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栏目:经学新览
发布时间:2021-07-23 23:04:22
标签:民可使由之
周景耀

作者简介:周景耀,男,西元1981年生,安徽颍上人,清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致力于诗学、儒学与跨文化研究。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作者:周景耀(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13日

 

 

由于时隔久远,语境渺茫,文字之意代有演变;加之后世知识分类与谱系变动不居,故对古籍的解读常常歧义纷披,难有确解,《论语》就是代表。即便如此,如阐释学所云,在文化共同体内,对于某些理解对象,仍存在着某种近乎确解的“集体阐释”。因此,当大家说起《论语》中某句耳熟能详的话时,往往会形成某种共同的认识,那些认识事实上是历代层垒阐释和不断教化的结果,而代代相传的结果便是对某种阐释的不言自明的认同,人之意识与心灵结构在此过程中便被构造了。比如对《论语·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下简称“民可民不可”)一句的阐释即是如此。

 

传统释读取消了民之自主性

 

“民可民不可”是《论语》中难解的话之一,不同的解释很多,在此不再一一罗列。纵观两千多年来的相关解读,虽表述各有不同,但仍有一种解读似成共识,延续至今,即从汉代郑玄、何晏开始的一种民为“下愚”“其见人道远”、不可使知的阐释模式。自此一种隐约可见的上与下、精英与庸众、统治与被统治、民愚与愚民的认识偏见便横亘在诸多解读之中。后来朱熹云“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这种解读承续了汉儒的认识,影响很大,塑造了宋以后人们对论语》及儒家的理解。进入近现代,相关解释基本遵循汉以来的阐释路径,虽然康有为、梁启超从民主和开民智的角度解读过这句话,但无非就是让老百姓“知其所以然”而已。当然,有此认识已难能可贵,是很大的进步。其后的主流解释,也未超出朱熹的解释,代表者如杨树达、钱穆、杨伯峻、李泽厚等人,钱锺书干脆将这句话视为“愚民之说”的例证。这些在民愚与愚民之间摇摆的解读,不仅起到误会孔子、抹黑孔子的作用,使之成为如范文澜所言的“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思想保守之人,更要紧的是对一种宝贵思想的严重误读。如果解读是一种开放性的行为,那么针对这句话还有无其他解读的可能性呢?

 

从孔子的思想行止来看,他始终是经权达变、行走在大地上的实践者,而不是坐在书斋里想象世界、不接地气的人;孔子不会死守章句与抽象义理,所以也就不可能在上下等级、精英庸众的傲慢视野内将民众定位为一个愚昧不知的群体,而持守“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他,更不会有愚民之念。就前者而言,在孔子眼里,上下关系是变动的,君子小人之分也不是固定的,君子可一朝沦为小人,小人亦可提升为君子。何况,这句话中的“民”并无愚昧之意,未含价值指向,说的无非是如何“使民”的问题。“民”在《论语》中大体是指与在位者不同的“众庶”群体,二者的区别只是位置的上下不同,并不因此存在智识、道德上的高低之别。这意味着,在这两个群体中,皆有可能出现“下愚”者和“上知”者。因此,强作界分事实上源自阐释者的狭隘想象,与孔子思想实不相合,甚或相反。这句话的关键词还有“可”“使”“由”“知”。“可”本义为荷担、肩挑,引申义为准许、同意、能够、允许等,可归为今天常说的“可以”“能够”义。“可”在《论语》中出现110余次,常与“不可”对举而言,前者表示肯定,与“民可使由之”一致,一般指可以、能做什么;后者多为否定,与“不可使知之”一致,一般指不可以、不能做什么。“使”争议不大,有支配、支使、役使、使用、驾驭等义。“由”则不那么简单了,在《论语》中,“由”字出现30余次,大部分指孔子弟子子路,其余十余处与“民可使由之”之“由”意义相近,相互参照,有助于理解。兹录如下: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论语·学而》)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论语·为政》)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论语·雍也》)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论语·雍也》)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论语·子罕》)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论语·卫灵公》)

 

这些句子中“由”的意思大体为使用、经由、蹈行、践履,侧重于强调行为主体“由己”的主动性,而非被动地遵从他者的指导。如果这是一种可行的理解,那么其与对后半句所作的不可使民“知其所以然”(朱熹)、“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指导之用意所在”(钱穆)、“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这是为什么”(李泽厚)等通常解释就构成了矛盾,因这些理解的思路具有一致性:民之自主性被取消了。是不是这样呢?虽然对字义进行了简单疏通,但对这句话的理解仍不清楚,结合孔子对如何待“民”以及如何“使民”的看法,或许有助于深化对这句话的理解。

 

基于“敬民”思想的新解

 

虽然今天《论语》已经大众化,但在其起始,《论语》主要是说给主政者、上位者与君子听的,彼时对话有具体语境与场景,所指对象亦不言而喻。虽其后语境与场景难以复原,但通过追溯语境,补上话语所指对象,则不难明了“民可民不可”是对主政者待民之道的告诫。但汉代以来的解释过于凸显上主下从的关系,使民遵从、照着、跟着上位者渐渐成为主流的理解,以至衍生出民愚与愚民的理解便不足为奇了。这种主流的理解是不是与孔子的思想相合呢?

 

《论语》里提到“民”的地方近50处,其中不仅没有一处明确宣扬“上主下从”的思想,反而处处体现出对这种思想的警惕,具体表现为《论语》旗帜鲜明地强调“敬民”思想,如“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论语·雍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既然孔子待民如此恭敬,自然不会有意凸显上主下从的存在感,反而更多要求取消这种存在感,主张不能随便干扰、指导百姓,因此“使民”便也分外谨慎。孔子认为,在敬民的前提下,“使民”应遵循以下几条准则:第一,“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第二,“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三,“上好礼”(《论语·宪问》)。这三条准则可谓三位一体,共同指向如何“使民”的问题。“上好礼”是说作为在上位的君子应“敬事而信”,自身德行过关,方可言“使民”,而如此使民便是合乎“义”的。这里的“义”可借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句话进行理解,即君子对于天下事,包括“使民”,其态度是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的,既没有所倾向的,也没有所亲慕的,亦即不会为民立标准、定计划,此即为“义”。如明儒刘宗周云,“义无轨迹,即天下所宜然之理”。故“使民也义”,当以民为本体、从民出发而使之,有适有莫则与义不合,因含一己意志而难免厚薄之分。可见,弱化上位者(君子)之意志,才是孔子的真正用意。那么,如何保证“无适无莫”地“使民”呢?这需要遵循“时”的准则,亦即“使民”不可违逆民之“时”,民有其时,如天有昼夜阴晴,人有生老病死,故君子使民,当与民其“时”,如此则民敬且服,劳之、使之而无怨。

 

孔子待民与使民的看法既明,那么对“民可民不可”一句进行上主下从关系的理解就显得与孔子思想格格不入。按照孔子使民的看法,“民可使由之”或可解为现实中适宜民众的、民众认可的,应当允许、放手民众去践行。后半句的“不可”与“可”相对,是指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不适宜民众的情况。“使由之”与“使知之”相对,“使由之”是“使之由”的倒装,那么“使知之”应是“使之知”的倒装。我们知道,《论语》中的“知”有些通“智”,此处的“知”即“智”之本字,是智慧的意思。如此,“不可使知之”便可理解为现实中不适宜民众的、民众不认可的,应当放手让民众使用智慧寻找解决方案。综上,“民可民不可”可考虑这样翻译:(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可以做的,任由民众去做;民众不可以做的,任由民众使用智慧去探索。这样理解或许更符合孔子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