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逊】宋儒为何选用四书作为基本经典——四书究竟讲了些什么(一)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9-03-11 19:09:15
标签:四书、宋儒

宋儒为何选用四书作为基本经典——四书究竟讲了些什么(一)

作者:钱逊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初二日甲辰

          耶稣2019年3月8日

 

核心阅读

 

宋儒为什么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编为四书,取代五经作为传承儒学的基本经典?基本的理由是要接续儒学的道统。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

 

 

四书,包含《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种书。《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程颢、程颐两兄弟,即二程先生把这两篇提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四书,用以教弟子。

 

朱熹继承这一做法,并用大量心血、精力为四书作注。自30岁便下功夫,六十七八岁改犹未了,前后40多年。直到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的注。他为四书所作的注,《大学》《中庸》称《章句》,《论语》《孟子》称《集注》,后人集编为《四书章句集注》。

 

宋儒对四书的推崇和提倡,在儒学的发展中引起重大的变化。在此以前,从汉到唐,儒学的学习、传承都是以五经为主,而在宋儒特别是朱熹大力提倡之后,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儒学传承的主要经典。至元代,科举考试规定以四书为主要范围。从五经为主到以四书为主,是儒学发展中一次大变革,标志着儒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四书的四本书,《论语》是孔子去世后,孔子的弟子编纂的,记录了孔子同弟子们的对话和孔子日常言行,是反映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经典。《孟子》是孟子与他的弟子共同所作,记述了孟子的思想。《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四本书虽独立成篇,内容则有一定的联系。《大学》的作者,古籍中未见记载。朱熹认为,《大学》中第一章经的部分是曾子记述孔子的话,其他传的部分则是曾子弟子记述的曾子的意思。《中庸》的作者,《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子思,孔子嫡孙,受教于孔子弟子曾参。孟子又受教于子思的门人。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四本书合在一起,反映了从孔子经过曾参、子思传到孟子这样一个传承关系。

 

 

宋儒为什么选这四篇编为四书,取代五经作为传承儒学的基本经典?基本的理由是要接续儒学的道统。

 

道统的问题最早是韩愈提出来的。韩愈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认为儒学有一个从尧舜禹汤传到文武周公,再传到孔子孟子的道统,而孟子以后就中断了。宋儒继承这个说法,而且认为到程氏两兄弟发现《大学》《中庸》,才接续了中断的道统。

 

朱熹给《语》《孟》《学》《庸》四本书的章句、集注写的序言,对此有所说明。从几篇序中可以看到,导致孟子以后不得其传主要有两大因素。儒学自身的学习传承中“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经典研究流于单纯的记诵和繁琐的训诂、考据,而忽略和淹没了尧舜以至孔孟所传大道的主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儒家修身成人之道衰微而佛道流行,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此外,又有“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

 

那么,为什么选择《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本书?

 

关于《论语》,朱熹说,“圣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极,万世之标准也。古之学者,其始即此以为学,其卒非离此而为道。穷理尽性,修身齐家,推而及人,内外一致。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亦终吾生而已矣”。认为《论语》“为学者最先所必治,亦为学者最后之归宿”。

 

关于《孟子》,韩愈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子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子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认为孟子是独得孔子《论语》的真传,所以,延续道统首先以《论语》《孟子》为本。

 

关于《大学》,《大学》提出大学之道三纲领八条目,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后人“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特别是《大学》提出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谓儒学思想最概括明白的说明,所以是“初学入德之门”。

 

《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论天、性、道、教的关系,提出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內容:性与道合一,天道和人道合一思想的基础,与孟子人性思想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有内在联系。朱子曾说《中庸》是“《七篇》(《孟子》)之所自出”。“……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絜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至其(孟子)没而遂失其传焉。……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其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程颐说,《中庸》“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物,末复合为一理”。《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阐述天、性、道、教的关系。由此而提出“道不可须臾离”“君子慎其独”等君子修身立德之道。中段散为万事,末章回到君子修身之道。从为己慎独开始,层层深入,至于圣德化人、无声无臭、同于天道的境界。中心亦是说君子修身,为己慎独。

 

从具体内容看,《大学》《中庸》强调“道不远人”“道不可须臾离”“君子之道费而隐”;要“切问近思”“极高明而道中庸”,从日常生活实际问题入手学习修养,反对脱离实际问题作玄虚高远的空论。《中庸》兼谈未发之中和时中,重点在时中。通篇反复申言中庸之难行,强调对中庸应“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批评“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批评“素隐行怪”“半途而废”。说“道不远人”“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素其位而行”,等等。

 

《大学》《中庸》还提出“诚意”“慎独”的思想。朱熹说,诚意慎独是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而《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以及“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诚之道。朱熹注,“所谓诚者,实此篇(《中庸》)之枢纽也”。

 

所以,《大学》《中庸》二篇,契合于当时纠正儒学自身发展中不越乎语言文字之间,大道之要不彰的弊病,和抵制佛道虚无寂灭之道的要求。四书的提倡传承,彰显了儒学的根本精神,很好地解决了当时儒学发展中的这两个基本问题。正因为如此,四书才成为以下数百年儒学传承的基本经典。

 

 

从《语》《孟》《学》《庸》四书内容看,宋儒之所以重视四书,以四书教弟子,大体如此。朱熹又谈为学的次序,说“圣人作经以昭后世,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心矣。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旨要归也哉。古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

 

对于四书则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并说,“《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渐也。”

 

他还特别指出,应先《孟子》而后《中庸》。可见朱子“确有指导学者入门力求易简之一趋向”。这也是理解宋儒所以以四书代五经的精神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