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涨海声中万国商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7-07-10 20: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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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涨海声中万国商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十七日戊戌

           耶稣2017年7月10日

 

  


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八十三岁的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一队特殊的客人——“英夷”派来的马戛尔尼使团。英王派遣使团不远千里前来大清国,不是为了向乾隆祝寿,而是向清政府提出两国通商的要求。乾隆非常友好接待了使团,却拒绝了英王的通商之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颟顸自大的清王朝自外于世界大势之外,给中国十九世纪的近代化转型预定了悲怆的调子。

 

假如马戛尔尼使团到访的是大宋国,情况又会如何呢?还是来看一个事例:987年,北宋雍熙四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十世纪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

 

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是宋王朝的“旧法”。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当时的西欧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这便是宋王朝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政府在沿海大港口设“市舶司”(相当于海关),在小一些的港口设二级机构“市舶务”,负责管理外贸市场秩序和抽税。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北宋末超过2300万贯,在南宋绍兴晚年接近3800万贯。

 

   

 

历代中原王朝与海外诸邦的贸易关系,大体上被纳入两个系统中——朝贡系统与互市系统。朝贡是中原王朝安排天下秩序的机制,其中也包含了国际贸易的功能。从本质上说,朝贡贸易是一种具有“双重不平等”的商贸关系:诸邦向天朝纳贡,中国获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荣耀。这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天朝高于诸邦。

 

经济上的不平等则反过来:中原王朝给予诸邦的回赐,其价值远远大于朝廷收到的贡品,诸邦在政治象征意义上表示臣服,但在经济上则得到了巨大的实惠。换言之,朝贡贸易可以满足中国王朝的政治虚荣心,而在经济收益上则是得不偿失的,用苏轼的话来说,“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

 

但这样的朝贡格局在宋朝悄然发生了变化。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做法,严格限制朝贡贸易,如宋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宋孝宗也有回绝朝贡的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

 

显然,如果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会冲击民间互市的贸易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也因此,宋政府在限制朝贡贸易的同时,也积极鼓励民间的海外贸易,海商只要在政府机关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赐予官职。

 

在海外商贸的带动下,沿海一带出现了走私风气——显然,走私可以逃避宋政府的课税。有大臣建议政府出台措施、严厉取缔走私。但朝廷考虑再三,还是默许走私活动的存在,因为走私不过是沿海小商贩的谋生之路,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禁加打击的话,可能会损害整个海上贸易的环境、挫伤商人的积极性:“取私路贩海者不过小商,以鱼干为货。其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物货既丰,收税复数倍。若设法禁小商,则大商亦不行矣。”

 

 


而对危害海上贸易与商人安全的海盗,宋政府则严加打击,为此,政府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在海面上置寨兵护航。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广东近海的溽洲岛,便有寨兵哨望、守卫,商船每次行使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则相庆贺”。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安全了,因为这时候“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每一年,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约三千贯),设宴相送,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宴会非常盛大,“番汉纲首(相当于船长)、作头、梢工人等,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

 

如果说,唐诗中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描述了大唐朝朝贡体制下的荣耀,那么宋诗中的“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则是表现了宋朝通商体制下的繁华。我喜欢“万国商”,因为它更有近代气质。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