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春】中国古典学的主体无疑应该是“经学”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9-12-19 01:55:22
标签:古典研究、经学
李长春

作者简介:李长春,男,西元一九七六年生,甘肃榆中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经学史、比较古典学、政治哲学等,致力于儒学的政治哲学重建。

原标题:重建古典研究的整全视野

作者:李长春

来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丑

          耶稣2019年12月18日

 

“启示与理性”编者按:2012年10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开设“启示与理性”栏目,邀请张志扬教授主持。该栏目每年三期,根据主题分为“中西方古典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两大专题。2019年第1期“中学专题”,“启示与理性”栏目邀请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副教授组稿并撰写了导语。感谢作者授权本公号推送。

 

2019年第1期“启示与理性”栏目目录

李长春(中山大学):《重建古典研究的整全视野》

黄   铭(重庆大学):《略论董仲舒春秋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远近内外”为中心》

谷继明(同济大学):《张惠言<易>学与晚清今文学》

马永康(中山大学):《显微镜、望远镜与康有为的悟道》


中国古典学的主体无疑应该是“经学”。

 

经学之“经”,既是“经典”之“经”(典册),亦是“经常”之“经”(常道)。作为“典册”的“经”,是各种古典学术类型、知识类型和思想类型展开的基础;作为“常道”的“经”,则构成了吾人精神生命的基本样式,它不断地展开为吾人精神世界的历史图景。“史”之原意,本为对于典册的掌管和使用。因而古典史学,自其诞生之日,即与典册(经)密不可分。既为对于典册(经)的掌管,则其用意不惟在保存记载于典册(经)中的史事,更应在守护贯穿于史事之中的常道(“天道”);既为对于典册的使用,则其功能不惟在为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提供借鉴,更应在昭示内在于人事之中并且借助于人事不断展开的天道。即此可见,在古典文明的整体之中,在经史之学的共同起源之处,“经”近“体”而“史”似“用”。

 

实斋以为六经皆史,皆先王政典,后世多有误解。依实斋之意,六经记载三代以上先王政教,就其为先王政教之“实迹”而言,它当然是“史”;然而,三代以上政教合一之“史”乃是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就其高于此后一切历史并为此后一切历史垂范而言,它更是“经”。史迁尝言:“夫学者载藉极博,犹考信于六艺”。[1]可见古人不是依据学者之载藉(史)来判定六艺(经)是否可靠,而是以六艺(经)来裁定学者之载藉(史)是否可“信”。六艺体系的形成,乃是孔子“信而好古”的产物。故晚周秦汉之间,天下言六艺者,皆须“折衷于夫子”。于此可见,作为古学的经史,它可不可“信”,并非实证学术意义上的客观与否,而是天道性命意义上真实与否。

 

中国古学,源自六艺(经),人人皆知;晚周诸子,所习多为六艺(经),则知之者少矣;[2]秦汉一统,学术亦趋于一统,诸子之学或汇入经学,或流入古史(如《左传》、《史记》),于此则言之者众而措意者少。综合以上三点,大概可以看到,中国古学之基本脉络乃是:六艺(经)——诸子——经学/古史。六艺(经)不等于经学,六艺(经)是源头,经学是结果[3];经学不是由六艺(经)直接衍生出来,中间经历了诸子这一重要阶段;经学也不是六艺(经)唯一的结果,经传注疏系统形成的过程,也伴随着古典史学系统的建立。换言之,无论是诸子、经学还是古典史学,都是六艺(经)这棵树上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古典学术中,经、子、史同本同源,事理相通,脉络相联,本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学者时常感叹,现代大学在中国的兴起,分科治学格局在中国的确立,则使得经学在现代学术中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然而,在现代学术中无立足之地的岂止是经学?现代史学要通过重述民族历史而构建民族国家,而古典史学只能讲述“一家一姓”的王朝历史;现代史学要通过描述普通民众的生活而推进自由解放,而古典史学却始终着眼于帝王将相的是非成败;现代史学要通过大胆假设和小心取证来获得“科学”的“历史知识”,而古典史学却只能提供逐层累积的想象和传说。至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虽为古典史学锲而不舍地追问,却完全不属于“现代知识”的范围。于是,古典史学便彻底地沦为“古代史料”,提供给“科学的方法”批判和整理。

 

诸子的境遇似乎要好些,因其具有说理的性质与形式,在现代学术中被理所当然地等同于“哲学”。但是,就诸子全体而言,并非都具有说理的特征;具有说理特征的子书,又不一定都符合现代学术的论证形式。若以是否具有严格的论证来衡定,则对诸子的“哲学”品质可能会做出与古人截然相反的高下区分。以此标准,墨胜于孔,惠高于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日益“严格”和“科学”的哲学“规范”中,诸子的遭遇并不比古典史学更为幸运。

 

现代学术处境下,要真切了解中华古典文明,深入理解这一文明的最高理想,就必须回到孔子六艺(经),回到六艺(经)所代表的精神源头。要真正回到这一源头,就必须借助于一个整全的古典视域。如何重建古典视域?首先当然是重建经学。重建经学迫在眉睫,这已是学界共识。然而,古史、诸子是否需要重建?如果需要,又如何可能?如果可能,又应当以何种恰当的方式推进?这些,都是建设中国的古典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第2121页。

[2]《庄子》之《天下篇》即以诸子皆出六艺;清人章学诚、近人马一浮,皆有类似看法。

[3]张志扬老师曾区分“元典”、“经典”、“经学”:“‘先王政教典章’即是‘元典’,经孔子编修之后旨在‘纲维天下’、‘取法乎上’,于是编修的‘先王政教典章’之‘元典’就成了‘经典’。但,待到秦汉及其后人把孔子编修宗旨:‘犯上作乱以致礼崩乐坏’之‘尊先王’,解读成‘法今王’之‘纲维天下’,于是‘经典’解读成‘经学’。”(张志扬:《开端·元典·经学》,载《海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这一区分无疑极富洞见。本文旨在勾勒古典学术的总体图景,故只强调六艺与经学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