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笔者曾以“心性之学与当代儒学的世界化”为题写了一篇纪念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60周年的文章。文章以分析儒家心性论核心内容之一的“人禽之辨”为例,表达了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宣言》把心性论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但对心性之学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理解。
从历史看儒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儒学首先在春秋战国之际奠定了“学”的深厚根基,自西汉成为政治的主导思想之后,又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人文与乡土三位一体,官员一身而兼三任的社会格局。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很特别的,它保证了统治阶层的不断的和平再生产;在社会内部实现了政治的机会平等,也在政治、人文与道德风俗及社会治理方面···
鉴于反传统主义与儒家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儒学如何在场成为儒学复兴的首要问题。近代以来,制度儒学解体,心性儒学兴起。但心性儒学影响有限并因道德中心主义,难以容纳民主、科学等而倍受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