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

——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作者：许家星（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初七日丁未

          耶稣2019年7月9日

摘要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元代朱子学围绕朱子四书的诠释获得全面而深入的展开，这种诠释有侧重异同问答的“经疑”体、义理疏通的“发明”体、训诂考辨的“纂笺”体、概念阐发的“通旨”体等，堪称百花齐放，各有千秋。考辨《四书》的作法渊源于朱子本人。朱子早在《语孟集义序》中即提出“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的看法[1](P3631)，故《论语集义》《论语训蒙》特别注意音读训诂考辨之学，这一特色在《四书集注》中仍得到保留。不过较汉唐注疏更为简明而已。詹道传《四书纂笺》即秉承朱子思想，对《四书集注》作了一番全面的训诂考辨。《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就《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方面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2](P201)。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作为元代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在笺证《四书集注》的过程中，亦很自然地展示了《四书集注》深厚的汉学知识，体现了朱子四书对汉唐学术的继承，同时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

该书卷帙较繁，全录朱子《四书集注》，四库萃要本尚录有《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计28卷之多。著者詹道传生平未详，仅知其为元代江西临川乡间一读书人。詹道传对《四书纂笺》有明确定位，“藏于家塾以授其徒”，帮助初学朱子四书者扫除文本障碍。因《四书集成》《四书纂疏》诸书对朱子四书的义理问题已有详细研究，故该书不再费辞于此，以求各有分工也。“笺事及音读欲便初学耳。义理之训，则《集成》《纂疏》诸书详矣，是编奚庸赘辞。”[3](P175)该书“凡例”指出，本书仿朱子《论语集义》之例，对《四书集注》作一番追源溯流的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工作。鉴于朱子四书“务从简明，于制度器数之本末，经史子集之事实，钩玄提要，不复致详”的特色，该书采用笺证体，对朱子之说“各笺证据于下方”。浙江胡一中称该书“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3](P174)。

该书在参考前人著作基础上形成，句读“用王文宪所定及温州点本参订为之”，字音“参用诸儒所定经文”。笺证于元人杜瑛《语孟旁通》、薛引年《四书引证》、金履祥《语孟集注考证》、许谦《读四书详说》、赵悳《四书笺义》诸书成果采用颇多，分类纂入，故称为纂笺。它书所论有得者，亦采入之。选材甚广而裁取颇严。“所笺如杜缑山《旁通》、薛秋潭《引证》、金仁山《考证》、许益之《详说》、赵铁峰《笺义》等书，颇加裁择，随类纂入。或他论有所补益者，间亦一二附焉。”[3](P175)故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代表了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水准，这也提升了研究该书的必要性。以下分别从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正音

《四书集注》需要正音的字无外乎多音多义字、难读生僻字、通假通用字，它们皆影响对文本的理解。注音采用的方式是直音、反切、同音、标明声调(此类尤多)。以《大学章句序》注音为例，多音多义字如：适(音的)子；夫(音扶)百家；否(部鄙反)塞；充塞(先则反)；间(如字)亦；圣经贤传(去声)；鲜(上声)矣；少(去声)仪；使之治(平声)；性分(去声)，与(去声)有闻；为(去声)之。难读字如：颓(徒回反)败；余裔(余制反)；泯(音闵)焉；辑(音集)之；沈痼(音固)。通假字如：蚤与早通；唯与惟通；帑与孥通；说音悦；翅通作啻。因“四声别义”为古书中非常重要的别义手段，故该书对区分四声特别重视，涉及的相关字有“王、好、语、劳、来”等。正音工作通常不标明所据音书，但有时列出所引书名者，常引的有《经典释文》《广韵》《礼部韵略》《玉篇》等。如“法语”，“陆音鱼，鱼据反”。此处“陆”当指陆德明《经典释文》。有时引《朱子语录》来指明读音，并以《广韵》印证之。如关于“果”字，“《语录》赵氏以果为侍。《广韵》从女从果者亦曰侍”。有时引《广韵》等来判定音义，如关于“殍”。《四书集注》“莩，饿死人也”。《四书纂笺》引《广韵》说：“《广韵》四纸殍注，音圯，草木枯落也；三十小殍注，饿死曰殍，亦作莩。十虞莩注，音敷，亦曰饿死。皆一义也，则莩死者，取草木枯落之义也。”凡例指出：“句读用王文宪所定及温州点本参订为之。”但笔者所见本未有断句，可知非原本。

二、训诂

《四书纂笺》采用《尔雅》《说文》《礼韵》等字书、韵书对《四书集注》展开了正文字、通训诂的考证。

其一，正字。《四书纂笺》指出有些文字存在差异，表现为正本与俗本之别。或指出俗本有误，如“邦无道能沈晦”之“沈”，俗作“沉”，“非”[3](P99)。或指出字的通用，不同的字在某个意义上可通用，如“陷于‘阱’通作‘穽’”[3](P250)，“予通作与”“赈通作振”。或考察字形演变史，如“景即影字，古只作景，至晋葛洪始加氵”[3](P164)。或从音变的角度分析字体，如“勾吴，吴言勾者，夷之发声”[3](P124)。

其二，释义。一是近义词辨析。《四书纂笺》在“吾有知乎哉”章指出：“‘吾’‘我’二字，就已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如此章及‘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此类皆不可不辨。”[3](P135)或引《说文》区别义近词，如“《说文》种曰稼，敛曰穑”[3](P135)。或引历史事实作为字义之例，如“偾，覆败也”，“左隐三年郑伯之车偾于济”[3](P13)。引《说文》对字展开综合解释，包括字形、造字法、字义、文献用例。如“博，《说文》作簙，局戏也。六著十二棊也。古乌曹作簙。《说文》弈从二十，言竦两手而执之，围棊谓之奕”。或引《尔雅》由某字之阐发进入一组词义的阐发，如“屋漏”，《四书纂笺》引《尔雅·释宫》作对应之解。“《尔雅·释宫》文云：室西北隅谓之屋漏，西南隅为奥，东北隅为宧；东南隅为窔宧，东北阳气始起，育养万物，为饮食之所。窔音杳，深也。”二是据字书判定歧说。如关于镒存在24两、20两不同之说，《四书纂笺》据字书判定20两说更确。“镒，二十两也。《丛说》《国语》二十四两为镒。孔注、赵岐皆云二十两。按：《字书》曰：镒益同数，登于十则满，又益倍之为镒，则二十两者为有义。”三是结合韵书解义。《四书集注》“纟昷，枲著也。”[4](P115)《四书纂笺》引《礼韵》解，认为贮、著可互通。“《礼韵》贮字亦作著，通作禇。”

三、考制度

考证《四书集注》所涉礼制，为《四书纂笺》中心任务之一。具体涉及面甚多，大略言之，或关乎古代官制。如司徒之职、典乐之官。引书交代其来源，“《书·舜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又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又如《四书集注》言：“士师，狱官。”[4](P183)《四书纂笺》详细交代此官制来源及其构成。“舜命臯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见于刑官，《周礼》秋官司寇之属有士师之职。刑官曰士，其长曰师。”再如《四书集注》云：“陈，国名。司败，官名，即司宼也。”《四书纂笺》指出此说源于《左传》，但在《程氏职书》中未见，且史料中亦未有据。“《左传注》陈楚名司寇为司败，《程氏职书》未见陈之司败，若楚之司败，见于文十年宣四年。”或关乎教育制度，如《章句》提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四书纂笺》引熊氏说对此详加解释，多达200余字。也有的关乎历法。如指出《孟子》七八月之说所用为周历，相当于夏历五六月。“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内并以周月言，与《春秋左传》同。”[3](P250)因礼制讨论最多，故引《周礼》《礼记》《仪礼》说甚多，如引《坊记》论述祭礼“七日戒三日齐”；婚礼“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等。对礼的重点疑难处讨论颇详。如引孔颖达疏、金履祥注对伐冰制度详加解释。引吕氏说详细述期之丧的两种类型：正统之期与旁亲之期。引胡氏及傅寅说详论《四书集注》所言“饮、射、读法”。涉及古代重要的赋税、俸禄、军队、土地制度方面的，亦详加解释。如《四书集注》言：“大国地方百里，次国地方七十里，小国地方五十里。”《四书纂笺》首先指出“《集注》三说皆本《王制》”，并以一页半篇幅对此详加引证。

四、辨名物

名物是《四书纂笺》笺证的重点。此处仅举两例以窥一斑。对某些不好解释的名称问题，《四书纂笺》在《四书集注》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申发。如“小童”，《四书纂笺》引王柏之说，认为男贵女贱的价值观决定了对有地位女子的称呼，女子只有尊贵者方可比于男子。夫人之所以自称为“小童”，就是自比于小男子的意思。至于“孺人、夫人、后”皆是类比男子而得到的称号。“王文宪曰：天地之间男贵女贱，女子贵者方得比于男子，故夫人自称小童，比于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则比男子矣。至为天子之妻，始曰后，则在男之上而比于继体之君矣。”[3](P215)关于“五谷”，学者有不同看法，《四书纂笺》则引傅寅说。认为黍是穄，稷是鲜粟，稻是晚禾，梁是糯粟，豆是黒豆。傅氏还引王氏说指出，有人从五行的角度理解五谷，从三农的角度理解九谷，从种类众多的角度理解百谷。“傅杏溪《九谷考》云：黍，今穄也。稷，今鲜粟也。稻，今晚禾也。梁，今糯粟也。豆，今黑豆也。小豆，今菉豆也。麻，今油麻也。苽音孤，《周官太宰》释云：‘雕胡也’。王氏曰：‘有言五谷者，以五行所属而言；有言九谷者，以三农所生而言。有言百谷者，号其多而言。’”[3](P227)

五、究本末

考《四书集注》说之来源为詹道传此书的重点，把握《四书集注》说的出处本末，显然有助于对《四书集注》的了解。《四书纂笺》或指出《四书集注》字义训释的出处，如指出《四书集注》“暴虎徒搏，冯河徒渉”此8字为《尔雅》训释文。或涉及人物出场活动的背景。《四书集注》曰：“师尹，周太师尹氏也。”《四书纂笺》指出：“按《诗传》尹氏盖吉甫之后，周大夫。家父作此诗以讥王之用尹氏也。”[3](P14)或关于书名。如《四书集注》“《秦誓》，《周书》”。《四书纂笺》则引春秋说阐发《秦誓》之来由。“《春秋传》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袭郑，晋襄公率师败诸殽，归而作《秦誓》。”[3](P17)有些是《四书集注》已提供线索，隐而未发，《四书纂笺》则对其本末详加引述。如《四书集注》云“《楚书》，《楚语》。言不宝金玉而宝善人。”《四书纂笺》则引《国语楚语》相关原文，佐证此说。

《四书集注》用语甚精，善于锤炼经典已有之文，用作注文。《四书纂笺》常采用“某字(句)出某某书、本某某说、见某某书、所引乃某某说”等点出其出处。如“齐之为言齐也，所以齐不齐而致其齐也”二句出《礼记·祭统》篇，“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见《礼运》。从《四书集注》所引之书见其引三礼为多，如“勤苦难成之患”“躐等陵节”皆出《学记》；“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出《学记》“教学相长也”。“可谓能继其志矣”出《学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或交代《四书集注》两说之来源。如关于八佾，《四书集注》保存了两说：一是每佾人数不定，与佾数相同；二是每佾人数固定不变，皆为8人。詹道传引《左传》注疏为证，指出“人如佾数”说出自杜注，而服虔疏则主张每佾八人说。关于五霸说，《四书集注》分别采用赵氏与丁氏说，《四书纂笺》指出二说最早来源分别见于《国语》《春秋》，杜预注采用二说，故《集注》亦采用之。《四书纂笺》有时提出在面临两种解释时《集注》之取向。如关于公子赤还是公子恶的问题，《四书纂笺》引倪氏说指出《四书集注》取《公羊》说而放弃《左传》说：“左氏以为恶，公羊以为赤。《集注》曰子赤，本《公羊传》也。”[3](P213)

六、补未言

《四书纂笺》在阐述《四书集注》时，对《四书集注》略而未言的史实、背景多有补充、阐明。如《四书集注》言“自文武至此七百余年。”《四书纂笺》则具体列出文武至此的周代历王年限，分为春秋前、春秋、春秋后三个阶段，证实《四书集注》所言“至此700余年”说当属于周烈王、显王时。如《集注》言，“文子……又不数岁而复。”《四书纂笺》引杜预注指出文子“自出奔复反于齐”仅隔了二年。再如“司城贞子”，《四书集注》仅言“亦宋大夫之贤者也。”《四书纂笺》则进一步解释宋国司城实际为司空。“宋以武公讳，改司空为司城。”[3](P374)关于耦而耕，则引顾氏说论述牛耕制度之产生。“新定顾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最可考者，古人于蜡祭，迎猫迎虎，凡有功于田者，无不报祭，独不及牛。可见古未知以牛耕。自汉以来，方有卖刀买犊之说。”[3](P226)

《四书纂笺》也尽量地表达一些自身看法。或对《集注》反复重复的诠释内容表示关注，指出：“《集注》引程子慎独凡三章。仲弓问仁章云‘惟慎独便是守之之法’。子在川上章云‘其要只在慎独’，及此章为三。”[3](P233)或分析四书对五经的引用。如概括《孟子》对《诗》《书》的引用次数。“《孟子》援《书》凡二十九，援《诗》凡三十五。”[3](P261)讨论《大学》引用《尚书》的“活引”特点，指出《大学》“康诰曰克明德”及“天之明命”较原文皆少引数字，这种引经之法很灵活，而《章句》并未提及此点。“《康诰》本文云：‘克明德慎罚’，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顾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经之活法。”[3](P7)推测古注来源的存佚。引辅氏说指出赵氏不孝有三说，当源于今已不存的古传记。“辅氏曰：此必见于古传记，赵岐时其书尚存，故引之。”

考察《四书集注》说的根据。如《四书集注》引洪兴祖说，认为《论语·季氏》篇是《齐论》，《四书纂笺》则引胡氏说，指出洪氏说根据所在，认为其说并不是很充分。“胡氏曰：疑为齐论，以皆称‘孔子曰’，且三友三乐九思等条例与上下篇不同，然亦无他左验。”[3](P210)指出《四书集注》说的演变过程。如对《大学》开篇“子程子”加以说明，首先提出大、小程子之字号，进而指出《四书集注》对“程子”的处理有一个从分到合的变化，即最初以大程子、小程子来分别二说，其次以伯子、叔子区别之；最后则认为二者学同，不需要加以区别，故统称程子。詹道传还指出“子程子”之说乃仿效《公羊传》“子沈子”之例，“子”好比“先生”，是对有德之人的称呼。“《集注》初以大程子、小程子为别，次称伯子叔子，最后以其学同，通称程子云。子者，有德之称，犹今称先生。然子程子仿公羊传子沈子之例也。”[3](P6)为此，本书不区分二程说，而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则对二程详加区别。

七、列异说

《四书纂笺》还常提供与《四书集注》不同之说，为读者理解原文提供多种参照，亦表明《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采取理性分析的态度。

其一，注音方面，指出《四书集注》注音与韵书的差别。如：“胫，按《韵书》形定反。《四书集注》云‘其定反’，音小异。”《四书纂笺》还对《四书集注》未注音者提出质疑。如指出“屏”有上、去二声，据音义一致原则，“屏四恶”之屏当读去声，旧读上声可疑。“按：《韵书》屏字上声者注云：‘蔽也。’去声者注云：‘除也’。屏四恶之屏，当去声读而旧音丙可疑。”又如“鹤鹤”的读音，《四书集注》认为“鹤《诗》作蒿，户角反。”《四书纂笺》则引许谦《丛说》提供另一种读音，“《丛说》禽名之鹤音涸，在铎韵。鹤鹤之鹤音学，在觉韵”[3](P245)。当然，《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的叶韵说并无怀疑。

其二，人物方面。如关于公冶长，《四书集注》仅言“孔子弟子”。《四书纂笺》引《弟子传》说为齐人，既而又引《家语》说为鲁人，两说并存。“《弟子传》名苌，字子长，齐人。《家语》鲁人。”[3](P90)又如漆雕开，《四书集注》言“字子若。”《四书纂笺》指出《家语》《史记》在漆雕开的字与国上皆不同。“《家语》字子若，蔡人。《史记》云：字子开，鲁人。”[3](P92)关于公子纠与管仲孰兄孰弟。《四书纂笺》指出，《荀子·仲尼篇》言“齐桓公杀兄而争国”，此说为司马迁、杜元凯、韦昭所采用。独程子从义理上据春秋笔法以子纠为弟[3](P190)。关于“达巷党人”，《四书集注》认为，“其人姓名不传”。《四书纂笺》则提出：“《董仲舒传》孟康注云：项槖。”[3](P133)

其三，制度方面。制度方面颇多异说，如车乘制度，马融主张800家出车一乘，包咸则主张80家，二者差别甚大。朱子倾向于马融说，马融所据为《周礼》。《四书纂笺》指出包咸所据为《孟子》《王制》，并指出时人傅寅倾向包氏说。《四书纂笺》并未明确表明自身态度，仅客观列出二说，其实已显示其不专主《四书集注》的立场。“马说八百家出车一乘。包氏说八十家出车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牛马兵甲刍粮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给也。马融千乘之说，依《周礼》……包云：……盖依《王制》《孟子》大国地方百里之说，而傅杏溪《百考》是之。”[3](P60)关于乡党邻里，《周礼·地官·遂人》与《大司徒》看法有异。詹道传认为，二者所指对象不同，分别指郊外之制与郊内之制，并以郑氏说为据。“愚按：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此郊内之制也；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此郊外之制也。郑司农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与国中异制’。故亦异其名。”

其四，其他方面。其他方面异说也不少，如指出《孟子·离娄》下“子濯孺子章”存在异说，《四书纂笺》所引“古疏”说与《孟子》之描述不同。“孟子之言与此不同，是二说必有取一焉。”[3](P356)《中庸》篇章的异说。《四书纂笺》指出，《史记》《孔丛子》皆言子思困于宋作《中庸》，《孔丛子》且言作四十九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子思子》一卷，提出“所谓四十九篇，岂非混《子思子》与《中庸》为一书与？”[3](P452)历法的古今差异。《四书集注》提出夏代历法斗柄建寅之说，《四书纂笺》引金氏说指出《四书集注》所言乃古代历法，进而引沈括说指出今历与古历有别，不主建寅说。“金氏曰：‘此古历也’。沈括云：‘今正月斗柄指丑矣，盖岁差也。但以冬为亥子丑，春为寅夘辰，不必因斗建也。’”[3](P203)

八、辨错谬

四库馆臣在明陈士元《论语类考》的提要中指出：“张氏、詹氏皆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此说不确，詹道传虽笃信《四书集注》，于其误处却不乏批评。上文所列各种异说，已多少表明《四书纂笺》对《四书集注》的不满，不过未直接批评而已，但《四书纂笺》还是直接对《四书集注》展开了多方面的批评辨正。

其一，字音之误。《四书集注》曰：“子贱，姓宓。”詹道传据韵书指出，此“宓”字读“密”不确。作为人姓当作虙，音伏，虙、伏相通。“考之《韵书》，此字音密。子贱之姓，当作虙，音伏。《家语》宓音密，《史记》宓与伏通，济南伏生即其后。”《四书集注》对“齕”的注音有误。“齕下没反，《四书集注》音核，乃下革反。恐误。”[3](P251)对《集注》“盻”的注音提出质疑，“盻”，《四书集注》据《经典释文》五礼反，认为普苋反不对。《四书纂笺》则引《纂疏》说，主张《礼部韵略》的胡计反、吾计反，认为《释文》五礼反误。再如“懥”，《四书集注》“勑值反。”《四书纂笺》提出《广韵》《玉篇》说与之不同。“懥，《广韵》《玉篇》并陟利反。”

其二，字义之误。詹道传引邵氏批评《章句》“盘，沐浴之盘”说，邵氏认为就事理及经典记录言，沐浴非日日之事，此盘当是盥洗之盘而非沐浴之盘也。“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内则》篇记子事父母，不过五日燂汤请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铭也，其殆刻之盥頮之盘欤!”[3](P8)引金氏说指出《四书集注》“五十字”当为“吾字。”“金氏曰：五十字当是吾字之误。”[3](P118)又如“贼者，切害之意。金氏曰：当作窃。”

其三，袭古注之误。《四书纂笺》引郑玄《考工记》注指出，“纟取”并非《四书集注》所言的绛色，而是黑色；再引饶鲁说指出《四书集注》之误在于沿用《檀弓》古注说。“郑注：染纟熏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黒，则为纟取，如爵颜色也。再染以黒，则为缁矣。饶氏曰：《檀弓》练衣纟原纟录，古注误以纟原为纟取。”[3](P145)批评《四书集注》对《孟子》“九河”的理解沿袭郭璞说而误，郭璞认为“九河”包括“简、洁”二河，《四书纂笺》据蔡沈《书集传》指出，简洁为一河而非两河，《孟子》实仅列八河，此外一河则为河之径流。“蔡氏《书传》云：《尔雅》九河……其一则河之经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经流，遂分简洁为二。然则朱子亦因郭璞注而误也。”[3](P313)指出《四书集注》沿袭古注，把“策”释为“简”，过于简单，不够准确。“《丛说》：《春秋传序》‘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正义》云：‘简容一行字，数行者书于方，方所不容书于策。’……今但训策为简，从古注也。”[3](P467)

其四，未及修改之误。《四书纂笺》引金氏说，认为《四书集注》“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也”有误，盖太史公并无农家说，农家说始于《汉书·艺文志》，并委婉指出《四书集注》之误是未及修改之故。“金氏曰：太史公《六家指要》无农家，至班固《艺文志》分九流，始有农家者流。此《集注》未及改。”[3](P311)

其五，引文之误。《四书集注》在颜渊死章引胡氏说，认为君子用财视义之可否而非吾之有无，《四书纂笺》引金氏说反驳之，认为胡氏说用意虽善，但会造成寡恩之弊。“金氏曰：考其时则颜渊之死且葬，适当厄陈蔡之后，自反陈之余，此正夫子之穷也。夫丧事称家之有无，夫子既以此处其子，安得不以此处颜渊乎!夫子遇旧馆人之丧，尝脱骖以致赙矣，而不能为颜子之椁。彼一时此一时，贫富不同也。胡氏之说虽善，然不考于事而其流少恩矣。”[3](P154)《四书纂笺》指出，《四书集注》所引《家语》夫子讥伯子有误，此说见于刘向《说苑》，且“欲同人道于牛马”并非夫子之说，乃刘向评论之语。“刘向《说苑·修文》篇，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故仲弓曰太简。按：《家语》无其文，《集注》误也，而‘欲同人道于牛马’一句，亦非夫子所讥。”[3](P101)引文理解之误。《四书集注》认为，《大学》“瞻彼淇澳”章“如切如磋”等以下文字，是“引《诗》而释之”。詹道传提出质疑，认为此非《诗传》所释，而是《尔雅》所释，其别仅在于少一“者”字，“疑非《诗传》所释，《尔雅·训释》篇已载其文而无‘者’字。”[3](P9)

其六，史实有误。《四书集注》云魏“亡其七邑。”《四书纂笺》则据《史记》指出“七邑”当为“八邑”之误。“按：《史记》魏襄王十二年，楚败我襄陵，不言邑数。楚怀王六年得邑八。《四书集注》作七邑者，恐误。”引《春秋世谱》说批评《四书集注》“子产公孙侨”说。“按《史记索隐》子产，郑成公少子也。按《春秋世谱》乃公子发字子国之子，以其出于公族，故氏公孙。”[3](P95)《四书集注》据《春秋传》认为武子在文公有道之时无所表现，可证武子知之可及处。《四书纂笺》引杜注指出，武子之父死于成公二年，此后武子方为大夫，由此可推武子在文公时并未出仕，故《四书集注》之说证据不足。“以此考之，宁庄子当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后子俞为大夫，则武子未尝事文公。《集注》云然，未知何据。”[3](P98)《语录》说不合史实。《孟子集注》金声玉振章，《四书集注》云“倪宽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亦此意也。”《语录》指出，倪宽之时尚无《孟子》书，推定金声玉振之说乃古语。《四书纂笺》认为《语录》说不确。盖《孟子》书已经见于文帝时也。“然《孟子》之书出于文帝，而董仲舒亦尝辩孟子性善之说，况倪宽又在后。乃未详《语录》之意。”[3](P377)

其七，两说冲突之误。如《孟子集注·滕文公上》“惟尧则之”，注：“则，法也。”《四书纂笺》指出，《论语集注》则将“则”注释为“准”，二说不同，当以“准”说为是。“《论语》注：‘则，犹准也。’当以为正。”[3](P314)再如“仞”，《论语集注》是七尺，《孟子集注》是8尺。《四书纂笺》考之《周礼》，认为当是《孟子集注》的8尺。“八尺曰仞。《四书集注》于夫子之墙数仞云：‘七尺曰仞。’今按《周书》‘为山九仞’。孔安国云：‘八尺曰仞。’郑玄云：‘七尺曰仞。’《集注》两存其说欤？……愚证之《周礼》……‘寻，八尺也。仞亦八尺也。’以此观之，则孔说为是。”[3](P428)

其八，《四书集注》与朱子他书相冲突而误。如关于“不舍昼夜”之“舍”的读音，《四书集注》是上声。但朱子晚年著作《楚辞辨证》则批评“舍”读上声。此两种看法相互冲突，詹道传认为当以晚年说为准。“不舍昼夜，‘舍’上声。《楚辞辨证》骚经‘忍而不能舍’也。洪氏注引颜师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义。《论语》不舍昼夜，谓晓夕不息耳。今人或音舍者非是。’按：《辨证》文公著于庆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箦矣。《四书集注》舍上声者旧音，读如赦者，定说也。”[3](P138)又，詹道传还据《朱子格言》对《孟子》“浩然之气”章的“非义袭而取”作出与《四书集注》不同的新解。“按《朱子格言》云：‘非义’当一读，盖非义则是袭而取之者。若三字连读则不成文理。今按《集注》与此不合，谩记于此。”[3](P279)关于谅阴之说，《四书集注》言“天子居丧之名未详其义”。但《四书纂笺》引蔡模说，指出朱子晚年主张谅阴是“居丧于梁闇”之义。“蔡氏模曰：《丧服四制》谅闇三年。郑注云：谅古作梁楣，谓之梁闇，……《书》云：‘王宅忧谅阴’，言居丧于梁闇也。模按：谅阴之义，先人得于先师晩年面命者如此。”[3](P197)

其九，《四书纂笺》有时以罗列诸说的方式来质疑《四书集注》说。如《四书集注》言“鲁地七百里”。《四书纂笺》先后引《王制》《孟子》《周礼》说为证，表明公侯之地皆不足700里，唯有《明堂位》言700里。《四书纂笺》对此不同看法的态度是“当详之”。“《王制》《孟子》为三等之地，公侯皆方百里，……《明堂位》云‘周公致政于成王，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当详之。”[3](P210)

其十，《孟子》《史记》之误。如提出《孟子》“中古棺七寸”所说未见得可靠。《四书纂笺》先引《礼记》棺4寸椁5寸说，再引丧礼棺有8寸、6寸两种不同尺度说，证明古籍并无《孟子》所谓“中古棺7寸”，又引古注说天子与平民棺材厚度一样，反驳《孟子》之说。“《记·檀弓》‘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而《丧大记》云：‘君之棺八寸、上大夫棺八寸、下大夫棺六寸、士棺六寸’。注云：‘皆周制，舍此未见有七寸之文’。此章旧注云：‘天子至庶人厚薄皆然。’乃未详。”[3](P295)指出《史记》的孔子弟子传有所失载，陈亢在《孔子家语》中已记为弟子，《史记》却失之，“《家语》亢在孔子弟子中，《史记七十二子传》却无之。”[3](P62)与之类似失载的还有林放。“林放，鲁人，《史记弟子传》不载，《礼殿图》有之。”[3](P74)《四书纂笺》还引金氏说批评《史记》所记伯夷叔齐名字关系不对，乃出于纬书附会之名。“《史记列传索隐》：‘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夷齐其谥也。’金氏曰：《史记》载夷齐名若字，出《春秋少阳篇》，古无此名字之例，乃纬书附会耳。”[3](P99)

其十一，引时人说以批评古书之误。如引曾以德说批评《礼记》王霸不分。“曾以德曰：《春秋传》昭三年郑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诸侯三岁聘，五岁朝，则此乃霸者令诸侯以事已尔’。《记》以为诸侯之事天子，则误矣。”[3](P471)批评许谦《读四书丛说》“沽”音之误，许谦提出沽有平声、去声两种，分别指向买、卖。《四书纂笺》认为此与《论语》不合。“《丛说》：‘沽去声训卖，若平声则训买。’于此义不相当。”[3](P138)辨通行本断句之误。引金氏说指出“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中“然”有两种断句法，金氏认为“然”应当作为下句开头而非上句之结尾。“金氏曰：俗连‘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于未死之前，期词也；则已死之后，断词也。‘然’字唤起下文，便见尚徳之意。”[3](P185)

九、结语

综上所述，《四书纂笺》具有两个鲜明特点：羽翼朱子而不乏批评，汇聚众说而断以己意。该书所有的考证几乎皆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尤以元人著作为主，体现了集元代《四书集注》考证之大成的特点。虽詹道传极少自出己意，然诸说之选取裁定，则体现了著者的学识与眼力。该书虽以羽翼朱子、疏证朱子为目的，但并未遵守“疏不破注”的原则，而是对《四书集注》作出了多方面的批评，而态度则表现得很委婉。这表明四库馆臣论其讳言《四书集注》舛误的论断实属偏见无稽之谈。以清人汉学的眼光看来，该书考证仍有不够精密之处。尽管如此，该书已充分显示了著者深厚广博的知识，亦充分展示了朱子四书之学对汉唐学术实有着深刻之继承与发展，同时为清代汉学的产生亦埋下了伏笔。故此，《四书纂笺》对于准确掌握《四书集注》、深入理解元代朱子学、切实把握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熹.朱文公文集[M]朱杰人，等.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3]詹道传.四书纂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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