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学富中西一代豪——悼王康君

栏目:纪念追思
发布时间:2020-05-19 00:20:16
标签:王康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儒家法眼》(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等。

学富中西一代豪

——悼王康君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廿七日壬戌

          耶稣2020年5月19日

 


惊悉王康君仙逝,不胜哀悼。

 

对王康不曾识面早相知而有前缘。我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笔会第一人会长是刘宾雁先生,王康曾是刘先生秘书。2013年5月,河南郑州朋友召集“中原论道”雅会,蒋庆、王康两位和我与会,得以相见,大慰平生。

 

三人就中华文化现实政治诸问题作了交流和碰撞。主办方曾根据录音整理出《儒家与当代中国—— “中原论儒”座谈会记录》发表。蒋和王,性格特征、思想倾向和文化根基各不相同。与蒋庆是重逢,与王康是新识。他交游广泛言谈直爽学识渊博,对俄罗斯文学和历史研究精深,对苏俄帝国崩溃原因的分析甚为独到,连容貌和胡须都颇有俄味。但略微出我意料的是,他对俄罗斯、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推崇,仍高于对儒家文化和文明的尊重,如其自己所说,是“偏右派”。

 

王康对红色回潮和红色帝国重现充满忧虑,我认为,局部的风险仍然存在,王康的提醒不无意义,但也毋庸过虑,现时代的国际环境、国内土壤和历史大势已经大异,已不具备极左崛起、文革再现的条件。

 

会议主持者邵老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儒家与各种学说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东海回答是仁本主义三观特别是世界观,与众不同。王康认为这个说法可笑,认为儒家没有世界观,但对这个话题并未展开,转而谈中西文化的区别,认为西方文化阳性,中方则阴性,充满女性的特征。东海不以为然。

 

很遗憾会议没有完成原计划要形成的共识。要取得儒家意义上的文化共识,颇为不易,东海在交谈中提出,以儒经为中华最高经典,圣德为人类最高道德,道统为国家最高指导思想等,王康就不认可。但取得泛共识则不难,如承认儒家经典为伟大经典,儒家圣人为伟大人物,儒家道统为伟大思想等等。

 

郑州雅会结束,我与王康应朋友吴总之邀同游三门峡。与王康一起游玩了参观了召公祠、甘棠苑、虢国博物馆、三门峡大坝和一位农民办的“胡耀邦纪念馆”,进一步讨论、商榷了一些问题。对于我们之间的观点分歧,专门从灵宝过来的儒生格筠有一篇《写史之心》有所记录。略摘一段,可见一斑:

 

“在年龄上,王康先生长东海师十余年。东海师是儒者,王康先生通达中华传统文化,但思想更偏向于西方;东海师同情自由人士,但认为儒家是解决中西问题的根本。王康先生质疑儒者陷于学究,不能与时俱进;东海师认为儒释道、自由民主可取长补短,与时偕宜正是儒家精神;王康先生痛斥道家误国害人,激赏基督教;王康先生自嘲是一个“流浪汉”,东海师认为儒家是天下最大最好的“家”……于是饭桌上、茶几间二人言谈不时碰撞,虽然温和,但显见存异。在动用思想时,王先生抽烟凶猛,藏否间痛快淋漓,东海师则安然小酌,静气听说,平和辩驳。当王康先生谈到,儒家应该学习西方思想,援儒入自由民主时,东海师认为,应是援西(自由民主)入儒。儒家讲究日日新又日新,不会固步自封。”

 

在甘棠苑,王康播放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红色帝国做了比较,指出其国家制度和国家哲学都基本相同或者相似。

 

东海以为,在国家哲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红色帝国相同,都是马主义;德意志第三帝国是民族社会主义,与马主义同中有异:共和国倡导“民族劣根性”,第三帝国鼓吹“民族优越性”。日本帝国信奉中华文化,只是由于民族主义作怪而产生了变异。三种帝国类型,性质大不同,不可混也。

 

王康曾谈到中国存在两种转型的可能性,大意是,中国有一个民主宪政转型的可能性,但同时存在另外一种相反的可能性,他称之为帝国转型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从来都是大帝国的温床,从秦到清都是帝国形态。毛政权也是个现代帝国的形态,甚至当代中国仍然存在帝国形态的基本元素云云。

 

东海以为,帝国形态多种多样,不可一概而论。如有君主制、教主制、僭主制、党主制等等区别,依据的意识形态因之有异。如秦王朝依据法家,斯毛依据马家,尧舜禹夏商周汉唐宋元明清依据儒家。儒家君主制,又有公天下、家天下之分,有封建制、郡县制之别。

 

临别前夕,王康总结说,在对待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态度上,自己为偏右派,蒋庆为极端保守派,东海为中间派。他的自我定位很准确。对中华文化充满温情但偏重西方。与儒家不同,与自由派和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同。也喜欢他对我的定位。中者中正、中道也。然对于道统,我与蒋庆一样以“极端保守”为荣。

 

临别前,王康赠以书法“八风不动定如山”,融儒佛两家精神于一言,深惬我怀。

 

别后不久,我寄赠一副嵌名联给他:历劫更新王道梦,回天依旧老康心。王康回赠:树静风动梦如烟,祛魅复性东海情。

 

后来偶尔电邮联系,知悉王康已离乡去国。去年底闻其病重,电邮联系失败。前不久闻其皈依耶教,并不感到意外。我觉得在王康心目中的文化地位,道家高于儒家,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又高于中华文化,归宗耶教是迟早的事。甚感遗憾,可以理解。在我心目中,王康不是儒者,却是一个优秀的儒家学者,更是一代豪杰,值得我、值得所有有志之士尊重和怀念。谨悼以小诗曰:

 

辟毛破马语如刀,学富中西一代豪。 

精爽归天留我在,临风遥祭痛三号。

 

2020-5-18余东海于南宁

 


附:与王康君之通信(各一封)

 

東海:

 

此次中原得晤,某也有幾點感觸。

 

關於儒家義理,發抉,固守,自為儒者本份;損益,充擴,與時推移,更是儒者使命。先賢往哲所述大義精理,已賅備無遺。吾代所對,與三代孔孟不僅為古今之變,亦成天人之隔。至熊梁唐牟,則不在東西之辯,而陷西西之爭。馬列主義入主中土,雖一甲之短,卻已從政治與精神道德上征服中華。此次征服,非元蒙滿清蠻族武力征服可比,乃意識形態之征服。其中有幾點需明辯:1,歷史演變之劇烈迅猛,不可不察。蘇俄十月革命、兩次世界大戰、蘇美冷戰,國共內戰、1949、1957、1966、1989至于今,中國若干事件對民族精神生命一挫再挫、一損再損宿命式變局;2,科學技術理性對東西方傳統人—神文化系統之全幅傾覆,核戰爭可能性及全球生態環境空前惡化對人類精神之整體異化;3,民族—國家主義撕裂人類,世界無政府主義流行;4,在反對納粹和共產兩大極權主義之斗爭中,西方基督教與人道—自由—民主世界的貢獻居功厥偉,遠在中國之上;5,中國被馬列主義征服,并非西方主流文明責任,中國文化包括儒家思想,難脫干系。

 

港臺儒家,于花果飄零之際,全幅生命返本開新,旨在復興中華文化,遇合西方思想,進行前所未有之對話與綜攝,可稱盡性盡命。

 

大陸儒家,處境由艱危轉寬和,對其使命卻未能明辯,更未能篤行。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大陸儒家,其處境較包括港臺儒家的前輩儒家并非更困厄,其使命更重大,卻沒有交出應有的答卷,其澹泊迥迫不能推諉于外。實在需要自覺自省自我批判。略舉二例以參考。

 

1905、09年,俄國知識界“路標派”兩度自作檢討,對俄國西化派與斯拉夫派60年論爭作深刻反思,對激進思潮在俄國的得勢發出嚴肅警示,對一億俄國人將臨魔化的前景深以為憂。雖未能阻止布爾什維主義,卻在思想世界為俄國預留一份遺產,并在74年腥風血雨浩劫后為俄國保藏一片精神呼吸空間。

 

1960年代,第二屆梵蒂岡公會,沉痛反省基督教近2000年罪錯,承擔基督教對人類苦難與罪惡負有重大責任,強調基督教必須重審其基本教義,必須重新觀注人類歷史命運。

 

大陸儒家在現代中國歷史自行缺席,罔顧億兆生民存在,自我設限自我隔絕,實行“不在場主義”,其孤苦寂寥乃是題中應有之義。

 

無論動機背景如何,中共當局從革命造反無法無天轉向“小康”、“和諧”、“以人為本”,轉向“復興中華”、“中國夢”,民間自發轉向傳統歷史文化,台灣以“中華文化領航者”自任,總是否極泰來的徵兆。當下亟需者二,一為防止中共重新意識形態神圣化,阻擋中國走上紅色大帝國危途(重慶事件絕非“迴光返照”,而有深厚土讓與權力需求),二是推助中國恢復中華,重建共和。儒者有神圣使命存焉。

 

鄭州論儒,本是幾人達成基本共識,值此歷史關頭發表吾人共同主張的天賜良機。令人扼腕,人不齊,心不同,徒然各執一念言不盡意,匆匆來去。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復觀發表《就中國文化敬告世界宣言》,無論存有多少不足缺憾,畢竟山高水長,留下一陽來復信息。

 

此次聚首,徒剩見面之憶。遙比朱、陸“鵝湖之會”,新亞諸子之業,其心胸氣象,何以道里計。

 

非常之士,當邀非常之人,出非常之思,以建非常之業。天道好還,再共勉并進吧。即頌思祺!

 

此信轉與蔣慶兄諸位。

 

                                                 王康拱手    2013,5,8    重慶

 


補充幾句:不瞭解東方的專制愚昧麻木,就不瞭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不瞭解西方的神圣信仰,就不瞭解東方的高明圓滿。21世紀沒有定于一尊的思想,人類還在童年時代,阻止世界毀滅,是儒家當代最高使命,驅逐馬列,回歸孔子,是中國善盡使命的歷史前提。

 

王康先生:

 

河南幸会,大慰平生。未能成就一定共识,虽然遗憾,却也无奈,人不齊心不同,乃机缘未熟也。

 

赞同此说:“當下亟需者二,一為防止中共重新意識形態神圣化,阻擋中國走上紅色大帝國危途,二是推助中國恢復中華,重建共和。儒者有神圣使命存焉。”然也有些异议。

 

中國被馬列主義征服,当然“并非西方主流文明責任”,却与“中國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无干系。恰恰相反,是“中國文化包括儒家思想”被打倒,才让马列主义如入无人之地,直到鸠占鹊巢。对于被缴了械甚至捆住了手脚者,吾不忍指责其不抵抗也。

 

俄國知識界“路標派”的自我檢討,基督教第二屆梵蒂岡公會对近2000年罪錯的沉痛反省,体现了一定的文化和历史责任感,当然值得敬佩。但这种“自覺自省自我批判”是他们应该的,与儒家没有可比性。

 

基督教必須重審其基本教義,儒家经典义理高度正确,不需要重審;基督教對人類苦難與罪惡負有重大責任,儒家文化则缔造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有功无过。历史当然有各种阴暗面,但不是儒家造成的。儒家始终以张载“四为”精神“觀注人類歷史命運”。

 

 “阻止世界毀滅,是儒家當代最高使命,驅逐馬列,回歸孔子,是中國善盡使命的歷史前提。”这句话其实无意中提示了西方文化和文明的重大缺陷。驅逐馬列回歸孔子之后,还要“阻止世界毀滅”,试问:毀滅世界的危险来自何方?

 

叨在相知,冒昧直言,乞谅。一些以后有机会再论,姑且求同存异吧。

 

大函言“此信轉與蔣慶兄諸位”,似未轉。故东海复函亦仅呈先生一人。

 

东海顿首2013-5-8

 

责任编辑:近复