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7-05-04 09: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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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文

杨海文,男,1968年生,湖南长沙人,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曾供职于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现为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中国孟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专家(山东省儒学研究高端人才)、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现代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编辑,兼任中国孟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孟子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孟子思想、孟学史及中国哲学史研究。著有《心灵之邀——中国古典哲学漫笔》(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浩然正气——孟子》(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化蛹成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齐鲁书社2014年版)、《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齐鲁书社2017年版),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庄生传颜氏之儒”: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

作者:杨海文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文史哲》2017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四月初八日庚寅

          耶稣2017年5月3日

 

 

 

摘要:章太炎至少有五种文献涉及“庄子即儒家”议题:早年两种尚属消极评论,晚年三种已是积极参与。“庄生传颜氏之儒”是其画龙点睛之笔:颜子一系儒学由庄子传承,庄子是颜氏之儒的传人;传颜氏之儒的庄子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坐忘不是道家的本事,而是儒家的至境;即使庄子后来成了道家,但他当时也是以儒家身份,把颜子坐忘的工夫与境界记载并传承了下来。由章太炎晚年的积极参与可知,“庄子即儒家”议题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儒道互补之思所能范围,而是具有独特的思想史内涵,理应获得自身的思想史地位。

 

关键词:庄子;颜子;庄生传颜氏之儒;“庄子即儒家”议题

 

庄子与儒家有着密切关系:从庄子是道家看,这种关系隶属于儒道互补之思;从庄子是儒家看,这种关系转换为“庄子即儒家”议题。前者是传统观点,众所周知;后者始于韩愈(768—824),津津乐道者不少,知其详情者不多。“庄子即儒家”在儒道互补之外,创新并丰富了庄子与儒家的思想史关联,开显并证成了奇正相生的辩证之境。庄学大师章太炎(1869[i]—1936)至少有五种文献(早年两种、晚年三种)涉及这一议题,并以“庄生传颜氏之儒”为画龙点睛之笔,可让我们管窥“庄子即儒家”议题的历史衍化及其独特内涵。

 

一、“率尔之辞”

 

1906年9月,旅居日本的章太炎接任《民报》主编,并成立国学讲习会。《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记述:“国学讲习会出有《国学讲习会略说》,铅字排印本,日本秀光社印行,1906年9月出版,署黄帝纪元六百四年[ii],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论诸子学》,即同年七月二十、八月二十日出版之《国粹学报》丙午第八、第九号所载章氏所著《诸子学略说》……”[iii]

 

《论诸子学》指出:

 

或谓子夏传田子方,田子方传庄子,是故庄子之学,本出儒家。其说非是。《庄子》所述如庚桑楚、徐无鬼、则阳之徒多矣,岂独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谓其学所出必在于是,则徐无鬼亦庄子之师耶?南郭子綦之说为庄子所亟称,彼亦庄子师耶?[iv]

 

韩愈是“庄子即儒家”议题的第一推手,其《送王秀才序》有言:“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v]寻思这段话,最成问题的是第二句,第三句因佐证第二句变得亦有问题。蔡元培(1868—1940)留德期间写的《中国伦理学史》评价:“其说不知所本。”[vi]章太炎拿第三句开刀,藉此证伪第二句,得出“其说非是”的结论,明显不赞成韩愈的说法。究其实,这类评论尚在“庄子即儒家”议题之外,并未入乎其内。

 

《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记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二十日(1908年1月23日),《国粹学报》丁未年第十二号出版,‘社说’栏有《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二封,即《别录》卷二《与人论国学书》和《再与人论国学书》”[vii]。

 

《与人论国学书》指出:

 

至以庄子为子夏门人(《经解上》),盖袭唐人率尔之辞,未尝订实。以庄生称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师,斯则《让王》亦举曾原,而则阳、无鬼、庚桑诸子,名在篇目,将一一皆是庄师矣。[viii]

 

这里对庄子为子夏门人之说的否定及其证词,与《论诸子学》如出一辙。所不同者,它把矛头指向了章学诚(1738—1801)。《文史通义·经解上》云:“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ix]《校雠通义·汉志六艺》云:“荀、庄皆孔氏再传门人,(二子皆子夏氏门人,去圣未远。)其书明著六经之目,则《经解》之出于《礼记》,不得遂谓剿说于荀卿也。”[x]章学诚像韩愈一样认为庄子乃子夏门人,章太炎讥评其是“未尝订实”的“率尔之辞”。

 

章太炎手定的《国故论衡》及《太炎文录》未收《论诸子学》[xi],《与人论国学书》则被收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章太炎早年虽然注意到“庄子即儒家”这一议题,但并不觉得它具有足够的学术含量。《论诸子学》以“或谓”、《与人论国学书》以“唐人”指称韩愈,又先后断以“其说非是”“率尔之辞”,轻蔑之意跃然纸上。大体而言,清末的章太炎只是“庄子即儒家”议题的消极评论者,还不是积极的参与者。

 

二、接着韩愈讲

 

1922年4—6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约,在沪讲授国学,共十讲。《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记述:“《国学讲演记录》(《申报》,1922年4月2日、8日、9日、16日、23日,5月1日、7日、14日、15日、28日,6月4日、11日、18日)《国学概论》(曹聚仁编,1922年11月1日上海泰东图书局铅字排印本,一册)。”[xii]又云:“章氏讲演,曹聚仁曾将记录整理,于本年11月1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铅字排印,以《国学概论》为题出版,记录较《申报》为详,间有《申报》所录而为《国学概论》刊落者。此外,另有张冥飞笔述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1924年平民印书局再版本。”[xiii]

 

由曹聚仁(1900—1972)整理的《国学概论》,流布极广,影响极大。曹聚仁晚年的《从一件小事谈起》曾把它与钱穆(1895—1990)的同名著作进行比较:“钱先生的《国学概论》并不坏,坊间还有许多同一课题的书;不过,全国大中学采用最多的,还是章太炎师讲演,我所笔录的那部《国学概论》,上海泰东版,重庆文化服务版,香港创垦版,先后发行了三十二版,日本也有过两种译本。”[xiv]

 

《国学概论》第3章《国学之派别(二)——哲学之派别》指出:

 

儒家之学,在《韩非子·显学篇》说是“儒分为八”,有所谓颜氏之儒。颜回是孔子极得意门生,曾承孔子许多赞美,当然有特别造就。但孟子和荀子是儒家,记载颜子的话很少,并且很浅薄;《庄子》载孔子和颜回的谈论却很多。可见颜氏的学问,儒家没曾传,反传于道家了。《庄子》有极赞孔子处,也有极诽谤孔子处;对于颜回,只有赞无议,可见庄子对于颜回是极佩服的。庄子所以连孔子也要加抨击,也因战国时学者托于孔子的很多,不如把孔子也驳斥,免得他们借孔子作护符。照这样看来,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道家了。至韩退之以庄子为子夏门人,因此说庄子也是儒家;这是“率尔之论,未尝订入实录”。他因为庄子曾称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的先生;那么,《让王篇》也曾举曾则阳、无鬼、庚桑诸子,也都列名在篇目,都可算做庄子的先生吗?[xv]

 

与《论诸子学》《与人论国学书》相比,《国学概论》戏论谁都可为庄子之师,这是大同;点名道姓批评韩愈,这是小异;让颜子出场,这是大异。

 

在章太炎看来,《孟子》《荀子》论颜子,不仅少,而且浅薄;《庄子》不然,它对孔子既有赞亦有弹,对颜子却有赞而无弹,可见庄子极其敬佩颜子,“老子→(孔子→颜子)→庄子”的传承实际上是“道家→儒家→道家”的复归。另外,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颜子属德行科,子夏属文学科(《论语》11·3[xvi]);《庄子》从未提过子夏,却有15个与颜子相关的场景(依次为:《人间世》1个、《大宗师》2个、《天运》1个、《至乐》1个、《达生》1个、《山木》1个、《田子方》3个、《知北游》1个、《让王》2个、《盗跖》1个、《渔父》1个)[xvii]。章太炎把庄子的师承由子夏变成颜子,就韩愈无视《庄子》从未提过子夏而言,这是正本清源;就章学诚拿子夏传经做文章而言,这里蕴含从文献传授(文学科)转向德性成长(德行科)的深意。

 

1922年的《国学概论》让颜子出场,可以视为章太炎对其早年思想的否定与超越。章太炎1899年12月25日发表的《今古文辨义》有言:“孔子贤于尧、舜,自在性分,非专在制作也。昔人言禹入圣域而未优,斯禹不如尧、舜也;颜渊言欲从末由,斯颜不如孔也。此其比较,皆在性分之内,岂在制作哉!”[xviii]颜子不是这段话的主角,但“颜不如孔”四字分外醒目。而立之际,章太炎是尊荀健将。1900年出版的《訄书初刻本》即以《尊荀》开篇[xix]。几年后的《訄书重订本》虽然删去《尊荀》,但其中的《订孔》仍说:“夫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惟才美弗能与等比,故终身无鲁相之政,三千之化。”“荀卿学过孔子,尚称颂以为本师。此则如释迦初教本近灰灭,及马鸣、龙树特弘大乘之风,而犹以释迦为本师也。”[xx]与此相比,《国学概论》认为庄子的“无我”这一主张很高深,“孟、荀见不到此;原来孔子也只推许颜回是悟此道的。所以庄子面目上是道家,也可说是儒家”[xxi]。章太炎由早年尊荀到晚年尊颜,这一变化耐人寻味。

 

《国学概论》讨论颜、庄关系,因其说过“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已可提炼为“庄生传颜氏之儒”,并与韩愈讲的“庄子本子夏之徒”大异其趣;因其说过“庄子面目上是道家,也可说是儒家”,又与韩愈开出的“庄子即儒家”议题同气相投。从论证方式、思想定位看,章太炎显然沿袭了韩愈的路数——不是原封不动地照着讲,而是推陈出新地接着讲。

 

首先,从论证方式看。不管是韩愈把庄子与子夏相比,还是章太炎把庄子与颜子相比,两者都是拿庄子与儒家相比,这是论证方式之同。一则以子夏,一则以颜子,仅是具体结论之异,无法遮蔽论证方式之同。

 

其次,从思想定位看。韩愈的《送王秀才序》有言:“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xxii]意思是说:庄子虽是子夏后学,最终却归本道家,因此不能与孟子相提并论,反而是儒家眼里的异端。《国学概论》论“老子→(孔子→颜子)→庄子”与 “道家→儒家→道家”的关联,也是认为庄子先求学于儒家、后归依于道家。这是思想定位之同。为何如此?《国学概论·哲学之派别》讲道:“周秦诸子,道、儒两家所见独到;这两家本是同源,后来才分离的。”[xxiii]同源未必同归,庄子是“半途而废”的儒家,此乃韩愈、章太炎之同。

 

《国学概论·哲学之派别》还指出:

 

道家的庄子以时代论,比荀子早些,和孟子同时,终没曾见过一面。庄子是宋人,宋和梁接近;庄子和惠子往来,惠子又为梁相,孟子在梁颇久,本有会面的机会;但孟子本性不欢喜和人家往来,彼此学问又不同,就不会见了。[xxiv]

 

两宋学者讨论过孟子、庄子为何同时却互不相及,这也是与“庄子即儒家”议题相关的内容。1922年的沪上讲座不仅提出“庄生传颜氏之儒”,而且关注“庄孟互不相及”,足见章太炎已从消极的批评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庄子即儒家”议题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

 

三、颜氏之儒的传人

 

章太炎别号菿汉阁主[xxv],世称菿汉大师,著有《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劄记》三种[xxvi]。《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记述《章氏丛书续编》(1933年北平刊本)有《菿汉昌言》6卷,并注“章氏国学讲习会另有单行本”[xxvii]。今人虞云国据高景成(1916—2009)的《章太炎年谱》所引《民国名人图鉴》的一段话,认为《菿汉昌言》成书于1925年以后[xxviii]。《菿汉昌言》1933年刊行,但成书时间较为模糊。有鉴于此,章门大弟子黄侃(1886—1935)的《寄勤闲室日记(辛未四月)》值得重视。

 

1931年5月31日,黄侃日记:“奉先生卅日书,又补《春秋疑义答问》五条,又说《文王受命辨》(师新作,附入《菿汉昌言》者)大意。与鹰若书,问所称《菿汉昌言》在予处之说。”[xxix]《文王受命辨》当指《菿汉昌言·区言一》“西伯受命称王……何其自为矛盾欤”一段[xxx],加上“师新作”云云,表明《菿汉昌言》仍在创作之中。“问所称《菿汉昌言》在予处之说”[xxxi],则显示手稿早就存于黄侃那里。6月1日日记:“遍搜箧中,果得师《菿汉昌言》手稿,亟书告鹰若。”6月14日日记:“得鹰若快书,内有补《昌言》稿廿九纸。”[xxxii]黄侃果然存有手稿,鹰若(孙世扬,1892—1947)又寄来补稿,可见《菿汉昌言》早已成其大端,但时有增补,只是影响甚微,否则黄侃不会束之高阁乃至久则遗忘。

 

由黄侃日记与高景成写的年谱可知,《菿汉昌言》的成书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断断续续的。大致说来,它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始于1925年之后,终于1931—1933年之间。这一判定不影响我们描述并评析章太炎论“庄子即儒家”的心路历程。

 

《菿汉昌言·经言一》指出:

 

庄生传颜氏之儒,(颜氏之儒,见《韩非·显学篇》。)述其进学次第。《田子方篇》:颜渊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此盖仰高钻坚瞻前忽后之时也。《人间世篇》:仲尼告以心斋,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此与克己相应者也。《大宗师篇》:颜回曰:“回忘仁义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忘礼乐矣!”仲尼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夫告以为仁之道而能忘仁,告以复礼而能忘礼,离形去知,人我与法我同尽,斯谓“克己”。同于大通,斯谓“天下归仁”。此其造诣之极也。世儒徒见其云瞠乎后者,以为贤圣相去,才隔一臂,望其卓尔力不能从,于是颜苦孔之卓之论起,遂成大谬,不悟仲尼方请从颜渊后也。盖非与仁冥,不能忘仁;非与礼冥,不能忘礼。所见一豪不尽,不能坐忘。忘有次第,故曰屡空。非谓一有一无,如顾欢之说也。由是言之,云其心三月不违仁者,尔时犹有仁之见也,逾三月则冥焉忘之矣。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斯时违与不违皆不可说。(“得一善则卷卷服膺而弗失”,此子思述先君子语。盖难尽信。)[xxxiii]

 

区别于《国学概论》讲“庄生传颜氏之儒”,《菿汉昌言》不只是一语破的,更是条分缕析。“述其进学次第”既钩沉了《庄子》中的颜子形象嬗变史,又把颜子的德性成长纳入儒学解读之中。

 

谈《庄子》中的颜子形象嬗变,离不开与孔子进行比较。《田子方》以“瞠若乎后”写照颜子对于孔子的敬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趋,亦趋也;夫子辩,亦辩也;夫子驰,亦驰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xxxiv]《人间世》中的颜子,仍是虚心向孔子求教的学生。可到《大宗师》,面对颜子讲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孔子喟叹“请从而后” [xxxv],孔颜关系出现根本变化。

 

凡是道德实践主体,无不心存德性成长的焦虑。颜子“瞠若乎后”于孔子,向善的企盼油然而生。孔子曾说:“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礼记·中庸》)[xxxvi]尽管章太炎不认可这种说法,但是,经由孔子告以心斋,直至颜子悟出坐忘,它确是颜子不断成长自身德性的必由之路。道德实践主体的德性一旦获得真切、圆融的成长,就能成为他人的榜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孔子是以“请从而后”于颜子。两个“后”字刻画了《庄子》版的孔颜乐处:颜子因“后”而天天向上,孔子因“后”而虚怀若谷,德性成长是相互的,向善永无止境;在终极意义上,成德达材实无孰先孰后之分,更不存在谁高谁低。

 

章太炎从《田子方》讲到《大宗师》,不是为了彰显“瞠若乎后”于孔子的颜子——这样做有可能沦于《法言·学行》所说“颜苦孔之卓之至也”[xxxvii]的地步,而是旨在表彰孔子“请从而后”的颜子。对于颜子,庄子尽是赞誉,章太炎则用《论语》《孟子》予以诠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12·1)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11·19)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6·7)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8·19[xxxviii])

 

为何心斋只是与克己相应?盖因它是孔子的教法,而非颜子的自证。从心斋到坐忘,克己又是必须的。坐忘分成两段:前一段,离形去知对应于克己[xxxix];后一段,同于大通对应于天下归仁。为何同于大通是颜子造诣之极的体现?盖因它是颜子的自证,而非孔子的教法。世儒仅仅看到“瞠若乎后”于孔子的那个颜子,但孔子“请从而后”的这个颜子才是至关重要的。以往的颜子,“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其心三月不违仁”;此时的颜子,“忘有次第,故曰屡空”,已臻“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之境。先心斋再坐忘,且由心斋而入坐忘,方能从念念不忘地“行仁义”(理事无碍)升华至无适无莫地“由仁义行”(事事无碍)。坐忘高于心斋,坐忘是最高的道德实践境界。

 

把坐忘视作颜子的最高成就,如果从儒道互补之思看,它是庄子对颜子所做的道家化解读,属于儒家人物被予以道家化叙事,且在庄子哲学建构中举足轻重[xl]。换句话说,坐忘是道家而不是儒家的工夫—境界,颜子是以儒家身份登峰造极地领悟了道家的精髓。我们为何认为章太炎是从“庄子即儒家”议题看问题呢?这里把它与1915—1916年成书[xli]的《菿汉微言》做个比较。

 

《菿汉微言》第75、90则,亦论坐忘。第75则指出:“依何修习而能无意无我?颜回自说坐忘之境……自胜之谓‘克己’,慢与慢消,故云‘复礼’。我与我尽平等,性智见前,此所以‘为仁’也。颜回庶几之才,闻一知十,乍聆胜义,便收坐忘之效。”[xlii]它既用“克己复礼为仁”阐释坐忘,又用“平等”“性智”把颜子往佛学那边靠,但没有用孔子说的“请从而后”来高度评价颜子的坐忘境界。第90则先是认为“颜渊坐忘,所至卓绝”,拿《成唯识论》验证一番以后,结论却是“颜渊始证初地,后证三地”,末尾还对“世人以佛法说孔、颜事,往往奢言无限,不相剀切”批评了一通,因为坐忘并未达致四地——“微细我见烦恼永灭者,四地位也”[xliii]。仅就这两则材料看,《菿汉微言》一则以佛解儒,坐忘自然算不上最大成就;二则庄子缺席,庄子与颜子没有对接起来,与“庄子即儒家”议题尚有极大的距离。

 

实际上,《菿汉微言》是章太炎论“庄子即儒家”由消极评论者到积极参与者的过渡环节,作用不可低估。相比之下,《菿汉昌言》论坐忘,虽然留下佛学的痕迹,但气象焕然一新、今非昔比。前文所述之外,《经言一》有云:“老以诏孔,其所就为无我;孔以诏颜,其所就为克己。”[xliv]仿此,我们认为章太炎接着会说:“颜以诏庄,其所就为坐忘。”《经言一》又把坐忘与静坐勾连在一块,并云:“《曲礼》曰:‘坐如尸。’常人不习止观,坐至一两刻许,不昏沉即妄念,昏沉者四体弛,妄念者容止变,安能如尸也!故知静坐乃礼家恒教,何容咤为异术?”[xlv]藉此静坐、坐忘的礼家(儒家)本领,章太炎切断了儒家人物被予以道家化叙事(从属于儒道互补)的思路,成就了其论“庄子即儒家”的画龙点睛之笔——“庄生传颜氏之儒”。

 

“庄生传颜氏之儒”意味着:颜子一系儒学由庄子传承,庄子是颜氏之儒的传人。传颜氏之儒的庄子当然是儒家,而不是道家;坐忘不是道家的本事,而是儒家的至境。或者说,传颜氏之儒那个时期的庄子必然是儒家,即使他后来成了道家;但这同样得承认庄子当时是以儒家身份,把颜子坐忘的工夫与境界记载并传承了下来。“庄子即儒家”议题不同于、并独立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儒道互补之思,不是儒道互补之思所能范围[xlvi],而是具有独特的思想史内涵,同时理应获得自身的思想史地位。

 

四、不骂本师

 

《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记述:1935年9月16日,章氏国学讲习会正式开讲,会址设在苏州锦帆路50号,“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其中有《诸子学略说》上、下篇,王乘六(1894—1980)等人记录,刊于《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第7、8期[xlvii]。据《太炎文录续编》卷首插页[xlviii]、《章太炎学术年谱》[xlix]以及本文征引的《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诸子学略说》当作《诸子略说》。

 

《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第4章《诸子略说》指出:

 

绝四之说,人我、法我俱尽。“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者,亦除法我执矣。此等自得之语,孔颜之后,无第三人能道(佛、庄不论)。[l]

 

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皆论学而及政治者也。子思、孟子既入天趣,若不转身,必不能到孔、颜之地,惟庄子为得颜子之意耳。[li]

 

然则论自得之处,孟子最优,子思次之,而皆在天趣。荀子专主人事,不务超出人格,则但有人趣……至于孔、颜一路,非惟汉儒不能及,即子思、孟子亦未能步趋,盖逖乎远尔。[lii]

《庄子》书中,自老子而外,最推重颜子,于孔子尚有微辞,于颜子则从无贬语。[liii]

 

前面三段话包含先秦儒学传承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作为主流看法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另一条是作为章太炎观点的“孔子→颜子→庄子”。第四段话是对1922年《国学概论》的温故知新。传承之旅上“惟庄子为得颜子之意耳”,《庄子》书中“最推重颜子”,加上“超出人格而不能断灭,此之谓天趣”[liv]的说明,它们相得益彰、相互支援,均是为了否弃主流看法,让“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9·11)的颜子成为居于子思、孟子之上的先秦儒学传承者乃至集大成者,进而坐实庄子传颜氏之儒,传的是孔门最优异的德行一科。

 

就“庄子即儒家”议题而言,韩愈之后,苏轼(1037—1101)成为第二推手。其《庄子祠堂记》说道:“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lv]苏轼把庄子看作“阴奉阳违”的儒家,但《庄子祠堂记》又云:“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lvi]


《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诸子略说》指出:


杂篇有孔子见盗跖及渔父事,东坡以为此二篇当删。其实《渔父篇》未为揶揄之言,《盗跖篇》亦有微意在也。七国儒者,皆托孔子之说以糊口,庄子欲骂倒此辈,不得不毁及孔子,此与禅宗呵佛骂祖相似。禅宗虽呵佛骂祖,于本师则无不敬之言。庄子虽揶揄孔子,然不及颜子,其事正同。禅宗所以呵佛骂祖者,各派持论,均有根据,非根据佛即根据祖,如用寻常驳辨,未必有取胜之道,不得已而呵佛骂祖耳。孔子之徒,颜子最高,一生从未服官,无七国游说之风。自子贡开游说之端,子路、冉有皆以从政终其身。于是七国时仕宦游说之士,多以孔子为依归,却不能依傍颜子,故庄子独称之也。东坡生于宋代,已见佛家呵佛骂祖之风,不知何以不明此理,而谓此二篇当删去也。[lvii]

 

章太炎不赞成苏轼删去《渔父》《盗跖》,而是认为它们与禅宗呵佛骂祖相似。由苏轼出发,并把庄子骂孔子视作呵佛骂祖,这一比拟可以焦竑(1540—1620)的《读庄子七则》为代表:

 

史迁言庄子诋訾孔子,世儒率随声和之,独苏子瞻谓其实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无如庄子。噫子瞻之论,盖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牵于文而莫造其实,亦恶知子瞻之所谓乎!何者?世儒之所执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也;而庄子之所论者,其精也……释氏之论詶恩者,必诃佛詈祖之人。夫以诃佛詈祖为詶恩,则皈依赞叹者为倍德矣。又孰知夫诃与詈者,为皈依赞叹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吊,尝非老聃矣;栗林之游,又尝自非矣,而亦谓诋訾聃、周也,可乎?[lviii]

 

你要对佛教感恩,就得诃佛詈祖。骂得越厉害,感恩越彻底。诃、詈之至,是皈依、赞叹之至。焦竑贯彻苏轼“实予文不予,阳挤阴助之”的思路,认为《渔父》《盗跖》两篇不是真要诋毁孔子,而是诃佛詈祖以酬恩,“尊孔子者无如庄子”。

 

庄子骂孔子,有似禅宗呵佛骂祖,此乃章太炎与焦竑之同。《诸子略说》又云:“惟所谓儒者乃当时之儒,非周公、孔子也。其讥弹孔子者,凡以便取持论,非出本意,犹禅宗之呵佛骂祖耳。”[lix]言外之意,庄子骂的不是孔子,而是骂假托孔子之说以糊口的七国儒者。“于本师则无不敬之言”,则是章太炎与焦竑之异。祖师可骂,所以《庄子》对孔子尚有微辞;本师不可骂,所以《庄子》对颜子从无贬语。章太炎突出本师一义,旨在夯实他晚年一直坚持的“庄生传颜氏之儒”,亦即庄子是传承颜氏一系儒学的传人;又由战国游士“多以孔子为依归,却不能依傍颜子,故庄子独称之也”,重在凸显庄子以颜子为师的根据不是世俗政治,而是内在超越的德性。

 

庄子尽管以颜子为本师,但并未沿着儒家的精神方向一路走下来。从庄子的思想追求看,《国学概论》认为:自由、平等是庄子的根本主张[lx]。《诸子略说》指出:“……逍遥者,自由之义;齐物者,平等之旨。”“必也一切都空,才得真自由,故后文有外天下,外物之论,此乃自由之极至也。”“庄子以为至乎其极,必也泯绝是非,方可谓之平等耳。”[lxi]从庄子与老子的关系看,《国学概论》尝言:“庄子自以为和老子不同,《天下篇》是偏于孔子的。但庄子的根本学说,和老子相去不远。”[lxii]《诸子略说》亦云:《庄子》是“自老子而外”,方“最推重颜子”[lxiii]。在章太炎看来,庄子有其根本主张,且与老子相去不远,因而仍是“半途而废”的儒家。

 

五、“章太炎曾有此说”

 

以上逐一分疏了章太炎论“庄子即儒家”的五种文献:第一种是1906年发表的《论诸子学》,第二种是1908年发表的《与人论国学书》,第三种是1922年讲演并出版的《国学概论·哲学之派别》,第四种是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的《菿汉昌言·经言一》,第五种是1935年讲演并发表的《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诸子略说》。

 

就“庄子即儒家”议题而言,早年章太炎尚属消极评论者,晚年章太炎已成积极参与者。他晚年始终把庄子当作“半途而废”的儒家——此乃与韩愈之同,甚至把庄子当作“阴奉阳违”的儒家——此乃与苏轼之同,却从未把庄子当作“彻头彻尾”的儒家——此乃与第三推手觉浪道盛(1592—1659)及其《正庄为尧孔真孤》之异[lxiv]。从现代庄学史看,“庄生传颜氏之儒”这一画龙点睛之笔的影响最大。

 

郭沫若(1892—1978)1944年9月写成的《庄子的批判》(收入《十批判书》)指出:

 

韩愈疑庄子本是儒家。出于田子方之门,则仅据《外篇》有《田子方篇》以为说,这是武断。我怀疑他本是“颜氏之儒”,书中征引颜回与孔子的对话很多,而且差不多都是很关紧要的话,以前的人大抵把它们当成“寓言”便忽略过去了。那是根据后来所完成了的正统派的儒家观念所下的判断,事实上在孔门初一二代,儒家并不是那么纯正的,而儒家八派之中,过半数以上是已经完全消灭了。[lxv]

 

《庄子》书中虽然很多地方在菲薄儒家,如像《杂篇》中的《盗跖》、《渔父》两篇更在痛骂孔子,但那些都是后学者的呵佛骂祖的游戏文字,而认真称赞儒或孔子的地方,则非常严肃。[lxvi]

 

庄子是从颜氏之儒出来的,但他就和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卒于“背周道而用夏政”一样(《淮南·要略》),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宗派。[lxvii]

 

读完上面三段话,不熟悉郭沫若的人可能会说:这不是章太炎讲的吗?在“我怀疑他本是‘颜氏之儒’”之下,郭沫若自注:“章太炎曾有此说,曾于坊间所传《章太炎先生白话文》一书中见之。”[lxviii]这个自注有点简单(从现代学术规范看),甚至疑点重重(当另文详论)[lxix],但足以说明:郭沫若从颜氏之儒切入并展开“庄子即儒家”议题,章太炎是其功不可没的第一引路人。

 

1958年,李泰棻(1896—1972)出版《老庄研究》。该书下卷《庄子研究》引过郭沫若“我怀疑他本是‘颜氏之儒’”那段话[lxx],又写道:“……韩愈据《田子方篇》为说,疑周系儒家,出于子夏之门;姚鼐附和其说(见《庄子章义·序》)。章实斋亦同(《文史通义·经解》)。章太炎疑系颜氏之儒,郭沫若附和其说(见《十批判书》一八七页)。”“章氏辩其非出于子夏之门之说固是,但认为庄周系颜氏之儒者更非。我认为他并不是颜氏之儒。”[lxxi]李泰棻依据《章氏丛书·别录》[lxxii],认可章太炎对于庄子出子夏之门的批判。这里说的《章氏丛书·别录》,亦即《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与人论国学书》。李泰棻批评章太炎提出的庄周系颜氏之儒,但并未出具第一手文献,而是转引自《十批判书》。这是“章太炎曾有此说”由郭沫若传承下来的显著例证。

 

1960年,钟泰(1888—1979)写的《庄子发微序》有云:

 

予向亦尝以为庄子殆兼孔、老两家之传,及今思之,是犹不免影响之见。庄子之学,盖实渊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故其书中颜子之言既屡见不一,而若“心斋”,若“坐忘”,若“亦步亦趋”,“奔轶绝尘,瞠若乎后”云云,皆深微精粹不见于他书。非庄子尝有所闻,即何从而识之?更何得言之亲切如此?故窃谓庄子为孔门颜子一派之传,与孟子之传自曾子一派者,虽同时不相闻,而学则足以并峙。[lxxiii]

 

20世纪60年代初期,钟泰、李泰棻同在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国学[lxxiv]。从“庄子即儒家”议题看,李泰棻属于消极评论者,反复提到“章太炎曾有此说”;钟泰属于积极参与者,而且是“庄子本颜氏之儒”的集大成者,却闭口不谈章太炎、郭沫若。钟泰写《庄子发微》不引近人之说,私下里却时有点评。“文革”前夕,《庄子发微》由东北文史研究所出资影印200册。据李吉奎回忆:“书中序言是钟老亲笔写的,在定稿本上,他指给我看,某句是有所指的。说这句话,大概是让后人知其本心。”[lxxv]其时,《十批判书》一版再版,郭沫若如日中天。钟泰长期研究《庄子》,岂能按捺得住读《庄子的批判》的冲动?即便读后不以为然,却附带知道或者更加知道了章太炎,当是情理中事。所以,“章太炎曾有此说”由郭沫若传承下来的隐微例证,有可能正在“某句是有所指的”之中。

 

回到章太炎与“庄子即儒家”议题。成书于1910年代中期的《菿汉微言》第74则有段话,可以窥测章太炎由消极评论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的某种心迹:

 

喻以此土成事,如孔子所言著在《论语》,而深美之说翻在庄周书中。庄周述孔,容有寓言,然而频烦数见,必非无因,则知孔氏绪言遗教,辞旨闳简,庄生乃为敷畅其文。总纰于彼,而成文于此,事所宜有。子曰“六十而耳顺”,明为自说阶位之言,而耳顺云何,莫知其审。庄周述之则曰:“听止于耳,心止于符。”“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耳顺之旨居然可明。[lxxvi]

 

《论语·为政》的“六十而耳顺”(2·4),《庄子·人间世》的“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lxxvii],都是孔子说的话。把它们勾连起来,心斋即是耳顺之旨。再由“孔子所言著在《论语》,而深美之说翻在庄周书中”,可知“庄周述孔”成为章太炎新的问题意识,与过去“以佛解庄”[lxxviii]有所不同。加上前面讨论过的第75、90则,《菿汉微言》论孔子、颜子,论心斋、坐忘,论“庄周述孔”,仿佛已为后来的“庄生传颜氏之儒”埋下伏笔。一旦章太炎成为“庄子即儒家”议题的积极参与者,这一切就会由量变到质变,脱胎换骨地孕育“庄生传颜氏之儒”的画龙点睛之笔。

 

崔大华(1938—2013)认为:康有为(1858—1927)的《万木草堂口说》、谭嗣同(1865—1898)的《北游访学记》、梁启超(1873—1929)的《论支那宗教改革》均支持韩愈首倡的庄子出子夏之门的说法,而章太炎讲“庄生传颜氏之儒”,目的在于显示他与改良派的全面对立[lxxix]。顺此思路,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对立还体现为:“百日维新”失败之后的几年,康有为把《论语》《礼运》《中庸》《孟子》当作“新四书”[lxxx],殚精竭虑地作注;1930年代,章太炎把《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当作“新四经”[lxxxi],不遗余力地宣扬。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打倒孔家店、激烈反传统成为时代潮流。当年叱咤风云的改良派、革命派风光不再,不少人从政治型思想家变身为思想型学者,其文化社会工作的政治含量剧减,文化学术工作的社会含量日增。梁启超1920年以《清代学术概论》完成自我转型[lxxxii],章太炎大讲国学以维系神州慧命[lxxxiii]。1922年的《国学概论》第5章为《结论——国学之进步》,章太炎提出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lxxxiv]。1934年2月9日,章太炎手书《论以后国学进步》的题词:“一,经学以明条例求进步;二,史学以知比类求进步;三,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四,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lxxxv]章太炎晚年藉助听者云集的国学讲座,积极参与“庄子即儒家”议题,反复讲“庄生传颜氏之儒”,饱含反弹时尚、情深古典的苦心孤诣,亦是其精神文化生命的自画像——心斋乃六十耳顺之工夫、坐忘乃七十不逾矩之境界。

 

时至今日,“庄子即儒家”议题一则大多数人闻所未闻,二则消极评论者占绝对优势。它看起来是可爱而不可信的思想史八卦,其实是自身具有独特内涵的思想史议题,颇为值得现代庄学、儒学(尤其是孟学)研究联合作战,辑录其文献资料,理清其发展线索,敞开其思想含义,唤醒其时代诉求。我们把章太炎的相关论述摘录出来并略作探讨[lxxxvi],就是为了不再犯“以前的人大抵把它们当成‘寓言’便忽略过去了”(前引郭沫若语)的过错,进而使得“庄子即儒家”议题逐渐能被人们熟悉、理解乃至认可。

 



注释:

 

[i] 章太炎生于农历1868年十一月三十日,系公历1869年1月12日。年谱常用农历,其他著述通行公历。

[ii] 1906年是黄帝纪元4603年,而非604年。这一笔误,汤志钧一直未予更正。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6页;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5页。笔误是否源自秀光社排印本,待考。

[iii]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125页。

[iv] 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页。

[v]《韩愈全集》文集卷4,[唐]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vi]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页。

[vii]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146页。

[viii] 本社编:《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ix]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3—94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x]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下册,第1021页。

[xi] 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138页。

[xii]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399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xiii]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397页。

[xiv]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页。

[xv]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xvi] 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译注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为据,下同。

[xvii] 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349页。按,该书以“次”表述欠妥,我们改用“场景/个”表述。

[xviii]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9—110页。

[xix] 参见朱维铮校点:《訄书初刻本》,本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xx] 朱维铮校点:《訄书重订本》,本社编:《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35页。

[xxi] 参见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39页。

[xxii]《韩愈全集》文集卷4,[唐]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第212页。

[xxiii]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35页。

[xxiv]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37页。

[xxv] 菿,有大、明二义,音dào;章太炎读倬,音zhuō。1915年10月21日,章太炎致函夫人汤国梨:“吾寓称菿汉章寓,菿字音倬。”(汤国梨编次:《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之二。按,引文为引者释读并加标点符号)菿,如何读音?虞云国转述朱维铮之说:“蒙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转告:太炎门人与家人皆读为zhuō,始使未能亲炙太炎的后代学人确知其读音。”(《本书说明》,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xxvi] 章太炎另有《菿汉闲话》一篇(参见《太炎文录续编》卷1,本社编:《章太炎全集》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14页)。

[xxvii] 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544页。

[xxviii] 参见《本书说明》,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1—2页;《前言》,章太炎著、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xxix] 黄侃著、黄延祖重辑:《黄侃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11页。按,书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xxx] 参见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108—109页。

[xxxi]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收《与黄侃(25通)》(第194—216页),惜无章太炎询问《菿汉昌言》在黄侃之处一通。

[xxxii] 黄侃著、黄延祖重辑:《黄侃日记》下册,第711、713页。

[xxxiii] 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69—70页。

[xxxiv] [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3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06—707页。

[xxxv] 参见[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1册,第284—285页。

[xxxvi]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6页中栏。

[xxxvii] 参见[西汉]扬雄撰、韩敬注:《法言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页。

[xxxviii] 此种序号注释,以杨伯峻译注的《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版)为据。

[xxxix]《菿汉昌言·经言一》云:“克己有二:断人我见,则烦恼障尽,故人不堪其忧而颜子自不改其乐;断法我见,则所知障尽,于是离于见相。”(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69页)

[xl] 参见杨海文:《“互文”与“互动”:儒道关系新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48—49页;杨海文:《化蛹成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157—158页。

[xli] 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96页。

[xlii] 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28—29页。

[xliii] 参见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33页。

[xliv] 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68页。

[xlv] 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70页。按,《礼记·曲礼上》:“若夫坐如尸立如齐……”([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1230页下栏)“如尸”意即直而不曲;“如齐”意即不左右长短,坐端立正,不歪不斜。

[xlvi] 打个能近取譬的比方:儒道互补之思是统战部思维,“庄子即儒家”议题是组织部思维,当然它们均是宣传部思维。

[xlvii] 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554、559页。

[xlviii] 《章太炎全集》第5册卷首有一插页影印《太炎先生讲演记录五种》的广告,第四种是《诸子略说》。

[xlix] 参见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5页。

[l]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li]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187—188页。

[lii]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190页。

[liii]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209页。

[liv] 参见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187页。

[lv] 《苏轼文集》卷11,[北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7页。

[lvi] 《苏轼文集》卷11,[北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册,第348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lvii]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212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lviii]《澹园集》卷22,[明]焦竑撰、李剑雄点校:《澹园集》上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93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lix]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213页。

[lx] 参见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37—38页。

[lxi] 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210页。

[lxii]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37页。

[lxiii] 参见章太炎著、杨佩昌整理:《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稿》,第209页。

[lxiv] 参见[明]觉浪道盛:《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30,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5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729—730页。按,笔者拟对韩愈、苏轼、觉浪道盛与“庄子即儒家”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这里只是粗略言之。

[lxv]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lxvi]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94—195页。

[lxvii]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201页。

[lxviii]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94页。

[lxix] 详细讨论,参见杨海文:《庄子本颜氏之儒:郭沫若“自注”的思想史真相》,《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24—29页。

[lxx] 参见李泰棻:《老庄研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9页。

[lxxi] 李泰棻:《老庄研究》,第181—182、182页。

[lxxii] 参见李泰棻:《老庄研究》,第182页。

[lxxiii] 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lxxiv] 参见黄中业、孙玉良:《共和国教育史上的国学书院式学府——东北文史研究所述要》,《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第78—80页。

[lxxv] 李吉奎:《我师钟泰》,《羊城晚报》2015年8月27日,B3版。

[lxxvi] 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菿汉三言》,第28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庄子·寓言》:“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4册,第952页)《庄子·则阳》:“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同上书,第905页)

[lxxvii] 参见[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1册,第147页。

[lxxviii] 章太炎早年以《齐物论释》名家。梁启超尝言:“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氏著:《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87页)又云:“章太炎的《齐物论释》,是他生平极用心的著作,专引佛家法相宗学说比附庄旨,可谓石破天惊。至于是否即《庄子》原意,只好凭各人领会罢。”(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页)《齐物论释》言庄子:“又其所志本在内圣外王,哀生民之无拯,念刑政之苛残,必令世无工宰,见无文野,人各自主之谓王,智无留碍然后圣,自非顺时利见,示见白衣,何能果此愿哉。”(王仲荦校点:《齐物论释》,本社编:《章太炎全集》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这段文字,《齐物论释定本》也大致相同(王仲荦校点:《齐物论释定本》,本社编:《章太炎全集》第6册,第119—120页)。这里所谓“内圣”,意即自度;所谓“外王”,意即度他。质言之,章太炎是以佛解庄。

[lxxix] 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第346页注①。

[lxxx] 康有为曾注解《大学》,但正文已佚,仅存序言,可见历史影响不大。《康有为全集》据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手稿,发布康有为1902年8月(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写于印度大吉岭的短文《〈大学注〉序》。序言说道:“戊戌之难,旧注尽失,逋亡多暇,补写旧义。”编者写的题注指出:“此文又载《不忍》杂志第六册(1913年7月出版),内容较手稿有增益。今据手稿点校,与《不忍》本互校。”(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5页)以上材料承蒙康有为研究专家、中山大学哲学系马永康先生告知,特此致谢。另,有关康有为对于《大学》的基本看法,参见马永康:《康有为论〈大学〉》,《现代哲学》2016年第2期,第118—123页。

[lxxxi] 章太炎写于1933年1月的《国学会会刊宣言》有云:“于是范以四经而表以二贤,四经者谓《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二贤者则范、顾二公。”(《太炎文录续编》卷3上,本社编:《章太炎全集》第5册,第158页)

[lxxxii] 参见杨海文、毛克明:《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梁启超1920年的身份嬗变》,《现代哲学》2002年第4期,第57—65页。

[lxxxiii] 章太炎逝世后,鲁迅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有言:“……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氏著:《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7、69页)“五四”健将鲁迅其实并不理解他过去的老师章太炎。

[lxxxiv] 参见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第76页。

[lxxxv]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545页。该书原阙“二,”,引者据文意补充。按,《章太炎全集》第5册卷首有该题词的手迹影印件,编者把“后”误释为“张”。有论者亦把“条例”误释为“修伪”(参见蒋国保:《章太炎国学观述评》,《孔子研究》2012年第4期,第87页)。

[lxxxvi] 细读章太炎晚年论“庄子即儒家”的三种文献,我们发现:涉案内容着墨不多,只是《国学概论·哲学之派别》《菿汉昌言·经言一》《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诸子略说》的一小块,但都置于讲儒家而不是讲道家的部分。章太炎讲儒家,时刻想到庄子,这是因为他认定庄子是传承颜子一系儒学的传人。章太炎娓娓道来,但未环环相扣;我们断章取义,却得瞻前顾后。“庄子即儒家”议题的研究难度,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从章太炎整个的庄学看,以佛解庄是显著特色,但“庄子即儒家”议题究竟与它是什么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只能留待日后再思。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