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成人”意识、周代冠礼与人文养成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9-07-18 23:11:38
标签:周代冠礼、成人
杨朝明

作者简介:杨朝明,男,西元1962年生,山东梁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任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政协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山东省委委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八德诠解》等。

“成人”意识、周代冠礼与人文养成

作者:杨朝明

来源:《新礼乐》第一辑,2018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十三日癸丑

          耶稣2019年7月15日

 

中国早期思想家在思考社会之“治”问题时,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从而明道守礼。正如《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如果“好恶无节”,就会出现严重后果。因此,历代都有不少学人思索如何使自然的人完善为一个社会的人,达到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协调统一。而今,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应当重视人文教育。我们认为,人文素质培养应当借鉴中国传统的“成人”教育,认真研究其形式与内涵,以使人文素质教育更加扎实有效。

 

一、孔子儒家论“成人”

 

走近孔子和早期儒家,人们会发现,在弟子向孔子请教问题时,师生间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个概念——“成人”。何谓“成人”?现代使用这一概念,多着眼于人的年龄、体能和智能,从而理解为“成年的人”、“达到完全发育的人”,而较少注意它的道德内涵。其实,在孔子等儒家那里,所谓“成人”,更多的还是指人的道德人格的养成。

 

所谓“成人”,当然首先是一个年龄概念。从这样的角度,人生而幼,不可谓成人。幼而学,学而长,人的学习与成长,应即是社会道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早期儒家强调“人”与“禽兽”的区别,无非是讲人具有社会性,具有道德属性,应与其它动物有本质不同。

 

孔子向往世界的和谐大同,希望达至“至善”之境,这就呼唤人们自觉的道德人格,需要每一个人具有仁德之心,自觉守礼。《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确指出人应发挥善端,导人向善。孔子儒家强调修身,强调人自身的修为。以后学者们重视《大学》,既是为了学者修己治人,更是为了国家化成民俗。

 

孔子常常说到“仁”,在孔子看来,人有仁德是做人的基本前提,是成人的基本要求。懵懵懂懂的孩子是一个自然的人,但还不是“成人”,不是具有社会义务和责任的“人”。人既成“人”,就应当“仁”,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孔子认为:“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人之为人,在于有“仁”心,脱离纯粹的人的自然状态,就像“亲亲”、“事亲”那样自然而然。

 

在孔子那里,“成人”首先必须是“有知识的人”,首先应当对社会有基本的认知。当颜回向孔子请教“成人之行若何”的时候,孔子说:

 

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若此可谓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孔子家语·颜回》)

 

孔子认为,成人应当通达人类本性的原理,通晓各类事物的变化,了解各种物象产生的缘故,洞察风云变幻的根源。但“成人”与“成人之行”又有不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有了知识,具有了成人的素质,然后再施以仁义礼乐教化,这才具备了“成人”的德行。

 

孔子弟子子路也曾请教“成人”的问题,孔子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从这里看,一个人聪明有智、清心寡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具有“知”、“不欲”、“勇”、“艺”等优秀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孔子强调的仍然是“礼乐”,以“文之以礼乐”作为人之“成人”的必要前提。同时认为看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不忘平生诺言,可以谓之“成人”。对不同的弟子,孔子的回答也不一样。子路礼乐不足,勇力有余,但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同样可以具有“成人”的德行。

 

孔子强调礼乐的约束作用,因为这是做人应具有的最起码品质。仅仅具有某种技能,仅仅具有某个方面的素质,就像通常所说“有知识没文化”,解决了“治学”的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做人”的问题。没有礼的约束,往往走向一偏,不仅不能“成人”,而且还往往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反面,所以孔子说: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毫无疑问,恭、慎、勇、直都是优秀的品质,但没有礼的制约,一味地恭、慎、勇、直,会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

 

二、周代的冠礼与“成人”

 

孔子和儒家对“成人”的认识,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最晚自西周开始,中国就有了比较完备的成人礼。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一般说来,士人二十而冠,天子、诸侯、大夫的冠礼则相对较早。女子一般十五许嫁,许嫁则笄;如尚未许嫁,则二十而笄。

 

最晚从西周时代开始,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教育体制。一般而言,人生八岁而入小学,开始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都是基本的知识与技能。等到十五岁时,贵族子弟、民之俊秀,都要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一个人经过十几年的学习,由少年而青年,由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能够承担社会义务的成年人。行冠礼之后,他们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力,开始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责任。因此,冠礼就是对其“成年”的认可,是其正式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标志。

 

礼有“礼仪”与“礼义”的不同层面,有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按照儒家对冠礼的理解,人而成人,就应当对社会伦理或行为准则有较为准确的认同。成人礼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环节,行过成人礼,证明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结婚成家,可以作为成人社会的正式成员。行过冠礼,就应该切切实实地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尽好自己的家庭和社会义务,而不应使言行、思想继续停留在孩提时代。

 

冠礼是人生最基本的礼仪,人成为“人”,不仅能够行礼,还要自觉以礼来约束自身。《礼记·冠义》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人之为人,在于懂得礼义,人在成人之后应当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不应再像顽皮的孩童什么都不管不顾。

 

《礼记·冠义》又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对于一个长大成人的“人”,应当懂得“人义”,即做人的基本要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人年满二十,行过冠礼之后,便应认同这些人伦,从而取得实践“人义”的基本前提。

 

按照规定,古代士人行冠礼后要依次拜见国君、大夫,受拜见的人往往会有一番教导,这对于刚刚成年的人非常有益。比如,《国语·晋语六》就记载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善进善,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也,粪除而已,又何加焉?

 

这是说,刚刚成年的人一定要谨慎戒惧。进入成人阶段贵在开始,开始就要学习美善之道,进而吸收、增加更多的才德和学识,摒弃不善的东西;而如果开始时接触的是邪恶,则会滑向善的反面。善生善,恶生恶,就像草木繁殖,都是一类一类地进行滋生。人行冠礼后,就树立了正确的方向,形成是非判断能力;就像宮室有墙有屋,房屋可以遮挡风雨,只是需要随时清扫,人有正确目标,但也需要继续修为,随时纠正偏失。不过,冠礼所昭示的正确人生路向十分紧要。

 

人要“成人”向善,就应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按照礼的标准行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曰: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

 

“成人”的标志之一,是能够修正自身,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并随时纠正自己的行为。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人只有自觉遵守,才算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才能承担起自己的义务。

 

三、《礼记·学记》的启示

 

周代,人生八岁而入“小学”,开始学习方方面面的知识,但此时学童还处在懵懂状态,他们学习了知识,仅仅知道了“有什么”、“是什么”或者“怎么样”的问题,还不能够真正理解其中的“为什么”,这应该就是“大学”阶段的任务了。十五岁时,贵族子弟、“民之俊秀”在大学学习,从而认识社会人生,学习治国从政,懂得修身做人等,“成人教育”就是在这样的阶段进行的。

 

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即通常所谓《大学》的“三纲领”。《大学》在“三纲领”之后,具体论述了如何修身、如何通过修身而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

 

《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礼记·学记》中有具体阐述。其中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所谓“大学之道”,就是教育由经文入手,培养学生的志向、德行、品质、能力,最终使学生触类旁通、坚强自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培养的人才才能化育人民,移风易俗。这与《大学》所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宋代大儒朱熹认为:人生之初,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但人皆可能为气禀所拘,为人欲所蔽。所以,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首先,人当思革其旧自明其“明德”,进而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努力至于至善之地。就是说,大学教人向善,学人皆要去污迁善,进而影响民众,使人人向善,以达致社会的“至善”。

 

怎样教行迁善?怎样“明明德”?按照古代学制,大学相对小学而言,小学学习各种知识,大学学习做人治世。宋代大儒朱熹认为:《大学》之书,乃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春秋末年,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孔子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子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大学章句序》)

 

周代以来关于“成人”的教育,正是“大学之道”中做人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人”不仅仅是年龄、体能和智能的概念,而是有更为重要的内涵。“成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能够修正自身,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并随时纠正自己的行为。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人只有自觉遵守,才算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才能承担起自己的义务。中国古代畅行的冠礼,目的在于使人到一定年龄时具有“成人”意识,从而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担负社会义务和职责,这才是“成人”的真意所在。

 

从上述可以看出,古代的大学在于究心穷理,为政治国,所以东汉学者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钦定礼记义疏》卷七十三《大学》第四十二,四库全书本)宋代学者朱熹说:“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朱子语类》卷七,四库全书本)用今天的话说,大学之道,乃是为了培养崇高的德性和人格,以便将来治国、平天下。

 

为了实现究心穷理,为政治国的教育功能。我国传统的大学之道还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方法与理论。关于这些,《学记》有具体的论述,例如,其中说到了“教之大伦”,即大学始教应当以具体的礼仪表示尊师重道、发奋立志;还说到了“大学之教”的具体方式、“大学之法”应当注意的具体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足以为今日人文教育之借鉴。

 

《学记》特别强调“时教”,即今之所谓适时而教。其中说:“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又说:“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大学教育主要是修道做人、从政治国的教育,因而在道德教育的规律上把握十分准确。《学记》认为,邪恶的念头发生之前就应当加以教育,防患于未然。应当懂得青少年的身心发育特征,有针对性地做好每一个具体环节。它还十分强调系统性,由易而难,循序渐进,采用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以收到最佳效果。

 

四、“成人礼”与当前人文教育

 

当今社会,青少年的人文素质教育显得十分迫切。青少年处在身心发育的重要时期,正是道德人格养成的关键阶段,也是人生观确立的重要关头。古人将“成人”教育看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对我们是一个极好的借鉴。近些年来,针对当前青少年人文教育的现状,有识之士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有助于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首先,应当继续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

 

孔子之学就是“仁”学,就是为人之学。孔子强调群体意识,以君子标准要求自己,他的人格理想是道德圣人,孔子教导人们如何行事立身,他就是一位不断“学之行之礼约之”的“行动者”。他的教诲,他自身的言行,都值得人们认真借鉴,如果真正如此,将不独有益自身,也有益于国家民族。

 

八十多年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说:“今日社会国家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柳诒徵:《论中国近世之病源》,《学衡》1922年第3期)他从学术的角度,认为现实之病象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精神遗失、孔子之教不行。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应当注重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孙中山先生十分看重教人向善的“大学之道”,认为这些都是我们“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选集》第68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学者们虽然已经对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习而不察、莫名其妙,但毕竟还是常用的“口头禅”。但废除科举与读经之后,人们可能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动荡、探索、研究,人们应该到了走出迷茫,正确认识固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了。

 

第二,应当提高对礼仪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中国有久远而丰厚的礼治传统,在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应当以礼治国。古代中国格外看重礼,如《诗·鄘风·相鼠》说:“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论语·季氏》记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从礼的内涵看,广义的礼可以分为礼俗、礼仪、礼义等不同层面。礼仪作为礼的形式,它表现的是礼的本质意义,即礼义。在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形式不一的成人礼。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也将成人礼作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内容,有的借鉴古代的冠礼、笄礼,为走向成年的男女举行成人仪式,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整理研究孔子儒家关于“成人礼”的相关论述,对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养成及人生观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儒家的“成人”教育注重礼的内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礼的形式上。现代教育家也大都认识到在青少年教育中应更注重做人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具有高级的灵性,更应具有高尚的人性。人进入青年阶段,就应使之理解做人的真谛,紧紧抓住“成人”的关键时期,使他们成为人格健全的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成人”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就像人的道德素养应当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长进一样。年龄长大,未必一定意味着“成人”,有的人缺乏教养,可能永远达不到社会健全人格的要求。孔子的朋友原壤老而无礼,孔子帮助他为他母亲修理棺材,他竟然在棺材上唱起歌来。孔子知道他年幼无礼,长大不学,年老仍毫无作为。因此,对于他的举动,孔子非常气愤,平日温和的孔子严厉起来,竟用拐杖打了他。原壤虽然早已成年,却距离为人之道仍然很远。

 

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大中学生的人文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很显然,人文精神的孕育和提升需要以科学为基础,但科学同样需要人文作为向导。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文,人文精神可以为科学提供动力,为科学开辟原创性源泉。学校里不可缺少科学精神,没有科学精神,就没有学校的灵魂;但校园里、青少年中更必不可少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精神,就好像生活中缺少了阳光,就等于丧失了自我。

 

第三,“成人礼”是适时教育的具体而重要形式

 

“成人礼”仪式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理应在进行认真整理的基础上,使之成为所有孩子走向成人的必经仪式,为此,应当采取具体措施,组织力量,对关乎青少年成长的礼仪教育进行深入研究。在充分酝酿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定,使作为成人仪式的“成人礼”等相关礼仪作为道德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学校中普遍进行。

 

显然,“成人礼”作为成人仪式,不应当孤立进行。它可与其他的相关礼仪如入学礼、成童礼等结合进行,还应当与相关的道德素质教育相结合。正如《礼记·学记》所说“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因时施教必有正式课程,下课休息必有修习的课业。这里强调的是积累、练习,要不停地体味,经常地涵泳。只有这样,才能安心学习,亲近师长,友爱学友,笃信正理。

 

注重青少年“成人”教育,必须特别注重师德教育,这是学生道德教育的基本前提,因为施教者的道德表率及示范作用十分关键,十分重要。传统上,教师不仅要“授业”、“解惑”,更要“传道”,是道德的传承者。所以明朝时就有学者说:“太学之教,道徳以率先之,《诗》《书》《礼》《乐》以涵泳鼓舞之,故大司乐既掌学政,又延有道有徳者教焉,使国子心思向慕既在于道徳。”(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卷七《春官中》,四库全书本)然而,教授不当或者教师的表率作用不够,教育效果就会不佳。《礼记·学记》还说到当时一些现象,对今天是很好的启迪。

 

传统道德教育还应当与爱国主义有机结合。不论孔子还是其他的思想家,对于礼制,都能够灵活掌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时代不同,礼制自然应当不断地“损益”,但其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对青少年人格养成教育的功能不会变化。长期以来,在国人的心目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其实,任何一个自信的民族都是开放的民族,任何有希望的民族也必定是有自己文化立足点的民族。我们所要做好的,应当是沟通古今,架起祖先与后世子孙之间的桥梁,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培育民族精神。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