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刚】爱的工夫:读《诗经·雄雉》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9-05-22 11:05:17
标签:《诗经·雄雉》
柯小刚

作者简介:柯小刚,男,西历一九七三年生,湖北大冶人。字如之,号无竟寓,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创建道里书院、同济复兴古典书院,著有《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思想的起兴》、《道学导论(外篇)》、《古典文教的现代新命》等,研究领域涉及儒学、经学、中西经典解释、西方哲学、士人书画、中医等。

爱的工夫:读《诗经·雄雉》

作者:柯小刚

来源:“寓诸无竟”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十六日丁巳

          耶稣2019年5月20日

 

无求的深情,或自由与爱的工夫

——读《诗经·雄雉》

 

柯小刚(无竟寓)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

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

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读《雄雉》笔记

 

《雄雉》《匏有苦叶》连在一起,一篇写雄雉之飞,一篇写雌雉之鸣,仿佛是两篇相互感应的诗作。两者皆有所求而不意,有所待而不必,仿佛是同一个作者写的两篇,又像是两个作者写的同一篇。

 

《韩诗外传》一连三则引《雄雉》结尾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反复重申无求以远害的道理:一则曰“唯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一则曰“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远而名彰”,一则曰“德义畅乎中而无外求”。这诚然是《雄雉》所包含的核心意思,然而,《雄雉》诗中的深情却被这种过于“道家”的解释抹除净尽。

 

“展矣君子,实劳我心”:《雄雉》是一篇深情的诗;“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雄雉》并非无所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雄雉》并非无所待、无所望。“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雄雉于飞,下上其音”:飞向远方,与心爱的人声声相应,并非不是《雄雉》的梦想。深情与无求,这貌似相互对立的双方,缺一不足以理解《雄雉》。

 

谁是《雄雉》的歌声所唱予的远方之人?她或者他?抑或朋友?乃至不得其时的士子所梦想的明君?这些不同的“索隐”解释有区别吗?为什么长期以来,《诗》要被剥夺诗,经要被剥夺道,才成为《诗经》?这样被剥夺的《诗经》除了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的无足轻重的注脚之外,还剩下什么呢?《诗》学不思久矣!

 

实际上,显而易见的是,《雄雉》经文本身并没有区分夫妇、朋友或君臣之义与诗篇何为而作的关系,《诗经》之后中国诗歌的漫长传统也向来不作这一区分。每一首情诗都可以是道诗,每一首君臣朋友之义的诗也可以表现为情诗。无论恋人,还是朋友、君臣,这时都在远方。《雄雉》要歌唱的,不必是恋人,也不必是朋友、君臣,但它歌唱的肯定是远方。

 

面对《雄雉》,与其“索隐”诗句背后的对象化事物,不如“索显”诗句本身的非对象化显象。这不但是来自解释学方法的要求,也是从《雄雉》所咏之物那里发出的本质要求。这是诗之为诗的要求、经之为经的要求。因为,《雄雉》所向之歌咏的远方,以及所以歌咏的方式,首先是道。道并不玄虚,并非无情。道就在深情的思念中。无论训诂学家索隐出的思念对象是什么,只要这个对象能引起歌者至深的共鸣,乃至对于歌者来说,这个无法对象化的对象就是歌者的歌本身、思者的思本身。

 

思怀远人即思远道。思人与思道同属一思。从《卷耳》以来,这成为《诗经》的基本母题,也成为后世中国诗歌的基本传统。而且,这不只是中国传统,也是人类诗歌与思想的普遍经验。《旧约》里的雅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都是咏道的情诗、咏情的道诗。正如海德格尔所言,Denken(思想)与Andenken(思念)有一种本源的深刻关联。情诗非咏道不足以深情,义理非深情不足以体道。如《乐记》所谓“情深而文明”非今人所谓“抒情”可至,而必由开篇“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发其端,然后情乃深矣。故“惟乐不可以为伪”。情之至深者,性也,天命之至诚也。渎情者,渎其天也;绝情者,绝其性也。

 

 

 

 

 

 

 

读《雄雉》笔记

 

《论语》载孔子批评子路终身讽诵《雄雉》末章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并不是批评这句诗本身不值得讽诵。实际上,这句诗首先是孔子自己先引用以赞许子路的。[《论语·子罕》:“子曰:‘衣敝韫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有一种观点(如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这里应分为两章:孔子赞许子路不耻衣敝为一章,子路诵“不忮不求”另为一章。这种观点割裂文脉,并不可取。]对于孔子来说,这当然是富有深意的诗句。只不过,如果自诩无求,自命清高,沾沾自喜,就错失了这句诗的深意。同时,孔子的批评意在提醒子路,如果仅能在消极否定的一面做到“不忮不求”,而不能在积极肯定的一面接上何以不忮不求的本源,那这个“不忮不求”就还是不足以臧的。孔子点醒子路的“何足以臧”,要害在“以”。“以”问的是本源。“不忮不求”之为“臧”的本源并不是否定性的“不”或勉强的自我节制所能达到,而是“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的深情、“道之云远,曷云能来”的远望,才能接近。类似的情况,可以在《论语》的另一场对话中看到: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语法正如“不忮不求”的语法,是从否定性一面立论。能做到这样的“无”和“不”,已经是了不起的君子了。然而,如果还没有找到一往情深、油然而乐的深情生活,那么,“无”和“不”的德行就还是黑格尔所谓“苦恼的意识”,尚未成为自由人的自由选择,势不能长久。在《雄雉》诗中,“不忮不求”前面的句子正好就是对普通君子德行之不足的批评:“百尔君子,不知德行”。这与孔子对子路的批评方向是一致的。可见,孔子的批评来自《诗经》本身,深植于《雄雉》的文脉之中。子路仅知讽诵《雄雉》末句,而孔子得其全体。

 

得其全体的生活必然是“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是从自己心中最深层的快乐出发的“情深而文明”的生活。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都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自然也不忮不求,但不是刻意去“不”出来的。

 

“情深而文明”的生活是在热爱生活的充沛之“是”中,自然包含着“不”的自律。正如在手舞足蹈、不能自已的乐舞中,自然包含着音律。这样包含“不”的“是”是真正的自由。反过来,强勉行道的“不”只是消极自由(不受妨碍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另当别论),不一定包含肯定生活的“是”。单纯否定性的“不忮不求”当然也是出于求道的愿望,但却可能导致对生活的阉割。肯定生活的“是”则出于道之整全,朝向健康充沛的生活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所谓“孔颜乐处”与尼采的“Ya”是可以形成有益对话的。

 

与“子路终身诵之”章类似,“贫而无谄”章的对话也引用了卫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出自《卫风·淇奥》(邶鄘卫三风皆属卫诗)。《大学》对这句卫诗的引用形成了更加关键的论述。子路、子贡都是卫人,孔子半生周游列国的据点也在卫国。如果考虑到卫国与孔子先祖拥有共同的殷商文化背景,以及卫诗独占十五国风之三、远超其他国风数量的事实,那么,《论语》对卫诗的引用就不能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卫诗本义也不是毛诗小序的一句“刺淫”所能涵括。

 

 

 

 

 

读《雄雉》笔记

 

一切爱的关系,要么导向奴役,要么导向自由。奴役-被奴役关系的可能性并不在爱之外,而恰恰深植于爱之中。没有什么比爱更容易陷入一种奴役-被奴役的关系之中了。爱之工夫的初阶总是体现为一种匮乏、渴求的依赖性。与爱上一个人同时到来的,总是对自己本有的深刻孤独的唤醒,以及对自我卑微处境的自觉。如果他的爱得不到回报,他将愈加深刻地处于孤独和自卑的经验中。而如果他有幸得到爱的回应,他将进入一种深刻的联结之幸福中。在此之前,他既没有深刻的孤独,也没有深刻的联结。爱可以是孤独,也可以是联结,但肯定不是庸庸碌碌的麻木。爱之于生命的意义,正在于唤醒存在的自觉,脱离庸碌的麻木,开始“仁”的生活,走向真正的自由。这便是为什么求爱的经验与求道的经验密切相关、爱的工夫与道的工夫难分彼此。

 

爱之痛苦本来只是唤醒生命觉知的开端,终将引人向上,认识整全,走向真正的自由。然而,由于缺乏爱之工夫所需的耐心,这种痛苦很容易“病急乱投医”,迅速转换为快乐满足的贪欲,以及必然因为不能满足更多快乐而带来的抱怨、争吵、背叛、纠结和仇恨,最后走向一种奴役与被奴役的负面关系。在“阴谋与爱情”的古老主题中,最深刻的阴谋并非来自外部,而恰恰来自爱情本身,或者说来自那些太过容易发生的爱情的扭曲和异化。在爱情中,最美好的事物与最可怕的事物,是如此紧密的相互毗邻,如此迅速地相互转化。《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孟子曰“人与禽兽之别几希”,皆涵此义。

 

爱之工夫的缺乏,除了来自“人心”的显而易见的危险,还有来自“道心”之“惟微”的困难。在“出世”的形态中,由于缺乏爱之工夫的耐心,为了逃避爱之痛苦,在一种貌似“道心”的驱使下,“求道”之人宁愿阉割生活。无论在“人心惟危”的世俗快乐追求中,还是在“出世间”的“道心”阉割中,真正的爱与自由都是缺席的。“人心”有多么容易堕入危险,“道心”就有多么微妙难知。廉价的自我阉割正如卑贱的自我放纵一样,都是没有爱的可怜生活。只有爱的工夫可以治愈这两种同出而异名的疾病。

 

爱的能力几乎总是与经验痛苦的能力相当。人们总是那么快地逃离痛苦,所以爱变得那么廉价,那么容易堕入奴役。以爱之名互相伤害,互相奴役,起因在于“道之云远”的放弃。由于不能忍受“道之云远”的等待之忧、“瞻彼日月”的思念之痛,爱的急切要求往往无视爱之工夫的必要性,使爱得不到时间的沉淀、生活的打磨。爱的狂热和占有、付出与回报、伤害和怨恨,随时会让爱的关系导向奴役-被奴役而不自知。在这种关系中,并没有胜利者。只要爱作为自由生命的本质尚未发露,奴役本质上就总是一种被奴役。在奴役-被奴役关系中,双方都是奴隶。黑格尔所谓“主奴辩证法”即包含此意。

 

《雄雉》之于爱情工夫的深刻启示在于,“道之云远”的“远”,“悠悠我思”的“悠”,无论在不相见的别离中,还是在朝夕相处的生活中,都应该成为爱的基本情调。“不忮不求”的整全意义便在于此。“不忮不求”的“不”诚然是对爱之遽迫狂热的批判,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无情地阉割生活的冷漠态度。“不忮不求”的“不”所要昭示的爱之工夫,是肯定生活的爱之厚度与坚韧,是永远伴随爱情经验的“道之云远”“悠悠我思”。

 

所以,在无忮无求的深情远望中,道路之遥远不是要去克服的爱之障碍,而是爱之工夫的空间;思念之悠悠不是要去逃离的爱之痛苦,而是爱之工夫的时间。“我之怀矣,自诒伊阻”:在导向真正自由的爱中,“远”或有所阻的痛苦、“悠”或有所怀的忧心,是内在于爱情本质的主动选择。因为,只有在这种自我选择的有所怀、有所阻的生活中,爱才能成为自由人的负重的自由。

 

 

 

 

 

读《雄雉》笔记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