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董仲舒与中国“文”化——王充“孔子之文在仲舒”说诠说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09-20 12:44:54
标签:中国文化、文、王充、董仲舒
杨朝明

作者简介:杨朝明,男,西元1962年生,山东梁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任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政协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山东省委委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八德诠解》等。

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王充“孔子之文在仲舒”说诠说

作者:杨朝明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廿一日己未

          耶稣2019年9月19日

 

摘要:在对于董仲舒的历史文化地位的评述中,以王充《论衡》所言“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最为确切精妙。孔子推崇以周文王为核心代表的周代文明,留存周代文明命脉,整理周代经典文献,系统阐发了周代的礼乐文明并以此教谕弟子,构筑了儒家的思想文化体系。至于董仲舒,则适应了汉代新的历史环境,将儒家学说通过制度建设、核心价值观构建真正落实于政治与社会实践之中,进而塑造了帝制时代中国政治文明的面貌。王充“文王-孔子-董子”之说,更准确地说明了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董仲舒;王充;文;中国文化

 

在董仲舒与儒家思想研究愈加深入的今天,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视野去审视董仲舒的历史地位,窃以为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超奇》中的话值得注意:“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此言内涵丰富,值得细细品味。这一评价从孔子思想来源说起,涉及以往人们注意不够的周文王,这启示我们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准确把握董仲舒的历史地位。

 

一、王充心目中的董仲舒

 

王充(27-约97年)出生在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去世130年之后,他的《论衡》是他用毕生精力写成。到王充时,汉代学术文化经过了20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王充通晓百家,学识渊博,从而能独抒己见,批古论今。在《论衡》中,王充“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往古与当时的学术思潮、思想学说进行衡评,“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定其是非,攻击虚妄。

 

王充对历史人物、事迹的评价鞭辟入里,与他自身成长经历关系密切。据说,他小时候逛书店,就阅读那里的书籍,后来回到乡里教书。王充善于思考,不死记章句。他擅长辩论,认为庸俗治学往往失去儒家本质。他曾闭门思考,谢绝一切俗礼和仪节,专心研究写作。故所著《论衡》解释万物异同,纠正了当时的不少疑惑。

 

在王充对自己家族渊源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思想中的特立独行之处。在《论衡·自纪篇》中王充记载了个人祖上的“家丑”。当然,王充的本意是为凸显自己出身贫贱,说明“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但也印证了王充“疾虚妄”而禀实直言的人生信条。在那个格外崇尚孝道的年代,他的做法难免会令人误解,如唐代的刘知几就认为不合纲常,说他“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我们今天看,王充不为祖上讳,自抖“家丑”,显现了王充对于前人评价中的笃实、中肯、可信。

 

王充对包括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在内的汉代不少名家都有评价。例如,王充尤其赞赏和推崇桓谭(约前40-32年,字君山),他把桓谭与董仲舒进行比较,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论衡·案书》)他还把孔子称为“素王”,而称桓谭为“素丞相”。就像孔子从来未曾做王一样,桓谭也从来没有做过丞相,可王充认为桓谭可与孔子相配,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类比。在王充看来,桓谭评定世事,讨论疑难,无人能出其右。与桓谭一样,王充反对神学迷信等虚妄之言,所以他的《论衡》才能“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论衡·对作》)。

 

王充反对虚妄,所以称道董仲舒为“孔子之文”的落实者。那时,章句之学炽盛,他反对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很多儒生拘泥于家传,师徒相传,不敢改变,故所知有限。王充认为,既然“六经之作皆有据”,那就说明“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论衡·书解》),既然如此,诸子也各有其长。王充认为“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论衡·书解》),所以他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王充广涉经子,所见亦深,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论衡·别通》)

 

在王充的视野里,董仲舒是一位博学的“鸿儒”。王充把儒学之士分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说:“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论衡·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自然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不离师法,辞说虽多,也不能称博;通人则博览群书,识古通今,但知识丰富,却未必了解世事。如果学而不能用,知道再多也没有益处。王充“贵其能用”,主张文人要能“抒其意指”,反对“信师是古”,文人草章属文,损益博通而能用世。如果在此基础上连缀篇章,成一家之言,那就成为非常理想的鸿儒。王充最贵鸿儒,就在于其为“世之金玉”,他们“超而又超”“奇而又奇”,在王充那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都属于“鸿儒”。

 

在王充心目中,无论董仲舒的治学精神,还是他的道德政治论述,都值得充分肯定。周桂钿先生说,王充《论衡》提到董仲舒62次,大都是正面评价或推崇[1]。例如,他说董仲舒论“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评价他的对策“策既中实,文说美善”“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如此等等。在我们看来,王充对于董仲舒的评价是颇值得玩味的。除此之外,他在《论衡·超奇》中把董仲舒与文王、孔子并提,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王充的这句话也许在当时并非郑重其事的评论,却很能表达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二、“文王之文”与“孔子之文”

 

那么,“文王之文”说的是什么,王充何以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关键是怎样理解这个“文”。

 

孔子周游列国,经历过很多困厄。一次,他和弟子们在匡地被围困数日,《论语·子罕》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这样的困厄中,孔子的担当与使命感充分体现出来。在此,孔子自谓为“后死者”,以传承中华文明、继承文王之道为己任。孔子极力推崇文、武、周公之道,《中庸》说他“宪章文武”,《论语·子张》记子贡曾说孔子学修“文武之道”。孔子一生求道,他以文、武、周公之道的继承者自居。他渴望道的实现,希望社会具有正确的价值与信仰。他在匡地的淡定和从容,正源自他内在的信仰与生命追求,他要传承周文礼乐,继承发扬以周文王为创立者的周文化。孔子说,文王死后,礼乐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上天要消灭这种文化,那就不会让我掌握这种文化了;如果上天不灭亡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正如后来许多文庙“斯文在兹”的匾额所提示的,孔子所说的那个“文”指的是斯文、文化,也可以指文献,指蕴含文武之道的六艺典籍,孔子正是用这些文献传授于弟子。这个“文”,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文章”而已。古代教育有小学、大学之分,朱子《大学章句序》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黄震《黄氏日钞》说:“所谓文者,又礼、乐、射、御、书、数之谓,非言语文字之末。”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引何北山曰:“所谓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显然可见者。盖当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礼乐悉已崩坏,纪纲文章亦皆荡然无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诗书,正礼乐,集群圣之大成,以昭来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谓得与斯文者也。”这个说法更为准确!

 

孔子推崇周文化,还在于周文化本身,在于它继承了夏商以来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成果。《论语·八佾》记载说:“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谓“郁郁”,形容事物盛美、繁多,这里是指富有文采。孔子斯言体现了他对周代文化的整体认识。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文化是损益发展的,周代礼乐文明并非全然新创,而是在夏、商基础上有所借鉴、有所损益发展而成。在对夏商周三代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周文化继承了夏、商的主体结构与基本精神而更加充实灿烂,故而他才对周文化非常向往,明确表示“从周”。

 

“文王之文在孔子”不仅在于孔子对周文化的体认,还在于他对周文化的发扬光大。周文化“郁郁乎文哉”,故孔子之口常常不离“周道”“周训”“文武之政”,他还时常“梦见周公”。孔子信仰周代的文化,希望恢复这样的礼乐之治。他意念坚定,表现在时时处处。例如,途经宋国时,他与弟子们在大树下习礼,“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也记载了孔子的这句话。这样的情形与他在匡地被困正相仿佛。对自己的文化使命,孔子似乎有一种神圣体认和自觉意识。此种近乎宗教般的精神,正是古今中外伟人应对危难、创造伟业的动力与支柱。有人说此不过是“壮胆的话”,则失之浅矣。

 

周文王代表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在孔子那里得到了充分继承与阐发、完善。文武之政、周公礼乐,从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如果对文、武、周公之道进行历史解读,就会发现孔子对周代礼乐文明的系统化。《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武王、周公作为“文王之子”,他们自然要大力发扬文王之道,不忘“文考”遗训。所以,不论“成康之道”,还是“周公之训”,皆“文王之文”也。王充说的“文王之文在孔子”,说的就是孔子对他以前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孔子“宪章文武”,以“斯文在兹”的使命担当,发扬光大周文化,系统阐发周朝礼乐文明,形成了他的博大思想体系。正如“文王之文”得到了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的阐发与弘扬那样,孔子思想也被包括孔子弟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在内的早期儒家进一步发扬光大,“孔子之文”由此更加光彩夺目。

 

三、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孔子儒家的学说是治世的学说,所追求的是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天下和平。儒学绝不仅仅停留在认知的层面,绝不仅仅是空洞的理论,孔子和早期儒家都关注现实。不仅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栖栖惶惶到处奔走,子思、孟子、荀子也与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希望说服当政者行教化、施仁政、兴礼乐。然而,孔子儒家的治世学说真正具体落地而变为现实,却是从董仲舒开始的。

 

从春秋末年的孔子时代开始,社会持续动荡不安。孔子去世到董仲舒出生的整整300年间,可以说一直处在孔子所言的“天下无道”状态。春秋末年,礼坏乐崩;战国时期,征伐不断;秦朝短暂统一,实行暴政,二世而亡;楚汉战争以后,西汉虽然建立,但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对于如何治理天下,汉初君臣都不得不去探索、去思考。他们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仁义不施”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也看到了儒家“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的特点,明白骑在马上可以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的道理。无奈受制于西汉之初的经济状况,只能采取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于是,黄老之学兴盛一时,儒家思想依旧黯然不彰。

 

这种状况,到了董仲舒时发生改变。《汉书·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孔子学说的特点在于经国济世,董仲舒阐发了孔子思想,并且将这一学说具体落实在政治与社会实践中。班固所说“推明孔氏”,正是王充推崇董仲舒的原因所在。

 

孔子一生追寻,希望天下有道。他周游列国,晚年回到鲁国,在迟暮之年根据鲁国的历史作了《春秋》。《春秋》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寄寓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孔子痛心于礼崩乐坏、诸侯恣行、名分淆乱的现实,感叹道:“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他认为“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深切著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与左丘明入周,论史记旧闻,删烦去重,制定书法义例,借史明义,以期救世。这本是王官之事,而孔子以布衣身份代行天子赏罚,为后世垂教立法,所以他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孔子之“文”,从某种意义也可以理解为“道”,是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和谐、和顺之道,其中包含了文、武、周公所聚合起来的三代圣王治世理念,这个“道”又为孔子所接续、所传承、所发扬。另一方面,所谓“文”,也是“事”,即事功,“文”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洞遐思,而是需要落实和践行。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推明孔氏”,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具体“文化”社会。

 

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借史明义,经过董仲舒的切实努力,《春秋》大义又得以明于汉世。《春秋》通过鲁国历史表达孔子的政治理想,董仲舒则推动这种思想在汉代社会现实中具体落实。他在汉代确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构建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及思想传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董仲舒关注社会现实,就像前人指出的,董仲舒的许多做法,如“限民名田塞并兼”“天不重与”以及“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等,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弥合官民对立,“调均”社会资源分配。

 

王充所说“孔子之文在仲舒”,其所指应该就是孔子的治世理论到董仲舒这里成为政治管理的实践,这其实也是孔子当年所孜孜以求者。董仲舒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适应西汉中期的历史需求,与汉武帝这样的政治家合作,努力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然后通过制度建设、核心价值观构建,通过行政系统的中介,把儒家思想落到实处,使先秦儒家孔孟荀的思想在汉代变成现实。所以,李宗桂先生说,这种“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政治合作传统,从源头看,并不起于董仲舒,但真正将其落到实处,并且将其锻铸为后世认可并践行的文化传统的,是董仲舒”[2]。

 

董仲舒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使孔子之道深入人心。如果把董仲舒思想与孔子学说放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中,进行深入研究和细致比较,就会更加有助于对董仲舒思想的认识。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我们对孔子儒学以及董仲舒思想的认识,不应该过于简单化。例如“三纲五常”思想,人们对此讨论虽多,但它毕竟是属于“天地秩序”范畴的纲纪,没想到在帝制时代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异与扭曲。还有被认为董仲舒“政治思想两大武器”的祥瑞说、灾异谴告,其实算不上董仲舒的创造发明,在孔子整理的《尚书》中就有这样类似的事例,如《金縢》篇里的“大雷电以风”、《归禾》篇所谓“异亩同颖”(《史记·鲁周公世家》亦载)都是。其实,祥瑞说、灾异谴告就是《中庸》所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里所说是国家兴亡与社会民情直接相关,假如悖情违理的事情不断出现,难道还不应该引起重视和警觉!

 

董仲舒受到世人称赞,其实是他在“正其谊”“明其道”的社会意识与价值信仰方面的切实努力。他在《贤良对策》的最后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统一国家要有统一的思想意识,古今皆然。董仲舒强调要统一到六艺、孔子之术,这就是后人所概括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上,很多学者都看到了董仲舒的杰出贡献,纷纷对他加以称赞和表彰。《汉书》称董仲舒“为群儒首”“为儒者宗”,王充《论衡·案书》说:“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这与班固的“推明孔氏”相同,而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天地人》则说:“赖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著矣。”这些其实都与“孔子之文在仲舒”的表述一致。

 

对于董仲舒的历史定位,以前学者们多认为:董仲舒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与孔子、朱子并称儒学三大巨擘。依今天看,我们更应当把眼光放大、放宽,从而站在中华文化五千多年创造与发展的广阔视野里,更多关注中华文化形成的漫长过程。如果将中华文化比喻为大树,那么其主干是儒家文化,根脉是孔子之前的“文王之文”,而董仲舒则使儒家思想和现实相结合,才使中华文化的大树有了这样的姿态,伸展出枝条,开结出花果。

 

窃以为,王充所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可以很好地诠释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王充处在东汉时期的中国,他对于孔子儒学形成的历史应该看得更为真切。可以说,孔子继承了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奠定了中国的价值观念基调,董仲舒则通过汉代的社会政治实际进行了有效铺染。与“孔子-董子-朱子”的论说框架相比,似乎“文王-孔子-董子”更能说明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周桂钿.我的学术历程(三):三次定性董学[EB/OL].[2019-06-12].http://m.sohu.com/a/196820453_99916795.

 

[2]李宗桂.董仲舒思想历史作用之我见[J].衡水学院学报,2019(2):10-13.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