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孝的发生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0-11-21 08:00:00
标签:
张祥龙

作者简介:张祥龙,男,生于西元一九四九年,卒于西元二〇二二年。一九八二年或北京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一九八八年于托莱多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一九九二年于布法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九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讲座教授。著有《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从现象学到孔夫子》《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先秦儒家哲学九讲:从<春秋>到荀子》《德国哲学、德国文化与中国哲理》《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从董仲舒到陆象山》《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尚书·尧典”解说:以时、孝为源的正治》《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儒家心学及其意识依据》《中西印哲学导论》,译有《致死的疾病》《海德格尔》《精神的婚恋》等,主编有《西方神秘主义哲学经典》等。

 

    孝,如这个汉字所显示的,意味着子代对于老去的亲代的照顾和尊重。这一人类现象迄今还没有成为一个重大的人类学问题,也没有成为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因为它是人类的内时间意识的集中展现,从中可以窥见人性的最独特之处。不理解孝,人类学就还在颇大程度上徒有虚名,哲学家们,特别是儒家哲学家们所讨论的人性和人的生存结构就是无根之木。
 
 
    原来被认为是人类独具的能力,如使用工具、自身意识、运用语言符号、政治权术等,现在都在动物,特别是我们的表兄弟猩猩类中被发现了,起码是这些能力的初级形态。但是,孝这个现象,就像两足直立行走,却只是特立于人类之中,而成为标识人类的基本现象。
 
    古多尔等人多年观察的黑猩猩的典范母亲弗洛(又译为“芙洛”),曾身为群中雌黑猩猩的老大,养育了数个子女,当她变老后,那些后来很成功的子女——法宾、费冈、菲菲——并没有来照顾她。最后她死于一条河边,无“猩”理睬。
 
    黑猩猩没有绝经期,这是与人类的又一个区别,所以弗洛至死还在尽母亲之责。弗洛死后三周,她最后还在抚养的未成年儿子弗林特也死了。弗洛的子女们就生活在同一个群中,他们也曾很依恋她,帮她对付其他的黑猩猩,女儿菲菲也曾对于弟弟很有兴趣,弗洛死后菲菲也曾试图帮助弟弟弗林特,可见黑猩猩中是有某种亲属认同的,但他们都没有来实质性地帮助年老的母亲。为什么会是这样?在弗洛最需要成年子女照顾的时候,它们不在那里。这并不说明她的子女们不好,而是因为他们还根本不知道这是好的、应该的。黑猩猩的意识还达不到“子女应该照顾年老母亲”的程度,因为它们的内时间感受能力没有那么深长。
 
    但在人那里却出现了明确的孝行,而且进化论学者们也可以为这孝行找到增强进化适应力的根据,比如老年人的知识和经验对于群体的生存有帮助,特别是在出现异常状况时,比如旱灾时记得哪里有水,饥荒时知道哪种植物可食,瘟疫时知道哪种草药可疗。但是,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老年如何从无用变为有用,特别是,人猿之共祖如何知道这种有用,却是这种解释无法说明的。情况似乎倒是:造成孝行与造成这“有用”的实际上是一个过程。没有深长的时间意识,老年人就不会比中年人更有知识和经验的优势(在今天这个技术横行的时代里,老年人又变得无用了)。
 
    关键在于,在人这里,不管是能人、直立人、古智人(含尼安德塔人),还是现代智人,在某一时代、某一阶段出现了足够深长的时间意识,致使他或她能够记得或想到:母亲和父亲对于自己曾有大恩,应该在他们年老时回报。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在某个时刻感到不安和愧疚。能够有这种孝意识的人,一定是能进行跨物理空间和物理时间而想象和思考的人,能积累知识和经验,能够在各个层次上合作,也就是到老也能够被后代认为是有用的人。
 
 
    那么,什么使如此深长的时间意识出现?答案很可能是,人类新生婴儿的极度不成熟以及亲子联体。
 
    相比于其他高等灵长类,这种不成熟不只是量的变化,而是由直立行走引发的身体特征(如人族女性产道的变狭和人族头颅的变大)所导致的生存结构的变化——婴儿的提前出生和抚养期的拉长及艰难;它深刻改变了人类婴儿与母亲、父亲或任何抱养人的关系,乃至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也改变了人类本身的亲属及社会关系结构。人们总习惯于将男女或夫妇比作最明显的人类阴阳关系,相对、互补而又出新;但就人类的形成史和实际生存样式而言,由两足行走导致的新型亲子关系,才是那产生一切新形态的阴阳发生的源结构。人类婴儿的不成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看一位人类学家M.F.Small所写:
 
    人类婴儿出生时,它从神经学上讲是未完成的,因而无法协调肌肉的运动。……在某个意义上,人类婴孩的非孤立性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从生理和情感上讲只是‘婴儿-抚养者’这个互绕联体(entwined dyad of infant and caregiver)的一部分。
 
    这讲得不错。人类婴儿与抚养者(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史上,这抚养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婴儿的亲生父母)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而首先构成了一个互绕联体。人类婴儿必须提前出生,他与母亲之间的肉体脐带虽然断了,但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脐带还活生生地联系着母子乃至父子。所以亲子关系,更可以被称为阴阳关系。正是由于它,导致了人类家庭。人类的夫妇关系,如前所说,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这个关系。从现实的生成顺序看,有夫妇才有亲子;但从人类学或人类形成史的发生结构上看,有亲子才有夫妇。
 
    婴儿出生的不成熟如何导致了内时间意识的深长化呢?婴儿出生的极度不成熟,意味着他的生命的极度微弱,随时可能而且比较容易死亡。因此,养活这样的生命就要求母亲乃至父亲的完全投入,深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从带孩子开始,亲代就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而进到一个互绕联体的生活之中。婴儿的不独立就等于亲代的不独立。这从母子夜间睡觉的方式可以略加窥见。
 
    另外,由于婴儿出生时脑部是远未完成的,所以出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头颅和脑要像个气球一样快速扩张,最后头骨才能合拢。可以想见,在这段意识身体(主要表现为头)的塑成期或“正在进行时”中,婴儿与母亲或抚养人的互动具有深层构造的、终身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婴儿与养育父母的内在关联,是“长进了”他的生命之中,而不只是一般的记忆关联。心理学家们将记忆分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人类婴儿与父母的关系,其核心肯定属于长期记忆,而且应该是一种不会被遗忘的本能记忆或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记忆。我们学了外语,即便建立了长期记忆,但由于长期不使用,或由于年老,也会淡化或在相当程度上遗忘。但我们一旦学会了第一语言,或学会了游泳、骑车,其核心部分就不被遗忘,即便长期不用它。人与养育己身父母的关系,甚至早于第一语言的学习,所以起码属于后一种长期记忆,即质的长期记忆。人随着岁数的增长,甚至到年老时,这种记忆可能变得更强烈,即便父母在他或她年轻时就故去了。
 
    除了亲子之间的深度关联,这种关联持续的时间之长,在动物中也是罕见的。现在的人类后代,平均14-15岁性成熟,生活自立更晚,而我们可以推想,人类形成史上的婴儿成熟期从生理上还要迟,因为科学家们对黑猩猩和大猩猩的研究都表明,野生自然生活的要比圈养的成熟期迟得多。野外的雌黑猩猩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是14.5岁,而圈养的是11.1岁;野生的大猩猩生第一胎的年龄是8.9岁,圈养的是6.8岁。而现代人,特别是经过工业革命后的人类生活方式,相当于被圈养。灵长类养育后代要比其他动物包括其他哺乳类艰难,黑猩猩养后代也比大猩猩更困难,比如黑猩猩母亲携抱她的婴儿达5年之久,而大猩猩婴儿发展自身的运动能力比黑猩猩婴儿快得多,6个月的大猩猩幼仔就能骑到妈妈背上而不掉下来,两岁就基本上不用母亲抱了。而我们知道,黑猩猩要比大猩猩从生理到智力都更接近我们。情况似乎是:养孩子越是艰难、越是时间长久的,就越是被这种“长期投资”逼得要发展出内时间意识。
 
    这两个情况加在一起,使得人类必须有长远的时间视野,能做出各种事先的预测、计划和事后的反省、回忆,不然就难以养活子女,传承种族。
 
    相比于威尔逊津津乐道的所谓人类的好战性、一夫多妻制、鲜肉的极端重要性等等,人类婴儿出生的极度不成熟才是一个真正持久和影响深远的事实,它在狩猎—采集的人类社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为它,在那样一个不断迁移的社团中,父母亲必须有更长远的时间意识,知道如何养活、保护自己和婴儿。比如,由于拉扯幼小子女的母亲的劳动能力和移动能力都很受限制,可以想见,她必须获得人际的合作才能维持自己和子女的联体生存。首先就是以上讲到的,女人择偶一定会极其看重男人的护家素质,除了他的保护能力之外,还有为人的可靠(忠实、热诚、慷慨等),而这些都含有内时间因素。而且,这男子不可太软弱,又不可一味地好斗,那样最终会葬送家庭,因为在这种“拉家带口”的情势下,几乎没有谁是战无不胜的。所以男子必须有权衡、合作、妥协和把握时机的能力。哪里最可能找到食物,哪里最可能有朋友而不是敌人,哪里是危难时可以藏身或避难的地方,哪种生存策略最能经受不测未来的颠簸……这是所有父母永远要操心牵挂(sorgen, care)的。再者,一位母亲与家庭、家族乃至邻里中的女性的合作也相当重要,婆婆、嫂子、小姑、女友等等,都是能够为她临时带儿女的分身存在者,她都要尽量与之协调。二三十年的育儿期,哪种意识能应对,它才会在几十代、几百代、几千代的考验后,留存在人性之中。因为这个或这些“小冤家”,人类才不得不是一种时间化的存在者。
 
 
    孝的出现而非保持,并不能由不少人类学家给出的“老人保存和传递有用知识”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因为孝的出现与能够保存有用知识是一个过程,使得孝出现的时间意识也会使得保存知识可能。所以,能够对孝做实用主义的考虑已经预设了孝。对于人之外的其他动物,包括我们的表兄黑猩猩,孝是无用的,徒然浪费可用来维持己身和抚养后代的精力与能量,于该种群的生存不利。
 
    这拐点很可能出现于人类子女去养育自己的子女之时。这个与他/她被养育同构的去养育经验,这个被重复又被更新的情境,在延长了的人类内时间意识中,忽然唤起、兴发出了一种本能回忆,过去父母的养育与当下为人父母的去养育,交织了起来,感通了起来。
 
    当下对子女的本能深爱,与以前父母对自己的本能深爱,在本能记忆中沟通了,反转出现了,苍老无助的父母让他/她不安了,甚至恐惧了。于是,孝心出现了。他/她不顾当时生存的理性考虑,不加因果解释说明地干起了赡养无用老者的事情,他/她的子女与他/她的父母的生存地位开始沟通,尽管说不上等同。起头处,他/她不会知道年老父母的“用处”,或偶尔知道了也影响不了日常的行为模式。老人越来越衰老,走向死亡;也没有灾荒来显示老人的智慧,因为在有孝之前,人活不过多老,也积累不了多少能超出中年人的智慧。但凭着内时间意识中过去与当下的交织,越来越多的“过去”被保持在潜时间域中,只要有恰巧应时的激发,那跨代际的记忆反转就可能涌现。此为人的意识本能的时间实现,与功利后果的考虑无关。“养儿方知父母恩”,说的就是构成孝意识的时机触机。
 
    孝心的出现,表明人的时间意识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与长度,能够做宏大尺度的内翻转。而且,由于孝迫使当前子女身荷未来(自己子女)和过去(自己父母)的双养重负,导致更大的生存压力,人类变得更柔弱、更不易成熟和死亡,于是其内时间意识就被逼得还要更加延长和深化,新的工具和生态位就更是生存的渴望和创造了。
 
    基于这种推想,4万年前在现代智人身上发生的“大跃进”,或许是人类实现孝的最晚时刻;从此以后,许许多多新的发明创造——精巧的新工具如骨器、复合工具、鱼钩、网、弓箭,及高明的艺术,如洞穴壁画、雕塑、仪式,乃至我们所说的这种语言,等等——以及它们体现的身心特征就奠定了现代人类的生存基底。“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1.2)这成仁也就是成人,因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
 
    原载《光明日报 》 2010年11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