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从共产主义到儒家：儒家化的民主

从共产主义到儒家：儒家化的民主

贝淡宁著吴万伟译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清华大学（北京）政治哲学教授，著有《中国新儒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其中文版即将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

40年前在北京，说孔子的好话简直等于自杀。孔子是敌人，是反动派，所有中国人都得到鼓励要与他做斗争。在报道亵渎曲阜孔墓的革命活动的报纸头版上刊登有毛主席本人的照片，笔者供职的清华大学曾经是极左派的中心。

日月穿梭，沧海桑田。如今，中国共产党批准了由英俊的大明星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孔子》。孔子被刻画成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具有人文关怀和进步思想的老师，对美人怀有柔情的人。这能说明中国怎样的政治未来呢？《孔子》的票房收入并不尽如人意，这使许多人觉得儒家复兴可能与文革期间的批孔运动一样会昙花一现。

不过，它也许只是一部糟糕的电影而已。《孔子》遭遇死亡之吻只是不幸正好和重磅炸彈《阿凡达》撞车了。支持孔子被看作反对来自外层空间的英勇的蓝色精灵，但从长远看，儒家复兴论者或许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在文革期间，孔子往往被当作攻击政治敌人的标签。今天，儒家则具有了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功能，有助于提供中国政治统治的道德基础。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激励中国人的能力，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其他替代性方案需要至少部分建立在中国自己的传统基础上。作为中国主导性的政治传统的儒家显然是一个选择。

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贴上中国儒家党的标签，但已经更接近于正式拥抱儒家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突出显示了儒家主题，在开幕式上引用《论语》，淡化中国的共产主义实验。上海新建的中共干部学院的领导骄傲地告诉参观者，其主楼就是根据儒家学者的书桌而设计的。在海外，政府通过开办孔子学院推广儒家思想，这种学院类似于法语联盟（the Alliance Française），是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中心。

当然，也有抗拒的力量。仍然受到毛主义影响、厌恶传统的老干部谴责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外推广意识形态的努力。但四五十岁的年轻干部支持这种努力，时间显然站在他们一边。人们很容易忘记7800万以上党员的中共是个庞大和多样化的组织。该党本身正越来越强调贤能政治，鼓励优秀学生入党，越来越多地重用受到良好教育的干部。这些人可能产生对儒家价值观的更多同情。

但是，儒家的复兴不仅仅是政府资助的结果，相反，政府对儒家复兴可能失控的发展也作出了反应。学术界和类似于公民社会的中国机构也表现出对儒家复兴的兴趣，不过这种兴趣部分是出于对道德规范的担忧。全国各地有数千个教育实验来推动向小孩子讲授儒家经典。这种做法的前提是认定人文学科的良好训练能改善学生的美德。引起更大争议的是，儒家思想家提出旨在将中国政治体制人道化的宪法改革建议，在中国大陆公开讨论此类问题实在过于敏感了。

越来越艰巨的斗争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中国政府。说服西方国家的人接受儒家能够为中国提供一条通向仁爱和进步的政治改革道路变得很困难。为什么儒家的复兴令西方人感到担忧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自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忙于彻底批判自己的传统，向西方寻求灵感。这对西方人是一种恭维，瞧，他们想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但当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感到自豪，从中思考社会和政治改革时，这些人就没有那么多同情了。更多的理解和开放态度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原因是儒家复兴被看作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反西方倾向有关。同时进入脑海里的或许还有思想狭隘、缺乏宽容的基督教“基要主义”。但中国的儒家复兴与自由社会方式并不对立（除了主要从社会关系之外追求好生活的极端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外）。儒家确实提供了西方政治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选择，这或许是主要的担忧。不过，这种担忧来自诚实的错误：对西方民主支持的减少意味着对专制支持的增加。在中国，用民主和专制的术语包装辩论排除了吸引儒家政治改革者的可能性。

儒家改革者普遍支持扩大中国的言论自由。他们质疑的不过是西方竞争性选举国家最有权力领导人的那种民主形式。非常清楚的是“一人一票”的平等终止于政治共同体的边界，边界之外的人则被忽略。民选政治领袖的全国焦点已经被确定：那就是要服务于选民群体。即使运行良好的民主国家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利益上而忽略外国人的利益。但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政治领袖所做出的决策可能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如全球气候变暖），所以需要考虑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利益。

因此改革派儒家提出了比西方式民主更好的政治理想，保障受政府政策影响的所有人的利益，包括子孙后代和外国人在内。他们的理想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而是非选民利益得到比多数以民族为中心的民主国家更严肃对待的世界。实现全球政治理想的一个关键价值观是贤能政治，意思是教育和管理的机会平等，领导岗位被分配给社会中最具有美德和最称职的成员。其思想观念是人人都有成为道德君子的潜力，但在现实中，做出能干的、道德上可辩护的政治判断的能力因人而异。政治体制的重要任务是辨认出那些能力超出平常人的人。

实践中的儒家价值

这种价值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呢？过去10年，儒家知识分子已经提出了一些旨在把西方民主思想和儒家贤能政治思想结合起来的政治建议。不是让儒家价值和机构屈服于先验真理的民主，而是包含了劳动分工，即民主在某些领域占优势，而贤能政治在另一些领域占优势。如果是中国农村的土地纠纷，农民应该有更大发言权。如果是工资和安全纠纷，工人应有更大发言权。实际上，这意味着更大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在民主机构中有更多工人和农民代表。

但是，外交政策或环境保护问题该怎么办呢？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决策会影响到非选民的利益，他们的利益也需要有代表。因此，儒家思想家提出了贤士院的建议，那里的代表是通过自由、公平的竞争性考试选拔出来的。这些代表被赋予代表非选民利益的任务，因为民选决策者往往忽略非选民的利益。

明确反对考试是因为考试不能检验出孔子关心的种种美德：灵敏性、谦逊、仁爱、等，从理想上看，这些也是现代世界政治决策者的品格。考试确实不能完美的检测出这些美德，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考试选拔出来的代表可能比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更有美德。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根据大量实证调查撰写的著作《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什么民主挑选糟糕的政策？》显示选民往往是非理性的，他建议举行选民能力考试作为纠正措施。选拔性考试将检测基本的经济政策（国际关系的知识），同时包括儒家经典，不仅考察记忆而且考察解释。著名的儒家政治思想家蒋庆认为这种考试可以为后来的政治行动确立道德框架和词汇，合格的候选者还需要通过在实践中的表现进行评估。

牵强附会吗？这种设想并不比假设中国向西方自由民主转型更牵强（因为两者都假定一个更开放的社会）。它回答了对民主转型的主要担忧：导致短期行为、过分的民族主义政策决策等。这也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评价中国政治进步的问题。从政治上说，大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该更像西方。但也许有一天，我们希望西方更像中国呢。

译自：From Communism to Confucianism: China’s Alternative to Liberal Democracy by Daniel A. Bell

http://www.digitalnpq.org/archive/2010_spring/06_bell.html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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