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思想学术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
“不可使知之”便可理解为现实中不适宜民众的、民众不认可的,应当放手让民众使用智慧寻找解决方案。综上,“民可民不可”可考虑这样翻译:(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可以做的,任由民众去做;民众不可以做的,任由民众使用智慧去探索。这样理解或许更符合孔子的本意。
孔、颜自得其乐,外物不能打动他,但世间常人居多,总有人“恶衣恶食”而“不堪其忧”,无法忍受居陋巷、饭疏食饮水的生活,他们自然是厌弃之的。可以想象,那些“恶衣恶食”之人一定也曾替孔、颜忧虑,甚至责怪他们不求富贵、不够上进、不去竞争,而他们岂知孔颜之乐乐在何处呢?这有点像某些专家批评今天的年轻人不求上进。
新冠发生时,在日本,写过几则想法。2020年3月回国,隔离十四天(3、21—4、4),期间有感而发,每天写想法一则,计十四则,近八千字。耳闻目睹,心有不安,故不惮讥骂,萌生推出之念,若这些随手记下的浅薄而杂乱的想法有裨于时事,则幸莫大焉。
钱锺书对理学家诗的批评体现了其思想“趋时”的双重性:表层的与意识形态相呼应的“趋时”和深层的与二十世纪以来借助西方思想“重估”中国传统的潮流相激荡的“趋时”。前者表现为在《宋诗选注》中理学家诗的大规模缺席,后者表现为他以理念说、审美无功利说等西方现代美学观念为理论资源“重估”理学家诗与中国诗学传统,对诗的认识亦藉此发生···
武汉新冠病毒,引发一系列病毒,既有新冠文人病毒,也有“停课不停学”的新冠教育病毒………它们纠缠在一起,昭示出各种制度与思想上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观念与思想偏失过甚而有今日之祸。而百年来之学问越讲越狭,越讲越谬,或是高头讲章,虚谈性理,酸文假醋,面对现实,全无思想力量,徒然一碗鸡汤而已,弊大利薄。近来五內如焚,衡诸···
朝向多维时间,所朝向的是真正的自由、活力与包容,形态各异之时间藉此而各正性命各得其所,天地万物因之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中国之谓中国的根本与生生不息之源点即在于此,舍此,中国将失其所是,也便与自己的山河岁月相隔邈远,永远没有自己的时间,世界之世界性何尝不是如此?
孔子周游列国,多次到卫国,在卫居住的时间也最长,卫国曾有意用他,孔子却无意接受,以至决然离去,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委,或可从卫灵公与孔子的一次对话中一探究竟。
无论是强调男女有别的内外共建,还是上下相通的君民一体,在传统政教秩序中,共同的个体德性建设是政教得以延展的根本起点,因此在中国政教传统中对个体修身重要性的强调就显得尤为突出,它无疑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得以实现的前提与基础。
张尔田、陈寅恪关于李商隐巴蜀游踪诸诗的认识存在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李商隐《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诗之系年及寓意的笺释上。陈寅恪以“假设”论史,注重事实的考证与证成“理念”导引下的系统性历史的存在;针对陈寅恪具有现代气质的治学方法,张尔田持质疑态度,他强调“知人论世”与综合事实和经验的“论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