面,是他在朝堂上能任用贤能。据说,一次史狗为了实践自己的理想意欲离开卫国,卫灵公为了挽留他,就宿于城郊三天,不近琴瑟,一定要史狗回心转意他才重回朝堂。因卫灵公对人才的重视,故卫国无游放之士,孔子据此将卫灵公列为贤君。这一点也可以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王子季札访卫的感受得到验证,公子季札与蘧伯玉、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接触后,发出一句感慨:“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这说明卫在当时诸侯国中比较突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批贤能之士得到任用。

 

孔子初到卫国的时候,也有类似于季札的印象。他向冉有感叹卫国人口众多,这说明卫国社会安定,国民能保证温饱。孔子告诉冉有,人口多了,就要设法让他们富有,富有之后应加以教化。由这一点,可以想象到孔子希望在卫国做什么工作了,那就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工作。因为卫国不像其他国家,它具有发展礼乐教化的基础与可能性,各方面的条件基本具备,而教化问题也是使卫国更上一个台阶的关键。但是,卫灵公好像对此不太上心,这或许也是孔子评价他是无道之君的根本原因。

 

孔子居卫后,卫灵公展现了一位求贤若渴的君主形象,他给孔子的俸禄与孔子在鲁国时的俸禄相同,但孔子却未得重用,受小人离间,以致最终离开。当然,无论各国处境如何,但凡任用他,孔子都会实施他庶之、富之、教之的理想,所以他会很自信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但是孔子的理想和卫灵公的追求不在一个轨道上,二人的价值观存在着差异,但他们都希望对方按照自己的政治哲学行动。这是一种视差之见,彼此的“道”不同,一个关心俎豆之事,希望做教化方面的工作;一个关心军旅战伐之事,希望发展军事。“道不同,不相为谋”,从长远来看,即便他们二人可以合作,但难以长久。我们知道孔子不是不懂、不重视军事,但在他看来立国之本是王道,军事当为其统领,不能本末倒置,置于王道之上,否则征伐之事将不断上演,所以郑玄说:“军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也就是说,教化未施而先军事,其结果让人担忧,因未教化者掌控军事,其危害将更大。因此,即便卫灵公给了孔子很高的俸禄,但并没有正确理解孔子的良苦用心,因而不能如其所愿任用他,也就不能将孔子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才不得其用。我们知道,孔子所处的时代,以周天子为代表的政治秩序日渐孱弱,各诸侯国蠢蠢欲动,一个礼崩乐坏、群龙无首的时代开启了。与此相配的思想大势已发生转移,强调实用、强力、竞争的功利主义思想成为主潮,此乃时势使然。正如南宋大儒张栻所言:“自春秋之时言之,诸国以强弱为胜负,军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国之所以为国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实维持之也。”是故,孔子的王道理想、礼乐教化的大计,虽是立国之天命所系与国家存亡之根本所在,但这已不是当时各诸侯国关心的问题,这或许是各诸侯国在时势面前的不得已。因此,卫灵公不能如其所愿的任用孔子,其他诸侯国同样如此,其所思所行与时代“背驰”而行,周游列国注定无功而返,只能借作《春秋》以书愤,却无力挽回世界的颓败局面。

 

由孔子之言行可知,在不以礼乐教化为重点,或者说不以王道作为立国之本的意义上,他将卫灵公定义为“无道”之君。虽然他能任用贤才,保证卫国一时不亡,但他未能“胜残去杀”,且好德不如好色,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这都是一种没有仁道的体现,非治国之本。如此则兴百姓苦,亡百姓亦苦。卫灵公把孔子看低了,孔子不是贪图权位之人,权位是实现理想的途径,而非根本目的,以谋食逐利的世俗价值观待之,显然不能理解孔子借“俎豆之事”所表征的“谋道”的深远意义。孔子也知道,如果他接受了卫灵公出于霸道目的的任用,其结果无异于助纣为虐。诚如明代大儒刘宗周所论:“道不行矣,不去何为?圣人处此,直脱然无丝毫计较。才计较,便不成行。”

 

如果上述解说算是一种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再看司马迁对卫灵公与孔子告别场景的描述,就显得意味深长,《史记·孔子世家》曰:“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类似的场景,在历史中一直存在,孔子远行的背影,落寞、孤独、悲壮,甚至凄凉,那是一个以“有道”诀别“无道”的背影,它倒映在史书中的意义,就在于绝不苟且,历史因此才有了光亮与重量,值得一再打量与思慕。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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