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著《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城市和日常生活》出版暨自序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19-02-21 23:52:28
标签:儒家政治哲学、贝淡宁
贝淡宁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男,西历一九六四年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一九九一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政治学)。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著有《贤能政治》(中信出版社,2016年)《社群主义及其批评》(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一)、《中国新儒家: 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〇)、《超越自由民主》(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九年)等。


贝淡宁著《儒家政治哲学:政治、城市和日常生活》出版暨自序

 

 

书名:《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和日常生活》

作者:贝淡宁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

 

内容简介

 

本书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教授(Daniel A. Bell)的文集,书中反映了 作者从批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群主义者,转变为鼓吹将民主和儒家的优点结合起来的左派 儒家。作者认为,将儒家选贤任能的传统与讲究政治参与、自由、透明和宽容的民主传统结合起 来,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必然结果。

 

本书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视角——一个在清华大学、山东大学讲授政治哲学将近20年的加拿 大人─提出独特的观点的勇气,相信可让中国读者反思他们习以为常的政治概念。

 

 作者简介

 

贝淡宁(Daniel A.Bell)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教授生于蒙特利尔,受学麦吉尔大学和牛津大学,曾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大学任教,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着有《社群主义及其批评》(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另有四本有关亚洲政治和哲学的著作均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还在北京的《读书》、美国的《异见者》和《新闻周刊》等杂志发表文章,并在英国《卫报》之”自由评论博客”、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者论坛报》、中国《环球时报》、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的媒体发表评论。他还接受了NPR、BBC、CBC以及中国数家媒体的专访。

 

目录

 

前言:离开自由框架,选择儒家学说—专访贝淡宁


第一部分 儒家民主


第一章 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一项政治提议

第二章 认真对待精英主义:有儒家特点的民主


第二部分 中国新儒家


第三章 走向仁爱和进步的儒家伦理学?

第四章 从共产主义到儒学:中国政治未来的文本变化

第五章 战争、和平和中国的软实力

第六章 平等社会中的等级礼仪

第七章 僱主该如何对待保姆?

第八章 论作为儒家:为什么儒家一定老迈、严肃和保守呢?

第九章 《论语》的去政治化

第十章 蒋庆的「政治儒学」


第三部分 城市的精神


第十一章 儒家与民族主义能否兼容?

第十二章 城市与身份认同

第十三章 爱城主义

第十四章 新加坡:建国之城

第十五章 香港:享乐之城

第十六章 北京:政治之城

 

【自序

 

非常荣幸有机会在香港城市大学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首先,繁体字竪版书写的传统,从审美的角度看令人赏心悦目。本书主张恢复传统,而这种出版形式正好反映了思想内容。其次,我之所以特别高兴,是因为文章能够以完整的形式发表,无需受到审查删减。幸运的是,香港仍然是学术自由的绿洲(在中国大陆,我有关儒家政治哲学的文章往往受到审查。)第三,我本人的儒家政治哲学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工作的亲身经历(二○○年到二○○三年,我曾经在该校的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今公共政策学系﹞任教)。那是我第一次与来自中国大陆的同事和学生有深度的互动交流,从这些讨论中,我获益良多。在此期间,我逐渐认识到儒家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仅仅是学术议题,它还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日常生活。我开始对这个话题感到痴迷,并决定举家迁往中国大陆,目的就是要亲眼目睹政治儒学在中国的复兴。

 

正如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儒家伦理学不仅塑造了中国的国家政治,而且塑造了城市生活和人们在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日常生活交往。很少有人怀疑过去几十年中国儒家的复兴,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记录了这个现象,不仅依靠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而且依赖自己在香港、北京、上海和青岛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鉴于自己受到正规的政治哲学专业训练,我也试图区分对儒家政治伦理学的阐释,有些阐释是道德上可欲的,有些阐释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为此,我试图提出能够得到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进步政治思想家认可的阐释。人们对儒家的最严重误解之一是,认定儒家不过是老迈、严肃和保守的男人为现状辩护的伦理学罢了。事实上,过去历史上的很多儒家士大夫都是杰出的社会批评家,现在依然如此。儒家理想与「实际存在的儒学」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鸿沟,当代受儒家启发的社会批评家必须首先提出适合现代社会的儒家理想,然后再想办法消除或至少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若干年来,我的观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十年前,我曾经半开玩笑地预测中国共产党可能会改名为中国儒家党。当然,我不敢肯定这样的预测能够美梦成真,但是,如果中共充分「儒家化」,我会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到那时,中共的领导将更加接近正式拥抱儒家思想。XJP于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曾前往儒家的故乡曲阜参观,我的预测似乎一度即将变成现实。但是现在,我对中共接受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有些信心不足了。一方面,官方将儒家定为国教,很可能是儒家哲学的死亡之吻,因为任何偏离官方阐释的其他选择都可能遭到禁止。在中国大陆,有关儒家伦理学的辩论热烈和活跃;但是,如果由国家来决定谁是真儒家,谁是假儒家的话,这样的辩论很可能就偃旗息鼓了。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儒家或其他任何价值观体系能够为所有人或者绝大部分人提供有道德依据的答案,以便迎接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我们也需要输入其他伦理传统,包括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而且,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开放的社会,允许人们讨论什么奏效,什么不奏效;什么好,什么不好。在这些辩论中,儒家能够和应该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道德指南的唯一源泉。

 

我非常感谢吴万伟教授,是他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忠实和高效地翻译了我的大部分儒家政治哲学著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不怎么记得之前所写的东西了,他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写了什么,包括我本人在内。我还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朱国斌教授。朱教授是我的朋友,也是十五年前在城市大学工作的同事,当他提出能完整地出版我有关儒家政治哲学的文章时,我受宠若惊,深感荣幸。我还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陈小欢老师,她工作效率极高,为我提供了很多及时的帮助。最后,我要感谢山东大学的同仁们,在山东省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别人提醒儒家的价值多么大,影响力是多么持久。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