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一位“百事不会”的模范君主

栏目:儒史钩沉
发布时间:2019-05-27 18:03:55
标签:宋朝
吴钩

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历史研究者,认同儒家宪政主义。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年),《中国的自由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一位“百事不会”的模范君主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一日壬戌

  耶稣2019年5月25日

 

 

亲爱的女儿,你小时候看过“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这故事里的“太子”,是宋真宗之子赵祯,即后来的宋仁宗。在宋朝诸帝中,我觉得最值得介绍的君主,除了太祖赵匡胤,便是这位仁宗皇帝了。

 

但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宋仁宗似乎是一个平庸的皇帝,既无天纵之英明,也未见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甚至连个供坊间文人传诵的传奇故事也没有,宋太祖好歹有“千里送京娘”的英雄救美故事,明朝正德皇帝也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宋仁宗呢,大概只出现在“狸猫换太子”的戏文中,但历史上其实并无“狸猫换太子”之事,戏文成就的也只是“包青天”的美名。其在位四十余年,也未能开创出今日主流历史学界津津乐道的那类“盛世”。

 

因此,如果让今天的人评选历史上的明君贤主,唐太宗李世民估计会名列榜首,太宗皇帝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又能从谏如流,简直就是古代君主的典范。名单再列下去,上榜的皇帝相信还会有汉武帝刘彻、光武帝刘秀、女皇帝武则天、唐明皇李隆基、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祖孙。而宋仁宗赵祯,恐怕会被多数人忽略掉。

 


故宫南薰殿旧藏宋仁宗坐像

 

不过,如果让传统士大夫来评选,结果可能不一样。晚明大学者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在朱国祯看来,历代帝王,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堪称“贤主”,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均不足道矣。

 

宋仁宗虽为平庸之君,但整个仁宗朝,却是“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明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六位就出现在宋仁宗朝: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仁宗朝的牛人名单,我们还可以拉得很长: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韩琦、富弼、文彦博、狄青、张方平、赵抃、范镇、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范纯仁、柳永、晏殊、宋庠、宋祁、梅尧臣、苏舜钦、蔡襄、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沈括、苏颂……这些名动一时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全都是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

 

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清末民初或庶几近之。难怪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

 

宋仁宗虽未开创显赫强盛的“盛世”,但其御宇四十余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商业繁荣,百姓富足,文化昌盛,足号“盛治”。来看历代士大夫对宋仁宗朝的评价。宋人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邵伯温说:“(仁宗之治)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陈师锡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明人邹智说:“庆历、嘉祐之治,号为太平。”明末王夫之对天水一朝评价不高,却也不得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宜其治之盛也。” 天圣、景祐、庆历、嘉祐均为宋仁宗朝年号。

 

亲爱的女儿,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宋仁宗时代为什么让几百年后的士大夫都念念不忘?自然不会是无缘无故。这背后隐藏着宋仁宗作为一名君主的政治智慧。

 

克制是君主最大的美德(一)

 

赵祯逝世,庙号仁宗。元人修《宋史》,给宋仁宗盖棺定论:“《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一个“仁”字,便是历史给予君主的最高评价。仁,一言概括了宋仁宗仁厚、善良的秉性,《宋史》赞曰:“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 不过,对于政治家来说,仁更是指向克制、节制、谦抑的为政之道。自我克制就是一位君主的最大的美德。儒家相信,“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宋仁宗庙号之“仁”字,当然包含有“克己复礼”之义。仁宗正是一位能够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望、激情、执见的君主,诸多宋笔记都记载了仁宗皇帝这方面的美德。

 

先来看北宋魏泰《东轩笔录》收录的两则轶事。其一,仁宗“春日步苑内,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掌管茶水的宫人),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二,“仁宗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内每有取索,外间遂以为制,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为免旁人受累和开了恶例,仁宗皇帝宁可忍受饥渴。确实难得。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中的《夜止烧羊图》,讲述宋仁宗忍饥不食烧羊的故事。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记有一则类似的故事,不过情节更富戏剧性。“仁宗一日视朝,色不豫,大臣进曰:‘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进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大臣以为皇帝贪图美色、房事过度,才导致身体不舒服,所以委婉劝皇上节欲。“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曰:‘何谓也?’上曰:‘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文末施德操感叹说:“呜呼,仁矣哉!思一烧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虑子孙之多杀,故宁废食。”

 

不过,据王巩《闻见近录》,仁宗皇帝可能是有些贪图美色,大约庆历年间,便发生了大臣王德用进献几名美女入宫的故事。但这事情让谏官王素听说了,王素立即查问皇上是否真有其事,如属实,请皇上遣放她们回家。仁宗笑曰:“德用所进女口,实有之,在朕左右,亦甚亲近,且留之如何?”王素说:“臣之所论,正恐亲近。”仁宗色动,呼近珰曰:“王德用所进女口,各支钱三百贯,即令出内东门。”说完涕下。王素说:“陛下既以臣奏为然,亦不须如此之遽,且入禁内,徐遣之。”仁宗曰:“朕虽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见其涕泣不忍出,则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报。”久之,内侍奏:“宫女已出门矣。”仁宗“复动容而起”。一副很舍不得但终究还是克制住的神色跃然纸上。

 

朱弁《曲洧旧闻》记录的一则轶事更有意思:仁宗朝时,有富民到开封府告状,称他家“为子娶妇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挥令入,见今半月无消息”。这位富民说得比较委婉,但意思很明显,就是控告皇室强抢民女。当时的开封知府叫做范讽,他说:“汝不妄乎?如实有兹事,可只在此等候也。”马上入宫面圣,向宋仁宗要人:“陛下不迩声色,中外共知,岂宜有此?况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说:“皇后曾言,近有进一女,姿色颇得,朕犹未见也。”范讽说:“果如此,愿即付臣,无为近习所欺而怨谤归陛下也。臣乞于榻前交割此女。归府面授诉者。不然,陛下之谤,难户晓也。且臣适已许之矣。”最后仁宗屈从,“乃降旨,取其女与讽。讽遂下殿”。

 

范讽在当时并不是一位以鲠直闻名的人,何以也敢当面向皇上要人?《曲洧旧闻》的作者解释说:“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这个“好时节”,当指遇上了宋仁宗这么一位懂得克制的君主。

 

更为难得的是,宋仁宗深知,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不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激情与欲望,便意味着朝廷的权力将得到扩张;而权力的每一步扩张,则意味着民间社会的权利与活力将一步一步退缩、失守。《北窗炙輠录》载有一事,可为佐证: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克制是君主最大的美德(二)

 

在宋仁宗身上,最为可贵的美德,其实不是表现为对食色享乐的节制,而是对君主权力的自我克制。“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 ,如果不知节制自己的权力,绝非国家与万民之福。历代不乏并不追求物质享受但却极度贪权的帝王,如明朝崇祯皇帝,清代雍正皇帝,他们对国家的治理均以严酷、专制、不近人情著称。而宋仁宗在位虽久达四十余年,却从无揽权自专的表现。

 

历代帝王揽权,常用的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两朝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发“手诏”、“内降”指挥政事。仁宗皇帝并非没有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之意,原来“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仁宗性子软,不好意思严词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任用。

 

但仁宗也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情,又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如康定元年(1040)十月,仁宗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祐二年(1050)九月,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 宋仁宗做不到绝不私发手诏,却明言他的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曾经发生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说明宋仁宗的御笔手诏并不怎么管用。“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降敕。’政府果奏无法,命遂寝” 。今天许多人似乎还像那个嫔妃一样以为“圣人出口为敕”,金口玉言,一句顶一万句,其实没那么回事。

 

宋代皇帝本人的意见被政府系统反驳回去的例子俯拾皆是,如嘉祐元年(1056),由于开六塔河失败,淹死数千人。朝廷派遣御史吴中复“往澶州鞫其事”,仁宗既怒且急,一再给吴中复发手诏,批示查案意见,“一日内降至七封”。吴中复带着七封手诏去见仁宗,将手诏还给皇帝,说:“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意思是说,皇上你有什么意见,请走法定程序,私自下发的手诏,恕不奉行。宋仁宗呢,只能表示同意,“上从之”。

 

宋仁宗还曾经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这里的“近臣”,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私臣,属于皇室家奴,仁宗以家法私自处置他们,理论上也无大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王贽显然认为,司法是一门专业的技艺,“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这里面的细微处,君主未必通晓,假如“一切出于圣断”,便难免会因为不专业而出现“前后差异”的裁决,闹出“有伤政体”的笑话。况且,君主当了法官,又叫专业的司法官往哪里摆?因此,王贽提出,“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宋仁宗不敢逞强,“诏可”。

 

这段历史记载,让我忍不住联想到17世纪初英国大法官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故事。话说有一回,詹姆斯一世闲得无聊,便想到皇家法院亲审几个案子,不曾想被首席大法官柯克爵士拒绝了。国王质问:“为什么我不能审理案件?”柯克回答:“不错,上帝的确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英国王詹姆斯一世

 

这两个故事有些相似,不过结局却大不一样。在柯克的故事中,“詹姆斯一世勃然大怒,柯克爵士感觉到落在他头上的全部力量,忙不迭地祈求陛下怜悯他、宽恕他”,随后柯克被免职 。而另一个故事中的宋仁宗,却不得不采纳了谏官王贽的意见。可以说,宋仁宗比詹姆斯一世更会克制自己的权力欲,也更尊重司法的独立性。可惜今天许多引述柯克故事的中国法学者,往往只会告诉你故事的上半场,而不交待下半场,更不会告诉你宋仁宗与王贽的故事。

 

良制养成美德,美德守护良制

 

亲爱的女儿,如果我再三引证宋仁宗的自我克制的美德,按今日流行的思维习惯,难免会被讥为是“人治思想”、“明君情结”的流露。我甚至可以猜到会有朋友要发出告诫:“君主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

 

其实呢,当我们说到仁宗皇帝的美德时,说的恰恰就是宋代的制度与政体。经太祖、太宗两代的创制及真宗朝的确认,至仁宗朝,宋代的政制已臻完善。每一项重大政令的出台,必须经过外廷讨论,形成共识,然后由知制诰(或中书舍人)草拟,经给事中审核通过,再以君主的名义下诏,由宰相副署、发布,方能正式生效。御史认为诏令不当,还有权驳正。在这个过程中,君主虽然名义上掌握着最高裁决权,但君主理当无己见,服从公议,尊重宰相的执政权、台谏的监察权。这便是宋代的法度与惯例。宋仁宗的克制,无非是守住人君的本分,尊重既定的制度,此即“克己复礼为仁”之意旨。“克己”加“复礼”,共同成全了宋仁宗的“仁”。

 

很多时候,宋仁宗对制度的尊重与遵守是自觉的。正史说他“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宋人评他“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 ,说的正是这种自觉性。甚至,由于仁宗过于克制,几乎全无成见,有些大臣还看不惯,提醒他揽权,如嘉祐年间,谏官王陶质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中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另一位谏官韩绛也对宋仁宗说:“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当间出睿断。”还有一些近臣贵戚也发牢骚:“万事只由中书,官家岂得自由行一事?”

 

那么仁宗是如何回答的?据杨时《龟山集》,“仁宗时,或劝云:‘陛下当收揽权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揽权柄?’或曰:‘凡事须当自中出,则福威归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如有不是,难于更改,不如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则台谏得言其失,于是改之为易矣。’”

 

陈亮《中兴论》也提及:“臣闻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

 

两则记载的意思都差不多,宋仁宗不欲“收揽权柄”,乃是出于君主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自觉。

 

从《曲洧旧闻》记录的一则故事,也可看出仁宗皇帝的理性自觉。有台谏上章疏说,内廷“嫔御太多,宜少裁减”。一名为仁宗梳头的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发牢骚说:“两府两制,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二人,则言阴盛须减去,只教渠辈取快活。”仁宗听后,沉默不语。梳头宫女又说:“台谏所言必行乎?”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未久,仁宗果然遣散宫女三十人,第一个被遣出宫的便是那名梳头宫女。慈圣皇后问他:“掌梳头者,是官家所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中的《改容听讲图》,讲述宋仁宗在经筵时,左顾右盼,讲官拱立不讲,仁宗立即竦然改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宋仁宗承认“台谏之言,岂敢不行”,与其说这是因为他生性懦弱,倒不如说在宋仁宗的时代,制度与政体已经对皇权构成了硬性的约束,皇权既不是至高无上(宋人认为,天底下,惟道理最大),也有其边界,君臣“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

 

来看朱熹辑《三朝名臣言行录》收录的一段仁宗自白:“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祖宗故事”即既定之制度,制度摆在那里,皇帝不能不遵,若不遵成法,便是过失,而且执政大臣与台谏官也会迫着君权在合乎法度与惯例的轨道上运作,不可越雷池一步。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

 

宋仁宗宠爱张贵妃(去世后追封为温成皇后),想任命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一个尊贵而没有多少权力的官职),却遭台谏官极力反对,特别是时任谏官的包拯,“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这则记录在《曲洧旧闻》的故事,正好可以作为“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的生动注脚。

 

争执起来敢将唾沫喷到君主脸上的台谏官,并非只有包拯一人。庆历年间,开封开宝寺灵宝塔发生火灾,仁宗欲重修灵宝塔。“谏官余靖言:‘塔为天火所烧,五行之占,本是灾变,乞更不营造。’时盛暑,面奏,靖素不修饰,帝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 仁宗一朝,台谏权力极重,对君权与相君均构成强劲的制约: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君主如何能够一意孤行?

 

除了台谏制度,宋仁宗朝还出现“封还词头”的惯例,这也是对皇权的一道有力制衡。庆历元年(1041),宋仁宗欲封刘太后侄媳王氏为遂国夫人,命知制诰富弼起草制书。但富弼封还词头,拒不草诏。封命遂寝。 富弼此举,开创了一项很了不起的制度:知制诰(或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之制。皇帝的诏敕,例由知制诰(或中书舍人)起草,如果他们认为诏敕不合理,有权封还,不予草诏。

 

皇祐初年,有个叫做杨怀敏的宦官因犯下过失,被罢免了“内侍副都知”之职务,但仁宗大概比较宠信他吧,又欲下旨让杨怀敏官复原职,但是皇帝的词头被知制诰胡宿封还。翊日,仁宗问宰相:“知制诰封还词头,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彦博回答说:“近年富弼亦曾封还词头。”仁宗这才释然,但又不死心,“改命舍人草制”。此时台谏也站出来反对杨怀敏复职。皇帝只好让步,“其命遂寝”。封还词头自此成为一个惯例、制度保留下来:“舍人封还词头者自尔相继,盖起于富成于胡也”。

 

当然,皇帝也可以绕开知制诰,直接下发御笔手诏,但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对于手诏,政府可以不奉行,缴还皇帝。

 

总而言之,宋代形成的政制是一套不支持君主揽权专制的制度,宋仁宗谦抑的美德,与这套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良制养成了美德,美德也守护了良制。宋人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说的其实便是君主自我克制的美德,而“百事不会”的君主能够达成盛治,则有赖于整套制度的良性运行。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体制下,君主不需要太能干,只要守住君主的本分,谦抑,克制,选贤与能,垂拱而治。

 

相反,如果君主太爱逞强,往往只会破坏制度的良性运行。亡国之君宋徽宗被修史者评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正好跟仁宗的为政之道形成强烈对比。一个“百事不会”的君主,比一个“诸事皆能”的君主更值得赞赏。

 

在宋朝士大夫的观念中,他们也确实认为,君主是不需要太圣明的。宋孝宗算是南宋的圣明之君,但他逞能专断的做法却受到理学家徐谊的抨击:“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

 

宋仁宗的政治遗产

 

宋仁宗在位,是守祖宗法度的典范。当他去世之后,仁宗朝的一部分惯例,也被后世的士大夫整理成最值得遵守的祖宗法度。用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中的话来说,“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法仁祖之法、复嘉祐之治,成了熙宁变法受挫之后士大夫最心仪的“中兴路线图”。

 


宋代君臣

 

北宋元祐七年(1092),翰林侍读学士范祖禹编录《仁皇圣典》进献哲宗皇帝,并上书说:“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 南宋淳祐四年(1244),杜范拜相,即向理宗上奏札说:“今陛下新揽权纲,惟恪循仁祖家法,凡废置予夺,一切与宰相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已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这里元祐、淳祐的年号,也含有向仁宗朝“嘉祐之治”致敬的意思。

 

上书的士大夫都是在提请在位的君主“专法仁宗”、“惟恪循仁祖家法”。那么这个“仁祖家法”到底是指什么呢?我想特别指出来,经由宋朝士大夫的演绎与归纳,“仁祖家法”已经被解释成“虚君共治”、“分权制衡”的治道与政体:君主端拱在上,统而不治;执政权归宰相领导的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力归独立的台谏系统。

 

这当然不是我的穿凿附会,而是宋人自己的“创造性解释”。元祐元年(1086),右司谏苏辙向哲宗皇帝进言:“臣窃见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海内乂安,近世少比。当时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进退,皆取天下公议,未尝辄出私意。公议所发,常自台谏,凡台谏所言,即时行下。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忘己而用人,故赏罚之行,如春生秋杀,人不以为怨。终仁宗之世,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由此术也。”

 

同一年,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也告诉宋哲宗:“臣昔见仁宗皇帝推委执政,一无所疑,凡所差除,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随事论奏,小则放行改正,大则罢免随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是以四十余年,不劳而治。”

 

这么阐释“仁祖之法”的元祐士大夫还有秦观:“臣闻仁祖时,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群臣无所预者。除授或不当,虽贵戚近属,辄为固执不行。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政事之臣得以举其职,议论之臣得以行其言,两者之势适平。是以治功之隆,过越汉唐,与成康相先后,盖由此也。……愿(陛下)鉴汉唐之弊,专取法于仁祖,常使两者(政府与台谏)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

 

甚至,仁宗晚年,由于患病,临朝时无法多说话,这一表现也被后世士大夫塑造成为垂拱而治的典范:“帝自此御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摇首,而时和岁丰,百姓安乐,四夷宾服,天下无事。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 我们将这段话的潜台词挑明吧:君主只要放手让宰相执政,以独立的台谏监察政府,按照制度治理国家,那么君主本人即便是一尊木偶,也无伤大局。

 

总而言之,宋朝士大夫对仁宗之后的君主一遍又一遍申明一项宪制原则:陛下,请按“仁祖之法”约束您的权力,“不自用其圣,不自矜其能” ,总之不可揽权;您必须将执政的权力委托给宰相,将监督执政者的权力委托给台谏,“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这样,陛下您便可以“不劳而治”,“弁冕端委而无事”,换成今日网络上的说法,就是可以“洗洗睡”了。

 

两宋三百余年,除了开国的太祖、太宗不论,从未出过一个强势、独断的君主,恐怕跟这一宪制原则被一遍遍申明、强调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宋代权相迭出,从王安石、蔡京到秦桧、史弥远、韩侂胄、贾似道。这似乎又说明宋朝政制虽然有效解决了皇权专制的问题,却不能很好地解决宰相专权的问题。

 

宋朝士大夫念兹在兹的“仁祖之法”,并非由宋仁宗一手制定,也没有明晰的成文条款,它跟英伦的非成文宪法一样,散见于仁宗朝的故事、惯例、诏书中,并由后世的士大夫慢慢筛选、整理出来,加以阐释。换言之,“仁祖之法”乃是宋朝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宪度,形成机制与英伦习惯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被宋朝士大夫视为君主典范的宋仁宗赵祯本人,实事求是地说,确实是一位庸常之人,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在位之时,也没少受到臣僚批评。然而,在仁宗去世之后,经由士大夫的塑造,仁宗逐渐成了仁圣之君,这是宋朝士大夫为了拍皇帝马屁吗?不是。是为了给活着、在位的皇帝确立一个为人君者的楷模、一副限定皇权的坐标。也因此,“仁祖之法”被阐释成一项非常接近于“虚君立宪”的宪制。

 

亲爱的女儿,宋人塑造“仁祖之法”的心智,总让我想到英国的“辉格史观”。

 

你应该知道,西方史学中有一个概念:Historiography(历史编纂),十分注重对历史的理解与编订,强调在历史阐述中注入人们追求的价值观。以实证主义或者考据学的目光来看,这样的史学观无疑是不够严谨的,但从“历史学”对于“历史”的塑造的角度来看,那种机械的考据与实证才是毫无意义的。显然,《旧约》与《新约》是经不起严格的历史考据的,但谁也无法忽视基督教精神对于西方历史演进的巨大塑造作用。



 


 

西方史学最成功的Historiography,可能要算英国的“辉格史观”。17世纪出现的辉格党提倡君主立宪,他们从自由宪制的立场出发,致力于将英国的历史描述成朝着君主立宪目标演进的进步史,自由与宪制就在英国的传统中。这同样是经不起严格的考据的,“翻阅英国的历史,似乎并不总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直到19世纪,还有无数进步的思想家在攻击英国的普通法制度”。英国历史上王权专断的事儿少不到哪里去。然而,正是辉格党人讲述的英国历史,构建了英格兰古典自由主义对于宪制与传统的“重叠认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整理、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宪政传统资源,推动着英国的历史往宪制的方向演进。

 

宋人之用心,也在于此。南宋章如愚说,“修撰史之目不一,而其凡有二:曰纪载之史;曰纂修之史。时政有记,起居有注,其纪载之史乎!纂修之史,名目滋多:实录云者,左氏体也;正史云者,司马体也;纪其大事,则有玉牒;书其盛美,则有圣政;总其枢辖,则有会要。其曰日历,合纪注而编次之也;其曰宝训,于实录、正史之外而撰定之也。” 这“纂修之史”,就相当于西方的Historiography,里面贯穿着宋朝士大夫式的“辉格史观”。

 

宋代之后,这样一种宋式“辉格史观”便中断了。晚清的立宪派士绅一直想说服清廷实行“君主立宪”,但终究失败。我有时候忍不住想象,如果将清朝转换成两宋,“君主立宪”的转型当如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